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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书，里面有丰富的道德、智慧、哲学、做人及治国等内容。所有关心社区建设，国家建设的人都应该看《理想国》，把它当必读物。不看《理想国》而对社区建设，国家建设发表意见，要特别慎重，就像没有婚姻生活而给人讲婚后经验一样，有一天你知道了自己的自大与无知会脸红。 关于好国家，苏格拉底说：“当一个国家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体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理想国》197）反之，一个坏国家呢？当身体各部位痛苦的时候，其他部位麻木，甚至快乐。如果我们的手足完了，神经系统麻木了，我们的心还能活多久？我们能健康、快乐的活下去吗？ 关于哲学王的思想。我认为柏拉图把国家建设的希望寄托在“哲学王”身上只是一个比喻。他想说明，只有高尚的心灵才能有高尚的行为，才能建设高尚的国家。“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257）“任何不完善的事物都是不能作为别的实物的标准的”（259）他指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如我们拥有一切而不拥有其善者，这有什么益处呢？”（260）“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进而能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248）柏拉图把哲学看作是受神的感化，是使人达到完善的方法与途径。（251）他写到：“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255）他也指出：“群众对哲学恶感的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无关的地方，相互争吵，充满敌意，并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再没有比这种行为和哲学家不相称的了。”（252）这种无聊的争吵在业主之间，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甚至败坏了所有思考和有意义的争论。可见无知，即缺乏美德的结果。 关于立法与利益，柏拉图指出：“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和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279）对人民来说，“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用通俗的话说，如果人民无力使自己的统治者过善的生活，人民就谈不上把国家管理好。人要想过幸福生活，就必须有过幸福生活需要的那种善和智慧。柏拉图告诫人们：“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入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28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坚持业委会委员不能拿钱，必须是公益的，如果做公益是有报酬的，那么，被收买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政除了理想，不能与利益挂钩。否则，腐败就无法避免。 关于政治制度。柏拉图指出：“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314）他举例说：“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者。”（329）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制度、习俗、专制、贫困是一件事的多方面表现。 柏拉图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评。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民主仍然存有误解。他们不知道当一个群体没有基本的民主训练，没有美德，没有理性和良知而只有金钱和权力时，会造成毁灭性结果。苏格拉底批评道：“我们说过除非天分极高的人，不从小就在一个好的环境里游戏、学习，受到好的教养，是不能成为一个善人的。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333）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在一个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率领着傲慢、放纵、奢侈、无耻行进时，他们赞不绝口，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从欲望中培养出来的人，必然蜕化变质为肆无忌惮的小人。（337） 苏格拉底说：“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340） “而那些服从当局听从指挥的人，被说成是甘心为奴，一文不值，受到辱骂。”我看这些，觉得就是在说我们今天的社区生活。在小区里，谁主张正义，主张服从公约，同样会被骂成“汉奸”，“出卖业主利益的人”。谁主张与物业公司、开发商合作，谁就是拿了黑心钱。有如此心态及素质的人，早在2500年前就证明，他们会使最富裕、民主、强大的帝国毁灭。为此，苏格拉底说：“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342）中国千百年专制的根源就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当人人都想极端自由时，结果就只能是奴役，是专制暴政。在小区里，当人人都想极端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守公约、合同，自私自利，侵占公共利益时，结果就只能使大家生活在垃圾里。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善与恶。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象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426） “正义本身就是最有益于灵魂自身的。为人应当正义，无论他有没有古格斯的戒指，以及哈德斯的隐身帽。”（415） 去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吧，你必有所获！ （以上引文页码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最近又开始看《理想国》，当初看不下去，就是因为总是想拿拖鞋去抽苏格拉底，如果柏拉图笔下的就是真实的苏格拉底的话。这次也是一样，假如一个不讲道理的诡辩者总是在你跟前胡扯的话，很少人能够避免这样的冲动。更加让人生气的是，柏拉图给苏格拉底安排的对手总是那么的孱弱，被苏格拉底东绕西绕的头昏脑胀，毫无还手之力。 是的，柏拉图借所有人的口阐述着他的观点，然而那些论述并没有什么力量，反而大大折杀了苏格拉底曾经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从一个伟大而睿智的哲学家，一个穷尽毕生追求智慧的先贤，变成一个骄傲而狡猾的诡辩者。他的那些论断，连我这种外行都看得出来，缺乏严谨的推理，而充斥着大量的偷换概念，混淆是非。 举书中第一段辩论为例： 苏：那么什么时候合伙用钱，正义的人才是一个较好的伙伴呢？ 玻：当你要妥善地保管钱的时候。 苏：这意思就是说，当你不用钱，而要储存钱的时候吗？ 玻：是的。 苏：这岂不是说，当金钱没用的时候，才是正义有用的时候吗？ 玻：好象是这么回事。 苏：当你保管修枝刀的时候，正义于公于私都是有用的；但是当你用刀来整枝的时候，花匠的技术就更有用了。 玻：看来是这样。 苏：你也会说，当你保管盾和琴的时候，正义是有用的，但是利用它们的时候，军人和琴师的技术就更有用了。 玻：当然。 苏：这么说，所有的事物统统都是这样的吗？——它们有用，正义就无用，它们无用，正义就有用了？ 玻：好象是这样的。 苏：老兄啊！如果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显然，这里他就把“东西无用的时候”变成“无用的东西”。倘若无用，干嘛还要保管。而且所谓无用，并不是他们缺乏使用价值，而是并未使用而已。 我坚持看了前三章，这样的论战比比皆是，我确实比较难忍受这种的推理，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紧接着上面一段话的。 苏：打架的时候，无论是动拳头，还是使家伙，是不是最善于攻击的人也最善于防守？ 玻：当然。 苏：是不是善于预防或避免疾病的人，也就是善于造成疾病的人？ 玻：我想是这样的。 苏：是不是一个善于防守阵地的人，也就是善于偷袭敌人的人——不管敌人计划和布置得多么巧妙？ 玻：当然。 苏：是不是一样东西的好看守，也就是这样东西的高明的小偷？ 玻：看来好象是的。 苏：那么，一个正义的人，既善于管钱，也就善于偷钱啰？ 玻：按理说，是这么回事。 苏：那么正义的人，到头来竟是一个小偷！ 首先，善于做一件事，未必就善于做一件事的反面，就像好前锋通常都不是好的守门员。不过这条姑且不论，按照他前一段的论点，正义的人并不能叫做善于管钱，正义并不代表管钱技术高超，而恰恰代表他最不可能偷钱。最重要的是，天哪，善于偷钱就一定会偷钱吗，就是个小偷吗。同体弱的人相比，强壮的人自然更加善于用暴力，难道强壮的人就是坏蛋吗。如果这种搞笑的观点成立，天底下银行里的人都是小偷了，因为他们比我们偷钱方便的多啊。那医生呢，他们是“善于预防或避免疾病的人”，“也就是善于造成疾病的人”，现在我只想问，你还敢去医院吗。 没看完全篇就开始写读后感，开始评头论足，我知道确实有些不妥。不过倘若除去整本书的主旨不谈，而只说其中辩论的逻辑，我想，应该是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 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也是很有名的，他不断地向对手发问，在他的引诱之下，渐渐的对手就会得出跟自己之前结论相矛盾的观点。但有句话叫做：真理是朴素的，而未必是雄辩的。“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更何况，倘若找个厉害的对手，譬如罗素、维特根斯坦来，我相信获胜的会是后者。 或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书中的苏格拉底谦虚到谦卑的程度了，一边不断地恭维他对手，贬低自己一无所知，一边把别人说的哑口无言。更出位的是他把人驳倒之后，还继续称赞别人高明，感谢别人呢，看得我极其不爽。我是不相信世上会有圣人的，可是这种作风如果不是圣人，那对于我来说，就只有认为他是狂妄而虚伪的人了。 我是期望柏拉图丑化了他的老师的，因为我Google来的绝大部分对苏格拉底的评价都是相当好的，尤其是在对于他论证的严密性，他身为哲学家的品行和哲学精神。但是据说苏格拉底并无著作流传，了解他的主要资料之一就是这部《理想国》，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我脑子有病。 好在我Google到一篇支持我观点的文章，摘录一点下来：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和色拉叙马霍斯讨论“正义”时，后者愤激地称他为“诡辩家”。从苏格拉底的表现看，不应该认为他有什么冤枉的。他七绕八绕，看起来把别人搞定了，其实有许多环节是以滥用概念、混淆范畴来取胜的。在现在看来当然让人摇头，但毕竟是在“前休谟”的哲学时期，情有可原。”（石勇《看芝诺们怎么玩？》） 可能是我太较真了，毕竟是那么久远的古人，情有可原四个字自然担当得起。把我放到那种时代，很大可能连个屁都不是，一定是比书中苏格拉底的对手还要傻很多。 然而看了点书，有些想法，总是不吐不快。虽然可能暴露自己的无知和荒谬，但我可是贵在诚实啊，哈哈。 说实话，现在的态度有点不太好，满脑子充满了给苏格拉底挑刺的念头，这样恐怕难以有什么收获。就借这篇文章发泄一下，然后看完整篇，再来说下感受吧。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论 一、柏拉图正义论概述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正义的哲学家。可以说他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该书自始至终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正义论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柏拉图认为，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理性即智慧和知识，当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时，后两者则表现为勇敢和节制。可见，智慧、勇敢和节制都是人的美德。在国家生活中，各人从事的工作取决于各自的德性具有智慧品性的人由金铸成，是国家的统治者具有勇气品性的人由银铸成，将成为保护国家的军人和武士欲望则为广大自由民所共有，它由铜和铁铸成。每个人的天性在出生时又由神铸定，它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可任意更改的。 柏拉图把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的三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治国者靠智慧把国家治理好，卫国者凭勇敢保卫好疆土，劳动者以节制搞好生产，从而使国家处于安全稳定之中；柏拉图强调，每个人只能从事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各行其是，各司其职，不得任意改变。正义就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中，每个阶级的成员都专心致力于本阶级的工作，且不应干涉其他阶级的成员所干的工作。即正义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因此，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使每个人都在最适合自己能力的岗位上工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这就是社会的最大正义。而个人的正义就是人心中的三个部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理智以智慧统帅心灵，意志以勇敢保护心灵，欲望以节制为心灵的正常活动提供生理基础，三部分协调配合，使心灵处于和谐安宁之中。 二、柏拉图正义论之批判 1．柏拉图的正义论与极权主义。 柏拉图的正义论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其中所蕴涵的极权主义思想，首先是城邦的政治权力为统治者和护卫者所垄断，虽然少数才智卓越的工匠等级的人也可能上升到统治阶层，但是如果你只是工匠身份的话，那么你是没有资格参加政治活动的，你只有服从命令的义务，这和现代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章中提到过高贵的谎言，即让城邦的人们相信这样的传说，统治者身上天生搀有黄金，护卫者是白银，而农民工匠是铜铁。后世的学者由此认为理想国中的行的是愚民政策。比如波普尔就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猛烈轰击柏拉图的学说，认为柏拉图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祖师爷。 波普尔发现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他在柏拉图的正义论中发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其要点是：一、严格的阶级区分，统治者是牧人，被统治者是畜群，二者必须严格区分；二、国家的命运就是统治阶级的命运，统治阶级的独特利益，就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三、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垄断权；四、思想检查制度，以持续的宣传造就和统一思想；五、国家要自给自足，即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或垄断经济。由此认为柏拉图是极权主义的重要起源。 柏拉图正义论的极权主义思想因素，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现代比较重要的极权主义的观念，都直接得到黑格尔的传承。以至于在20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以自由为目的，却给人类带来奴役后果的极权主义这一巨型利维坦。 当然，我们说柏拉图是极权主义主张者，并不是说柏拉图的政治设计倘若运用于实际必然导致极权主义，这还需要外在条件，而是说柏拉图的正义论实际在为极权主义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提供了一个思维基础。 2．柏拉图的正义论与整体主义 在柏拉图的正义论中，他把城邦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它比喻为人的身体，比如农民工匠的能力相当于食欲或者营养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腹部；护卫者的能力是长于行政或者富于勇气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胸腔；统治者的能力则是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存于头脑之中。柏拉图还将城邦和人的灵魂做比较，统治者相当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护卫者相当于激情部分，而农民工匠则相当于欲望部分，理性统治着激情和欲望，并且激情还起到帮助理性统治的作用，灵魂的三部分各司其职，这样的灵魂才是和谐而正义的。同样，在一个理想的城邦中，统治者代表着智慧，护卫者代表着勇敢，统治者和护卫者这些优秀的人物统治着的其它下等人则代表着节制。这样的城邦中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起各的作用，这样的城邦可谓正义。由此，这个城邦就具有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品质，因此也就是一个善的城邦。 后世学者常常严厉抨击柏拉图正义论中整体主义观点，认为其正义论会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对人性的压抑，这将会直接导致国家机器干涉、损害到个人的权利。集体中多数人只有听从，服从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领袖周围，个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柏拉图说：“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是为了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这是一种强势的政治逻辑,它们在历史上屡屡以一种假定的、绝对正确的正义,对抗真正的、宪政的、法律限度内的正义。正如波普儿所说：“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3．柏拉图的正义论的论证逻辑 《理想国》是从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开始讨论的，即探讨正义的定义。首先驳斥了关于正义的几个错误定义，如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强者的立义，可正义的定义仍然不得而知。柏拉图随即改变了考查的方法，将自己的视线放到了城邦，希望能够在城邦中找到一个较大的正义，然后再考查个人身上较小的正义，由此看清楚真正的正义。为了这个目的，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在此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正义的概念是普适的，对于城邦和人是一样的。对于古典政治哲学家来说这样的前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成立，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普遍的理念。 整个逻辑思维过程看似周全合理，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1）它使正义论固定化、永恒化。因此，这种正义论往往沦为对现存制度进行顽强辩护的思想工具；（2）这种正义论的前提纯属人为的抽象设定，尽管“正确”得无以附加，但它不能解决抽象前提与实际社会的矛盾。这使得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任意的主观臆断的学说。正如凯尔森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中说到虽然对于正义的期望是人们永恒的对于幸福的期望，但是，为每个人都提供幸福的合乎正义的秩序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秩序所能保证的幸福只能是集体意义上的幸福，即作为社会权威的立法者承认对某些需要的满足是值得加以满足的那些需要，例如吃、穿、住的需要”。但是，人类哪些需要是值得加以满足的？特别是它们的安排如何？这些问题都无法用理性认识的方法来加以回答。它们只能取决于情感因素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是主观的，从而只是相对的，它因人而异。“既然人类分成许多民族、阶级、宗教、职业等等，彼此往往发生分歧，所以也就有着许多很不同的正义论念，多到使人甚至不能简单地讲正义的地步。” 追寻正义——《理想国》的主题 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该著探讨的主题，直至今天仍然吸引着人类最优秀思想家们不倦地思考。 公元前5世纪始，一个被称为智者们的活跃的学者群体出现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智者们探索天地，思考人生，问难政治，向世间的一切伸出思维的触角。关于正义的问题，也由此发端。 在《理想国》中，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智者们对正义提出了多种解释。克法洛斯认为，正义就是讲真话，欠债还钱；玻勒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帮助朋友，损害敌人；色拉叙马霍斯认为，人们都是把守法当作正义，但法律是每一国家的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都是强者，他们制定的都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法律，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另一智者格劳孔对正义作另一解释：人们在相互损害中对从这种损害中的获利与受害相比较，发现害大于利，于是相互协议、制定法律，放弃相互损害；由于人们把守法践约叫作正义的，所以，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正义就是源于人们的契约或协议。柏拉图借助于苏格拉底之口，对上述正义观念加以反驳。反驳并不太有力，但柏拉图在陈述自己的正义理想或主张时，却非常精彩。 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古希腊讨论正义，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由在分工的基础上、各具技艺的各种工匠、农民、商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城邦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同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城邦保卫者。城邦保卫者包括统治者和辅助者。三种人的分工如下，城邦统治者，因具有知识，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事务进行谋划安排；城邦护卫者是统治者的辅助者，他们是被选拔出来的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工匠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农夫种地，商人贸易。 在柏拉图看来，要通过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对城邦护卫者加以教育、培养。这些制度包括：进行各种诱惑性考察，选拔那些注重公益、经得住考验、无懈可击者担任护卫者；护卫者专职化，专门从事军事训练和战斗，不得学习其它工艺；以良好的音乐来陶冶护卫者的精神；以严格的体育来锻炼护卫者的身体；护卫者的生活方式必须是公有制，不得有自己个人的房屋、土地、金钱，也不得有个体的家庭；妇女、子女一律公有。 在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三种人被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至于品性混杂。由此，按照三种人各自的品性，各自从事适宜于其从事的职业。当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统治者以自己的智慧统治城邦、辅助者以自己的勇敢保卫城邦、工匠商人农民等节制欲望、接受哲学家的智慧统治———而互不干扰时，城邦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在推导出城邦正义之后，进而论述个人正义。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个人的灵魂中也具有和城邦的构成成份相似的三个组成部分：用以思考和推理的理性；使人发怒的激情；使人感受到爱、饿、渴的欲望。柏拉图认为，理智体现出智慧，类似于城邦的统治者，是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而谋划的，所以它在个人灵魂中应该起领导作用。激情类似于城邦中的辅助者，辅助、协助理智的领导。欲望的满足会使人感到快乐，但欲望过大过强会使人变得邪恶，因此，必须由理性和激情结成盟友去领导欲望，使欲望受到节制。通过教养、教育，通过训练，人们的理智和激情就能够起到领导作用。个人正义就在于，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着，被领导的被领导着。具备个人正义的人，或正义的人，不会监守自盗，不会渎神、偷窃、不会出卖朋友，出卖祖国，不会违反誓言或协约，不会犯其它种种别人可能犯的罪恶。 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在该著中，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为了说明个人正义，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但，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 围绕着国家正义的制度设计，柏拉图在人类史上首倡公有制。这种关于公有制的论述，不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描述，而是在人类文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对一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公有制原型的理论概括，是经过理论加工的公有制。这种关于公有制的理想，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启示和先导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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