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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为了支持某个政策，有些科学家会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筛选“符合需要”的数据，所以那些结论是不可信的，这类有点阴谋论的说法。 “因为是《自然》杂志办的，”一位特意从武汉赶到上海参会的年轻学者这样向我解释他的参会理由——尽管海报上列的是三家主办方，第一位是上海科协，第二位是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作为麦克米伦的子公司，《自然》只能列在后面。 我问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的大中国区经理刘珺女士，“是不是中国的名刊崇拜特别严重？” 她笑了，“名刊崇拜，全球都有吧，中国，大概是发展阶段问题”——自145年前成立起，《自然》便是麦克米伦旗下的科学期刊。目前，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拥有包括《自然》在内的一系列知名科学期刊，以及读者更偏向大众的《科学美国人》杂志。 会场设在法式老洋房的宴会厅，台下多是年轻面孔：年轻的科研管理者、年轻的科学家，以及媒体记者，他们同样年轻。会议的内容有对各种科研评估方法框架的介绍和剖析，也有讨论“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在《自然》的语言体系中，这个容纳至少200人的报告厅中的大会是一场symposium（研讨会）。 参会嘉宾之一的川合真纪博士在会后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感慨，“报告中我听说中国的科研投入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但在日本，我们的科研经费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当时记者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今年又拿到了诺奖，中国何时能获奖？ 在《自然》杂志的上海办公室，我们采访了其主编菲利普·坎贝尔。1980年代，获得大气物理博士学位后，坎贝尔认为自己“享受科学研究，更懂得欣赏科学工作”，他投简历给《自然》杂志，进入编辑部成为物理编辑，也为杂志的新闻版写些稿件。 “你知道，当时的主编是麦道克斯”——《自然》杂志前主编麦道克斯（John Maddox）被认为是当代科学新闻的奠基者。前几年麦道克斯去世时，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都在缅怀这位前辈。80年代中后期，坎贝尔去刚创刊的《物理世界》杂志社担任主编。90年代中期，麦道克斯卸任后，他回到《自然》杂志，成为这本杂志创刊一百多年来的第七任主编。 科技政策很重要 人物周刊：对于一本顶级科学杂志来说，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一本顶级科学杂志的主编呢？ 坎贝尔：我觉得，科学期刊和期刊主编的特性，是发现新鲜事物。在科学期刊中，我们致力于出版最有趣的新研究，就像作为新闻机构，你们希望发现新闻。作为一个科学期刊的主编，我和我的同事们跟科学家、科技政策的制定者聊天，出版关于科学，以及科学周边的新鲜事情，有新的科学发现，也有科技政策方面的新话题。 人物周刊：在中国，人们常常把一本科学期刊看作是“技术手册”，这里有最新的发现、发明，但只有技术细节，但在《自然》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也会有很多关于科技政策的社论，你们像关心科学发现一样关心科技政策，这是为什么？另外，当《自然》批评一些政策时，相关的执政者是什么态度？ 坎贝尔：科技政策很重要，它帮助科学找到未来的方向，当然，当新的发现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本身是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的，但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白这一点，并作出决定，如何资助、支持科学，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科学来造福社会。我们相信，当科学家读《自然》时，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杂志中的技术细节，还有其中的人物。他们还想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所以，我们政策版面的编辑会帮助他们了解相关的政策环境。当然，有时社论会对科学及科学家比较尖锐，但那绝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关于科学界需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让公众更好地明白科学家的工作 政治家并不抵触这种批评。《自然》的内容摘要会发送到一些政治中心，比如美国国会，供国会议员们阅读，在英国也是这样。事实上，很多政府要员都有科学顾问，每周都读《自然》杂志，据此对政界人士及政策制定者施以影响。 坎贝尔：我觉得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差别，坎贝尔，你不妨解释一下。 刘珺：是的，这一点很重要。科学家总是努力去发现这个世界运转的新规律。如果是天文学这类的学科，每个人都会感兴趣，并为之提供更多的支持，然而，如果是关于这张桌子的物理学研究，就很难让人兴奋起来。这是有关物质属性的基础研究，但也有应用性，因为新材料在不断涌现。很多新应用都出自科学家探索世界运行规律的思考，很多科学家并不理会应用这回事儿，但这没关系，因为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会带来实际应用。 人物周刊：人们总是在比较《自然》和《科学》两本杂志，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是，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更严肃一点，而《自然》上的研究故事讲得更生动一些，是不是这样？两本刊物在文章的选择标准上有什么不同？ 坎贝尔：在科学方面，我们（《自然》和《科学》）都在努力发表最新和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所以，我不认为两者在选文标准上有任何不同。但我能说的是，《自然》总是比《科学》拥有更高的引用率，这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你谈到《科学》的文章通常会比《自然》的文章显得更严肃一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我认为《自然》更倾向于有独立见解，而《科学》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本期刊，其主编总是由在职科学家担任，我想，这可能是如你所说的更严肃传统和不那么具有批判性的一个原因，而《自然》则倾向于激发人们的讨论。 重要的是科学，而非期刊 人物周刊：昨天有位提问者提到了科学家的污名化问题。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为了支持某个政策，有些科学家会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筛选“符合需要”的数据，所以那些结论是不可信的，这类有点阴谋论的说法，在环境问题中尤为明显，比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你对此有何看法？ 坎贝尔：对中国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无法评论中国人对科学家的看法。不过，在英国也有气候学家曾遭受“阴谋论”的指责，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解决办法是科学家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接触。他们采取的方式各种各样，如社交媒体。一些气象学家变得非常活跃，好多年来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向公众解释气候科学。他们还直接与媒体沟通。在英国，我们有科学传媒中心，会举办媒体发布会并促进媒体专业人士和科学家的接触沟通，探讨像干细胞、气候研究等热点问题。这对媒体完全开放，媒体可以提出各种问题，由科学家来回答和解释。我认为这很有作用，虽然无法完全杜绝“阴谋论”的指责，因为有些人反对气候变化的理论，这就好似政治游说一样，他们会不断提出指责——但很重要的是，科学家要大声说出真相，从科学角度进行说明和解释。 人物周刊：但在中国，很多科学家，尤其那些工作在比较复杂、甚至有争议的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并不喜欢向公众说明他们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觉得这种沟通不会给工作带来任何益处，反倒容易遭到误解、误读，你怎么看这一点？ 坎贝尔：我觉得，科学家要不断地用自己的语言向公众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只要坚持下去，他们传递的信息，就会被更多的人逐渐地接受。但也会有错误报道或曲解，有时是出于误读，有时是故意的。这需要科学家拿出一些勇气来。这也意味着，这些科学家所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也要支持这种沟通，并发出自己的信息。没有别的替代办法，只有坚持不懈地沟通。 人物周刊：去年这个时候，当时的诺奖得主Randy Schekman撰文说，那些顶级的科学杂志——“《科学》、《自然》、《细胞》正在损害着科学。”他表示，那些委员会在判断是否进行拨款或者提供职位时，应该“不是依据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而是依据论文的质量”。“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科学的质量，而非期刊的品牌。”对于这位批评者的指责，你能回应一下吗？ 坎贝尔：你引用了Schekman博士一句很特别的话。我赞成这个说法，他所说的很重要。我也曾多次说过：不错，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也许非常重要，但仅凭文章发表在《自然》上这件事，还不足以用来评判科学家。要评判一个科学家，你需要详细去了解其科研，这是惟一的方法。你不应该认为，如果谁在《自然》上发表了文章，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不应该这么去思考。我想这是他所要说的，我对此表示赞同。 人物周刊：那重要的是委员会，而非科学期刊？ 坎贝尔：重要的是科学。 刘珺：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因果关系，学术期刊的品牌是基于它所出版的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论文的质量有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即引用量，表示这篇论文对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有没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希望让整个科学界能意识到，科学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以及发表的数量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是惟一的、单纯的衡量指数。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责任和义务去跟大家探讨和沟通这个问题。评估体系要有全面性，如果过于单一的话，将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中国，一篇发表于《细胞》《自然》《科学》杂志（我们简称这三份期刊为CNS）上的文章可以为作者带来高额的奖金，但我看到《卫报》的评论曾把这种奖金称作“贿赂”。我没想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指责，看上去，奖金是对科学家的杰出工作进行的合理奖励，不是吗？这样的批评是因为“奖金”本身不应该，还是奖金应颁给科学价值而非发表期刊的“品牌”？ 坎贝尔：过去，这类奖金是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对外投稿，他们可投稿给国内的期刊，我想在鼓励他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方面，这种奖金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然而，这里有个问题，原因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期刊上，而非科研上，那你就错误领会了科学的含义。我不介意给好的科学家发奖金，但我担忧的是，你只看他们论文发表在哪个期刊上。我们要看其科研，而非期刊，并据其科研给予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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