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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辍学到非洲“淘金”

 慈溪全媒体 2015-01-10

当一些人不断在国内寻找商机时,另一些人却将视野投向了遥远的非洲。与许多90后不同,李义森在2011年毅然选择离开学校,去加纳做批发中国山寨手机的生意,成为活跃在许多人印象中还落后的那片大陆的一个缩影。


□早报记者许彬彬


加纳货币贬值生意难做


被抓入狱成回国导火线


2013年初冬时节,刚下飞机的李义森穿起一件大衣,行走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一号航站楼。气温并不高,但他心里却倏地涌出股股暖流。站在海关等待过境时,他深吸了一股气,他意识到他回来了,而过去两年在加纳的生活如梦一场。


几个月前,李义森被加纳警察以整顿为名逮捕,进了两天监狱,房间里的手机库存也一并被没收。从2013年年初,李义森就发觉很多事情并不顺利。加纳货币赛地不断贬值,他批发的中国山寨手机利润空间被削薄,与此同时又被黑人商人拖欠钱款,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在异国经商的人来说,汇率问题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在加纳,我们不能通过人民币直接兑换赛地,只能用美元作为中间币进行交易。我们从深圳拿的手机价位基本在15美元到40美元,而每部手机卖出时是用赛地结算,在2012年中到2013年中,赛地对美元汇率降了20%,而山寨手机竞争激烈,一直打的是价格战,没能涨价,每部手机的利润有时不到1美元。”


而在被抓前的一个多月里,李义森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那时的加纳对于许多华人而言,是个危险的地方。“因为中国人的非法采金等行为,加纳民族主义情绪骤然上升,民众有点排华。那几天,其实我都没敢出去,但警察还是来家里检查了,那次被没收的手机也造成了近十万元损失。”


危机的到来,让李义森神经再次绷紧。那个被关在加纳监狱的深夜里,离家的孤寂,生意的挫败,生活的不顺让李义森陷入巨大的绝望中。“突然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控制内,原本来的时候我设定的目标是渐渐做大市场,以后看看能不能代理或发展品牌手机。但如今我们的市场不断被挤压,连立足之地都没了。”


这次监狱经历成了压倒李义森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尚且年轻的他选择放弃苦心经营的两年生意。“我那时呆呆地坐在狱里,等着外面的朋友来保我出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出去后,我要结束这一切回家。我父母都不赞成我去非洲,说我的决定很草率。我妈也常念叨让我赶快回家,说再多钱都不如安全和健康重要。”


大学时无心学习只想创业辍学与合伙人到非洲卖手机


在李义森看来,他选择去非洲并不是冲动的决定。2010年,高考结束后,他已有了不再读书的打算。学习于他如嚼鸡肋,反之,父辈们白手起家的故事让他热血沸腾。“我那时就想早点到社会上,靠自己闯出一番事业,作为90后,我并不认为自己吃不了苦。”


不过,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特别是李义森父亲。父亲提出让他报考大学,认为90后与60后所处的时代背景已完全不同,如今仅靠吃苦和冲劲,没有文凭,不管是创业或是就业都会比别人艰辛。而李义森对于出社会后的计划也不明确,就在众人劝说下,报考了厦门的一所大学。


上大学一年后,正当他迷茫时,一位在深圳做手机批发的同村人来找他合作,看中的是他不错的英语口语能力。“他想要开拓非洲加纳的市场,我负责加纳市场,而他在国内负责找供应商进货和发货,因为他觉得我能讲英语和黑人沟通,能力也不错,却没邀我入股。”李说。


那时的李义森,对于非洲的印象同一般人并无区别,认为那是片贫瘠落后的大陆。在做出答复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这个决定对于他人生可能带来的影响。他再次向父亲表达自己不愿继续就学的想法,但父亲依旧不支持。“我爸说要做什么,也得拿到文凭再说”,面对家人的不解,这次他很坚持,“读了一年大学,我更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早点接触社会,可以多学习一点”。


除此之外,李义森更多的担忧在于这个项目是否可行。他上网搜查了许多关于非洲和加纳的资料,发现非洲大陆有致富的可能性。“那里的市场没有饱和,也没被其他外国投资者注意,所以有很多获利的机会。加纳虽然落后,但意味着市场管制较少,比较容易进入。而购买力低下,使得中国低廉的山寨手机对加纳老百姓也更具吸引力。”


毫无经验的他,怕自己经营不好这个项目,便先去深圳和香港的手机批发市场,在店铺里学习了几个月。如何控制收支,如何观察市场的变化,如何与前来批发的零售商谈判等,他一项项慢慢上手了。


一踏进非洲就被官员索贿因朋友缘故卖掉第一批手机


李义森第一次踏入加纳的土地是在2011年底,那天的记忆仍历历在目。“虽然来之前给自己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第一天还是遭遇了不少困难,心里很没底。”过海关时,他的证件遭到了官员的扣押。他试图沟通,可一向不错的英语也没能帮上忙,那个官员的英语口音略重,他不能明白,一下子就慌了。


这时同架飞机的中国人告诉他,这个官员可能是打算勒索他。因此他给了官员20美元,才得以顺利过关。在之后的两年,他对这个国家的腐败已渐渐习惯。“在机场会遭受移民局和海关官员索贿。每次我开车去首都阿克拉的手机市场,都会在一座桥上被加纳警察拦车索贿。即使我们合法,警察也要向我们拿几块钱,同时也会来店里检查,而我一般也会直接给钱私了。”


但来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和对于开始新事业的兴奋感都冲淡了他的退却。事先合伙人帮他联系到在加纳的中国商人,在这几位商人的帮助下,他租了一套在自由港口特马临海的两层小平房,一层用来开手机销售店铺,二层则为生活起居所用。“很多货品都在特马装卸,而且生活成本不像首都那么高,离首都很近,开车就几十分钟路程。”


接待他的中国人带他开车去考察首都阿克拉专门的手机市场。他发现那里已经形成一个中国手机市场,基本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手机。同时也了解到加纳青年手机需求大,因为质量问题,更换频率也很高。


另外,市场里的手机基本集中在20美元至40美元,几年前电视里所宣传的待机长、声音大的山寨手机特别有市场。“他们可以不用品牌,不用包装,就只要价格低。那时iphone4在全球掀起一股热潮,而山寨的iphone4在非洲则非常受欢迎,一部则只要二十几美元。”


看起来,他们选择的山寨手机市场非常大。下一次他带着几部手机去市场时,因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黑人手机零售商,这个黑人预定了他第一批手机的一半。“第一次物流运来的手机也有两三万元,一下就赚了一千多元,很兴奋。”


接下去的两个月中,他雇佣一个黑人顾店,并频繁跑手机市场,把数据反馈给国内的合作人以便让他进货,也固定有了几个销售商合作。一切慢慢驶上正常轨道,到2012年年中,这个店铺有好几个月净赚了七八千美金,于是他便用这段时间的工资入了股。那时李义森抱有的期望很简单,争取多找些客户。


与此同时,他常跑到楼顶上看潮起潮落,下午时分则去观看附近黑人的足球比赛。他也习惯了加纳当地人的口音,饮食也没什么不适应。“那边的蔬菜比较少,但在大西洋西岸,海鲜新鲜且便宜。我每个月都吃大龙虾和海蟹。”


竞争加剧利润被压缩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不过,平静的海面下隐藏着暗涌。不管生意或生活上,许多矛盾早已萌芽。


从2012年开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阿克拉的手机市场正在迅速扩张,许多中国人和黑人都涌入这个领域,市场达到饱和。“市场大不意味着好做,有更多黑人会来中国广州这边进货,同时中国人不断跑去加纳,竞争越发激烈。山寨机批发商们只能打价格战,再加上赛地贬值,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因为竞争的加剧,李义森不得已让部分黑人零售商赊账拿货。“我们从深圳进货有时是年底结算,而在这里,黑人效仿了国内的习惯,也要过后结算。为了不失去客源,我们只能同意,但风险又加大了许多,每个月底都在上门催款。到我回来后,仍有好几万元的款没还上。”


此时,李义森的山寨功能机也不再那么受欢迎了,一些本土和外来的低端智能机品牌悄然出现。“市场不断发展,智能手机的概念也逐渐被当地人所接受。虽然他们很少买100美元以上的手机,但一些低端的智能手机开始兴起。”


令人意外的是,李义森发现在加纳的经营成本并不低。工资和一些琐碎的事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里黑人工资低,但付出的劳动也是对等的。中国人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在那里很常见,但黑人工作个四五个小时就得休息,而且不能加班,加班工资是平时工资的两三倍。同时,打理警察检查的支出甚至一个月就达好几百美金。”利润低再加上支出,他们在2013年开始亏钱。


此外,因为非洲政府管理的落后,在非洲遭遇人身安全的例子并不少见。李义森常常听说中国人在当地被抢劫的故事。在后来,除了跑手机市场以外,他一般都呆在自己的小屋里。


在加纳呆了近一年后,发生了一个意外,让李义森感觉生活并不平静。那天警察突袭检查李义森的店铺,他因为签证问题被拘捕。“那是我第一次被抓,在监狱里很害怕。幸好之前朋友教过,身上带着一点现金,把那些钱分给同房间的黑人,他们便不会怎样。”一夜后,他的朋友来保他出狱,回到屋子里的第一件事,一向要强的他打电话给兄长,并在电话里哭了,“第一次感觉自己熬不下去”。


意识到自己太急躁了回国后开始沉下心学习


出狱后,面对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李义森意识到,像他们这类竞争力很弱的批发商,最终等待他们的,是被淘汰的命运。


他试图寻找解决办法,比如想去代理品牌手机,不再做山寨手机。但当时的他缺乏经验,股权比重也不大,低估了许多困难。“代理品牌手机需要的资金达几十万元,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敢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金钱。”


回国后,李义森到自己父亲和别人开的黄金加工厂打下手,希望进一步学生生意上的经验。“我之前太急躁了,很多方面都不了解。比如如何记账,我的账本到现在还和合伙人算不清呢。但我不后悔去非洲,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作为创业者,我欠缺的还太多,也让我决定接下去静下心学习。”


如今李义森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不禁感叹“有商机的地方便有中国人”。起初,非洲的金矿吸引了中国的淘金者。但目前在加纳,除了上万人的中国采金人和国企员工外,从牙刷批发到开超市、医院等各行各业都有中国人的影子,竞争也较激烈。“中国人开的医院在那里很受欢迎,因为当地医院价格昂贵,效率低,且治疗效果较差。我有一次感冒,去了一趟当地医院,拿药和打点滴花了1000元赛地,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而那里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赛地。”


“非洲确实有很多机会,相应的,需要承担的代价也很大。”他第一年回来后,体检发现体内转氨酶含量高出常人15倍,肝功能轻微受损,这是由于他在非洲经常吃海鲜、喝酒,且缺乏锻炼所致。


作为一个曾经踏足陌生市场的创业者,李义森认为,必须要走在别人前头,成为先锋者;要么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抢夺别人已有的份额;否则最多只能跟着别人步伐,捡些别人看不上的小利,甚至还要冒着大风险。


“别人的经历和经验不一定对你有帮助,像我在去非洲前,网上的人说加纳的治安比国内好。但实际上那些人很多是国企或大型企业员工,与自己做生意的情况不一样。”作为90后,李义森表示任何时候创业都有风险,但是他们这代人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多种渠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信息,这种优势应好好把握。


(应当事人要求,名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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