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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大清朝在做什么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朝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金田起义之初，北京的皇帝、军机处和内阁也好，广州的两广总督、桂林的广西巡抚和提督也罢，都把“会匪滋扰”（主要是天地会各堂口的起事）和“来土争斗”（广西土著称“土人”，从广东等地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称“来人”，他们在道光卅年至咸丰元年，即1850-1851年间曾爆发大规模械斗，战败后的来人大批投入当时已开始团营、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人”的太平天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并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调遣绿营兵赴关系助剿，派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员主持“剿抚事宜”，但如此大的阵仗却屡屡与周密准备“打江山”数年之久的“金田股匪”擦肩而过，视若无睹，等到终于惊觉这些“教匪”才是最大威胁时，对方却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擒贼擒王，要“剿匪”，关键是捕捉住“首逆”；要捕捉“首逆”，首先要弄清“首逆”是谁，什么来历。可在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涂：“长毛”起事一年多，他们还弄不清“大头目”究竟是韦正（韦昌辉）、冯云山、洪秀全还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首逆姓洪名秀全，却始终弄不清他原本姓什么，有说姓朱的，有说姓郑的，还有说姓焦的，就是没几个说他其实原本就姓洪的；有些情报明明是准确的，但清方官员也莫辩虚实，比如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一月，清广东花县知县牟崇龄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报告，说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祖坟就在花县，这个情报本来是对的，可接下来呢？这位县太爷率领县吏去刨洪秀全祖坟，抓捕洪氏族人，宣称“捕获洪逆亲父洪国游”，实际上洪国游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亲，且不论是祖父洪国游还是生父洪镜扬此时都已去世（洪镜扬死于道光廿八年底，即1848年底至1849年初之间），牟崇龄又何从“捕获”？ 向荣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长毛”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方高级官员，可这位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钦差大臣，直到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还信誓旦旦上奏咸丰皇帝奕詝，说“实无其人”，“或云已故”，是刻了个木偶充数；1854年夏，他又硬着头皮报告说“似有其人”。在当时颇有学问之名、曾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府，以善于制造火炮火药名噪一时的山东人丁守存，则直到1856年还坚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军抓获，后被送往北京处死的“洪大全”（湖南兴宁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按焦亮实有其人，丁守存认定焦亮身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他为了给“老板”赛尚阿邀功，执拗地认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后冒名顶替的傀儡）。 后来成就“中兴大业”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不仅随时随地搜集“长毛”信息，还专门成立了以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甘泉（江宁府附郭县）人张德坚为首的情报汇总班底，“月支取银四十两”，编纂出一套用于分析“敌情”的情报总集《贼情汇纂》，这部情报总集对当时湘军和其它清军将帅而言，据说起到了“开卷了然”的积极作用，至少不会犯类似向荣把“两司马”当作“重要贼首”，在长江里捞到一面“两司马黄旗”会兴奋地上奏皇帝报捷这样的笑话（两司马管廿五人，约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是太平军中级别最低的军官）。但这部《贼情汇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扫盲级”的情报资料，普及一般“贼情”尚勉强胜任，作为军事将帅的战争指导书，就显得错误百出，别的不说，照该书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说法，“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是个“铜臭小儿，毫无知识”，“奉洪杨韦三贼如神明”的既胆小、又无能的窝囊废，之所以被“屡委以军事”是因为对杨秀清盲信盲从，这样的“情报”出炉后不到一年，张德坚的雇主曾国藩就被“毫无知识”的石达开打得两次跳河自杀，后来更被包围在南昌城里一筹莫展。这位尽心尽力的“情报局主管”后来一直没能获得提升，其煞费苦心维持的编纂班子，在江西期间也被解散，此后再未恢复过，很显然，对湘军的情报工作，曾国藩是不满意的——尽管相较友军，他们已算做得不错的了。 天京事变时也一样，如前文章节中所言，城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却过了近一个月才知道个大概。德兴阿的那封最早奏报究竟发出于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报内容中提及的、开始知道“城里出事”的日起，是咸丰六年八月廿五（ 很显然，清方情报工作往好了评价，也充其量算得差强人意，但到了1856年秋，也基本弄清了天京事变的脉络，皇帝也好，前方封疆大吏和将帅也罢，都认为“机不可失”，相信此时此刻“长毛发逆”已陷入混乱和危机，正是逆转战局、一举成功的好机会。和日后表功著作里吹嘘的“算无遗策”不同，在1856年后半年起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乐观情绪是普遍的，咸丰、官文、何桂清等不必说，就连向称稳重的曾国藩，也曾私下里流露出类似情绪。 但在谈论具体战法时，双方的反差就显得十分明显了。 皇帝此刻的想法，是趁热打铁，速战速决，尽快把恼人的“长毛股匪”剿平。为此他首先调整天京附近各战区的指挥体系，让曾长期担任向荣副手的和春南下，接掌丹阳一路清军主力（也就是原江南大营残部主力），让德兴阿接掌原江北大营指挥权，并同意怡良从上海租界设法购买外国火轮船“入江助剿”的计划，首先出其不意，夺取太平军设在金山的炮台，截断江南镇江和江北瓜洲两地间联系，然后再设法各个击破，夺取瓜洲、镇江，接下来，德兴阿部应堵住江北，怡良驻军常州，防遏“发逆”向京畿或江浙财赋区“旁窜”，和春部则先设法攻下天京城外围成掎角之势的两座要塞——句容、溧水县城，再从容围攻天京。 至于其余战场，他希望各地督抚、将帅能“各扫门前雪”，自行了结本辖区内的“贼氛”。当时除了天京及其周围句、溧、瓜、镇，牵扯原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及两江、闽浙两总督，江苏、浙江、安徽三巡抚的注意力，战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江西、安徽三地。 对于湖北战区，他严辞斥责官文、胡林翼谎报战果，却“于进攻机宜仍复漫无把握”，要求两人“身膺督师重任，须当统筹大局，谋勇兼施”，而不能“以城坚贼悍为词，坐拥水陆重病日久无功”。对于官、胡“断绝接济以困贼”的方略，奕詝显得十分不耐烦，斥责为“不过借口耽延，掩其迁延之咎”，并质问既然这个方略如此巧妙，何以“为时已久尚未葳功”。他所希望的，是湖北诸军“设法进攻，迅将两城克复”，然后“分兵东下”参与对天京的围攻，认为惟有如此，“大局”才能有所转机，否则就可能师老力疲，别生变故。 对于江西战区，他要求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文俊“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并对曾国藩在石达开大军东进后“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甚为不满。他还“风闻”石达开可能“投诚”，指示曾国藩预先考虑“处置之法”。 对于安徽战区，他最关注的是“发逆”盘踞最久的巢湖、无为等地，这些地方盛产粮食，是天京军需后勤的主要来源，1856年秋、冬，他一再严谕安徽巡抚福济、帮办安徽军务提督衔寿春镇总兵郑魁士加紧进攻，“激励诸军直捣江宁、复省垣（安庆）而擒逆首”，并抽调两千援军增援进攻安庆、太湖、潜山等地的清福建提督秦定三部。 不难看出，咸丰帝奕詝的战略，仍然是围绕着天京周围打转，且将最大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信赖的将帅、尤其和春、德兴阿、怡良等旗籍大臣身上，不仅天京周边各路将帅、疆臣几乎清一色旗人，甚至宁可从江北调旗人和春去丹阳接掌向荣留下的兵权，也不愿就近提拔更胜任的张国梁，或资历更合适的余万清两位汉人将帅。 对外围战区，他表现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态度，不停指责将帅们推诿、拖沓，将各种持久战、封锁战和围点打援、先外围后中间的战法一概指责为“借口耽延”，要求他们早日攻打核心城市，并最好能在完成本战区攻略后加入天京围攻战中，为此在天京城外围他不断要求进攻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在湖北催促攻打武昌，在江西要曾国藩尽快攻下几座城池，在安徽则索性将原本就不厚实的兵力分成两股，由彼此不睦的郑魁士、秦定三分别率领，去攻打太平军占领已久的皖北腹地。 之所以如此急躁，正如他本人所一再强调的，清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饷糈日缺，调拨维艰”，他当然希望在“兵饷可不加增”的前提下早日“成功庶几有望”了。 然而各路将帅督抚却不能不考虑现实情况，对皇帝接二连三的上谕，他们一方面用“算无遗策”、“曷胜钦服”之类谀辞搪塞敷衍，一方面绞尽脑汁避重就轻，将自己的想法偷换“钦定”的“庙算堂谋”，好使肩上的压力稍稍轻一些。 先说江西，善写文章的曾国藩用大段文字渲染自己的部署、进兵，强调自己的确在遵照皇帝指示，“设法克复数城”，并具体强调吉安、袁州两路“大有振兴之机”，给皇帝先吃一颗定心丸；至于招抚石达开，和对方打了好几年交道的曾国藩自然不会像奕詝那样容易激动，他先是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石达开情况（比奕詝精确但仍然有不少偏差，如奕詝以为石达开是“湖南拔贡”，而曾国藩说石是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至少省、府无误），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认为石达开和韦昌辉势必火拼，石达开只有火拼失败才有可能“投诚”，倘如此则必须先交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六座要塞中“一二座”以示诚意，才能相信和接受，“不敢贪招抚之虚名，驰防剿之实务”。很显然，曾国藩态度务实、稳重，且说话留有余地（比如袁州实际上已经收复但他只是一笔带过），既提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方略，又不扫皇帝的兴，还为可能的受挫留下了伏笔，对这样的“软钉子”咸丰虽然不满，却也只好吐出一句“好为之”而后听之任之。 再说湖北，官文和曾国藩兄弟关系紧张，但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胡林翼却相得益彰，两人不断以“城坚贼悍”、“港汊纷岐”等“客观困难”为由，搪塞推托皇帝“速战速决”、尽快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的要求。老谋深算的胡林翼让母亲认官文之妾为义女，通过次要方面的“低姿态”换取本就惰于军政事务的官文对自己“放手让权”，坚持先断接济、围点打援的“笨办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皇帝怕花钱、怕调兵增援的心理，不时要求增调“吉林、黑龙江索伦马队（鄂伦春骑兵）”——你不是要决战么？兵总得给我补足了吧。否则还是照我说的办吧。 安徽的疆吏、将帅也是如法炮制。接到奕詝要求分兵增援秦定三的上谕，福济、郑魁士视若无睹，一面上奏大谈“群盗如毛，不遑剿办”、“贼逸我劳”，甚至声称就算攻克一两座太平军占领的城市也于事无补，一面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裕饷增兵”，也就是多给钱，以便安徽省增募更多兵勇投入“剿办”，如果皇帝硬要速战速决，立竿见影，那么就请从外省增援吧：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 平心而论，上游几大战区或太平军经营很久、根基深厚的巩固区，或是天京事变前太平军战果辉煌的地区，天京事变对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天京战区要小得多，奕詝的乐观情绪和速胜方案，是建立在“石达开和洪秀全闹翻”、“因此两人会互不救应甚至互相拆台”的假定前提上，而这个前提甚至在天京事变过程中也并非都成立，如石达开从天京逃出后起兵“靖难”，中途会转救宁国，原本由秦日纲节制的陈玉成、李秀成等部进入皖南后，却服从石达开调遣参加了宁国会战，其中一部分后来又分赴苏南、皖北增援等。既然整个1856年里，石达开都打着洪秀全的旗号，而洪秀全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清方速胜的前景除了在个别要点（如武昌，守城的是韦昌辉亲弟弟、国宗提掌军务韦俊，韦昌辉死后自然心中不安，而这里又是离太平天国中心区域最远的据点）尚有希望外，在大多数郡县的确前景黯淡，曾国藩、胡林翼、官文、福济、郑魁士等分属不同派系，却不约而同主张持重，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甚至奕詝寄托最大希望，投入最多血本的天京战场，将帅们也同样在和皇帝打“太极拳”，怡良、和春、德兴阿甚至张国梁等抛出“若径捣金陵，恐该逆急则复合”的借口，提出“佯为不知”的“方略”（说白了就是“说不打天京就不打天京”），转而“从长计议”，攻打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处，“先剪枝叶以杜内犯”（先扫除外围据点，这样“发逆”就不会北上攻打北京，或窜去江浙财赋区捣乱了，陛下不是最担心这个么），至于天京，则“选派精细间谍”设法混进去“离间、散其党伙”，慢慢搞“看不见的战线”吧——至于啥时候能有成果，那可说不好，“俟有的实信息再行随机办理”吧。 就算明知是糊弄敷衍，既拿不出更多钱、也拿不出更多援兵的咸丰皇帝奕詝也只能咬牙忍着，硬着头皮称各路将帅“所见甚合机宜”，毕竟当前局面，也还得靠他们去支撑下去。当然，他仍忘不了不时发一道上谕，强调一下“朕”对“联络一气、迅奏肤功”的“不胜盼望”，要求和春等人“如有可乘之机即行驰奏”。 从旁观者、后来人的角度看，天京事变后咸丰帝的乐观、急躁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毕竟，在“贼匪内乱”之前，整个战局是本方一败涂地、对方高歌猛进的被动态势；即便“贼匪内乱”之后，对方攻势有所顿挫，本方实力却几乎没有明显加强，他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凭什么自己相信本方“胜利在望”，且逼着面面相觑的各路疆吏、将帅们去为自己圆这个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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