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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里加-沃尔德《基因神话揭谜》摘录 （美）露丝·哈伯德，埃里加·沃尔德在《基因神话揭谜》书中对基因理论的分析批评： 一 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遗传学试验和改造助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微小分离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完整的人体。因为我们自己对改变这些部分无能为力，迫使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把自己交托给据称能够这样做的专家们。然而，我们时常更加体验到需要对付的是完整的人体，而不是去修补局部。这里更加包括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诸如改变我们的住所或同住人，或改变我们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或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客体或生物分解成最小部分而不把它们看作整体的过程称之为还原论，还原论并不局限于遗传学。在19世纪左右，还原论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要支配力。从巴斯德的细菌到物理学家的原子，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的观念是认为最小的事物能有最势不可挡的效应。在生物学中，还原论促使我们相信，生物体或其组织的功能行为可能通过其细胞，分子或原子的研究和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其结构和功能，来作出最好的解释。然而，还原论者往往过于枝枝节节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观察动物生活及其行为的博物学家在生命科学中曾拥有的重要地位，已经让位给研究DNA分子及其构成所谓基因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家。大多数现代生物学家认为，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比对细胞、器官或完整生物的研究能对自然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动物实验比试管中操作的试验更难控制或重复，这样就很容易把动物实验看作模糊不清的科学而抛弃了。分子生物学从而成了最享盛名的生物学的科目了。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能源部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一项计划，其规模和经费（15年里预计耗资30亿美元）能与美国太空计划相提并论。这项计划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试图对人类“表型”的所有DNA进行作图和测序。这是还原论的最充分体现，因为基因组学家们将构建出DNA分子亚显微片断的假设序列，再声称那种序列是人类的本质。哈佛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伯特称人类基因组是遗传学的“圣经” 。这种比喻意味着对科学奇观的宗教敬畏，在基因组学家们当中已变得异常一般，还载入了有关这一计划的大量媒体报道中。例如，报道有关人类基因组的电视节目“NOVA”称之为“生命的圣经”。《DNA双螺旋》作者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家中心第一任主席沃森回避了直接的宗教比喻，但声称他的目标是“了解人类”和生命本身。然而，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有某种DNA序列的物质。分子生物学家不比寓言中的山顶古鲁更有资格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可以对问题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有用。（P3-4） 二 DNA分子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具有生物学教科书里描述的物理结构。然而，我们对DNA和基因的理解体现出我们思想观念有束缚。这种束缚来源于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正常行为和偏常行为，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的种种看法。要是科学家能考虑到这种情况那就好了。但遗憾的是科学教育倾向于掩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说，科学开始于科学家试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随着获解而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是这样的。他们忽视科学和社会间在进行中的相互影响；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但强调的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社会对科学家洞察力和成见的影响。要在其社会环境下理解科学，我们必须常常关注科学家研究范围内科学实践、描述、解释、文化观念和经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创建出科学论据的方法，也不能理解这些论据运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法。我要说得非常明确，我的确不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遗传学研究者都在错误地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是按常规进行科学研究，把重点集中于内在属性。作一个类比也许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根据伟人（尤其是白种伟人）的成就看待过去。我们多数人在学校里学的历史都是围绕帝王将相之类的。在20世纪中，已经从这种历史的“伟人”理论逐渐转移到社会的历史，试图通过，我们所能发现的普男男女女如何生活来了解过去。所以，历史学家已经从依据“重要人物”活动解释历史的模式转移到更加综合的模式。在这后一模式中他们试图取得尽可能完整而多彩的景象。分子生物学家走了截然相反路线，他们从综合性生物学转移到一切都追溯至“大分子”DNA的生物学。我的看法与这种通常的观点不一样。我很少发现某种实验的方法或解释有什么毛病。我所反对的是还原论者极力按“重要分子”及其组成部分的活动来解释生命体。（P8-9） 三 遗传学研究试图回答的一系列问题或许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遗传与环境、相同与相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联。贯穿整个西方知识发展史，人们一直在争论究竟哪个最重要？遗传还是环境？先天禀性还是后天养育？在20世纪初，人们坚信是遗传的力量。遗传学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科学家希望它能解决一大堆问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遗传论者观点不再风行。在纳粹种族歧视、遗传论者政策的灾难后果广为人知时，展示出赋予生物遗传太多威力和用遗传方法改良人种而造成危险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前兆。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左右摇摆局面有所改变，科学家们开始强调遗传在塑造我们的性格和行为中的重要性。这种变化部分应归咎于保守党人强烈抵制公民权利和女权运动。诸如此类的运动强调环境在塑造我们成为什么人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女，无论是美国黑人还是其他种族，在美国地位的低下是因为歧视她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低下。保守党人热情赞扬似乎显示天生差异的科学发现，他们就能用这种差异来解释目前的社会等级。 像还原论者一样，遗传论者试图对复杂问题找到简单答案。但是，我们体内，我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实在太复杂了，无法强行纳入简单化的模式中。我们的环境里充满着其他生物，从聚居在我们肠道、给我们提供必需维生素和其他食物的细菌，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和其他动物。察看我们所有的基因，甚至所有生物的全部基因，仍然不会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我们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确实，女人的卵子与男人的精子一旦融合，未来人的基因就到了一起。但是，发生有受精卵、子宫里和出生以后的许多事情也会有重大效应。如果孕妇得不到适当营养或接受不了合适的药物，胎儿可能会受损甚至死亡。相反，如果她有机会好好照顾自己，孩子一旦出生，将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像基因一样，这些环境对于孩子是不可或缺的。婴儿必须养成人。完全任他们自行发展，他们就会像狼养的孩子一样——成为严格字面意义的人，但不能进行即便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我们都知道，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会有明显的差异，不仅在人格上，在体格上也是如此。在一代人里，且在没有遗传变化的情况下，来自亚洲和南欧到美国的移民，看到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长得比他们高。即使生活在同一家庭里，我们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也能在心理或体格上产生不同的影响。 外界影响会终生起作用。记得我有一个学生患严重抑郁症，是由于抗生素引起肾衰竭而产生的后果。我去医院探望时，已经认不出他了。相距一周，这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双颊凹陷的老头，声音苍老，步履蹒跚。幸运的是，这些变化后来被证明是可逆转的。但是，能够如此快地经历这种深刻的生物学变化，以及变成未所料及的、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例子是很惹人注目的。鉴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愚蠢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冷漠的人可以变得活泼，衰弱的人可以变得健壮而充满活力。许多社会运动，从女权运动到公民权利的斗争，都是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为基础的，都已经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遗传学上的解释仍然有其吸引力。我们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都要去谴责父母的行为。父母们信奉基因是孩子们问题的根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父母们不得不游走在“过分纵容”与“过分严格”，对孩子太“疏远”或太“溺爱”这种狭窄的界限上。对于这一切都不应有什么惊讶的。但是，遗传学上的解释有局限性。基因参与我们所有的功能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人。它们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是许多个人的和社会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中，基因实际上是起了哪部分作用呢？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指望知道答案。人类，甚至果蝇都是导致复杂生命活动的复杂生物，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生物学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所有一切。（P9-12） 四 那么，基因是什么呢？不同类别的生物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家说，一个基因就是一段DNA，它具体指定一种蛋白质的组成，可以影响是否合成和以什么速度合成那个蛋白质。有时邻近的基因也会影响那个蛋白质的合成。遗传学家说，基因是我们染色体的各个部分，它中介可遗传的性状。群体生物学家们说，基因是差别单位，可用来区分人群彼此不同的成员。进化论生物学家说，基因是生物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历史记录。所有这些定义都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特定科学家关注之点决定于他的兴趣所在。遗传学家们的语言时常带有明显的思想束缚。分子生物学家，还有在出版物中，在讲到基因或DNA做什么时用到动词如“控制”、“编程”或“决定”。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用词给DNA赋予了太活跃的作用。事实上，DNA并没有“做”任何事。它是一种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只是停留在我们细胞中，等待其他分子与它一起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细胞中的DNA像一本食谱书。我们要做一盘繁杂的菜肴，需要有一本食谱书，但食谱书做不出菜，也决定不了做哪种菜肴或菜肴是否好吃。厨师和烹调原料将决定用什么烹饪方法和如何使用烹饪方法，最后喝汤还是吃蛋糕，食物味道如何等。烹饪术也是一种恰当的比喻，因为这里引入了应变和灵活的要素。好厨师如果在他缺少某些似乎必不可少的烹调原料或器皿时，能够对食谱灵活改动。同样，细胞和有机体能够代偿“遗传的差错”。而且，如果把细胞和生物体当作这个比喻里的厨师，许多烹调原料就是其中的基因和环境因子，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菜肴”，要是看这些分离开来的烹调原料是预料不出这道“菜肴”的。基因太经常被看作是绝对的预言者了。当人们提到“规定”这种或那种性状的基因时，它们表达出一种限制我们的必然性。我们的性能被编码在我们的基因中，这种看法会妨碍我们采取有效步骤来改变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功能是放置在生物学反应，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网中。它们不是在实验室中能够重复的简单过程。同样，因为基因对于我们自己的外貌是重要的，所以科学家发现很难客观地看待它们。（P12-13） 五 遗传预报，不管牵涉到检测还是普查，依据的假设是：基因和性状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遗传性疾病与许多因素有关，还与进程中多半不可预期的相互作用有关。现就遗传学普通教科书《遗传分析引论》作者的话引述如下：某个基因并不通过单独作用决定某个表型（可见的性状）；某个基因只有在与其他基因、环境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决定某种表型。虽然遗传学家把某个表型归因于他们所鉴定了的某个基因，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为了有助于遗传分析而用的一种便说明的行话。出现这种行话在于遗传学家有专门技能来分离生物学过程中的各别组分，并作为遗传分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虽然这种合乎逻辑的分离是遗传学的基本方面，基因自身是不能起作用的。 即使基因牵连到疾病，其遗传遵循着一个有规律，可预见的模式，也证明它远非是简单定义和定位的问题。为了提供有意义的遗传信息，科学家有时需要对患“同样”疾病的不同家族，甚至不同个体分别确定其突变模式。这样，遗传预报就成为不可能实现。在多数遗传性疾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和发病过程，并可能发展为一类相关病而不是唯一的病。这尤其可能出现在晚起病的极端易变的疾病情况下。研究者曾反复声称鉴定到了“老年性痴呆基因”。不久前，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鉴定出两个不同的DNA片段，一个在第19号染色体上，另一个在第21号染色体上，每个小组都声称他们的“老年性痴呆基因”是真实的基因。在科学家们试图预报所谓有遗传“倾向”的疾病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认为凡是致死的慢性病（癌症、冠心病、糖尿病、中风、酒精或药物引起的肝病）可能是由我们基因中遗传到的倾向来“决定”的，这样的理由变得越来越普遍。搜寻工作展开在“有关”癌、冠心病，甚至类似酗酒行为性疾病的基因上。从治疗角度看，试图弄清楚复杂遗传病的相关基因，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DNA，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深信任何棘手的疾病基因都被鉴定和分离出来，加上希望它会导出有益的论断测试方法，这样的信念有可能促使人们坚持不懈的去搜寻相关DNA片段的。实际上，这不仅不能治愈或预防疾病，还会增添“无症状”或“健康表象下的病人”的新受辱人群，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可能被认为他们在未来某一时刻会有某种疾患。（P39-41） 六 不管基因大小如何，每个基因规定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确实，这就是所定义的一个基因。生物需要数千种蛋白质来完成它们的生物功能，所以即使低等生物也必须具有许多的基因。功能性DNA序列中的变化构成基因突变，往往导致相应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种蛋白质的合成需要各种不同的酶的参与，而每种酶是一种特异的蛋白质，所以，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基因被卷入到任何特定的蛋白质的全合成中去。基因和蛋白质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说成为各个基因“编码”、“决定”或“中介”某个蛋白质的合成，这仅仅意味着基因规定了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蛋白质被合成的全过程只有在细胞的整个代谢机构功能齐全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这里总是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蛋白质参与，从而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基因参与。蛋白质和基因的相互关系，变类似鸡和蛋一类的问题。许多基因涉及任何蛋白质的合成，而许多蛋白质参与任何基因的合成及功能的发挥。我反复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正是经常会被忽视了的。在科学家们的讲这个或那个分子、性状或疾病而谈到基因时，他们是充满着幻想的。他们过分强化基因和DNA的控制能力，而不把它们看作是细胞和生物整体功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P56-57） 七 我于1994年8月曾在一公开讲座中听到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一位战胜詹姆斯·沃森后担当美国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的科学家——的言论。他把基因组计划描绘成人类所曾从事过的工作中最崇高的项目，并对他的听众断言：“事实上所有疾病，也许外伤除外，其中都有遗传成分”。鉴别出我们身上的所有基因，他说，将使科学家有可能通过“读出我们自身的蓝图”来预言，预防和治愈所有疾病。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科林斯博士为何将外伤排除在那包罗万象的承诺之外。不管怎么说，人们常常会因为他们的听觉或视觉不好，因为他们逐渐衰老而行动不便，或其他一些原因（估计会被那些对基因组的预报作用盲目相信的人归因于基因的原因），而受到意外伤害。问题关键是，“所有疾病都有遗传成分”这种说法，涉及的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变得失去了意义。基因决定蛋白质的组成，而蛋白质则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功能有关。因此，基因对我们与病原体的反应，对我们对外伤的易感性和响应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着“遗传成分”了。但果真如此吗？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基因有关，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有关它们定位，组成和它们行使功能的方式的每一件事，就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健康，并预言、预防或控制所有的疾病和不良行为。然而，当前“基因痴迷”仍然有吸引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方面。通过将行为，才能或健康状况归咎于基因，遗传决定论有着使社会和个人同时摆脱困境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人的所有健康和行为问题都是由于他们基因的功能所致，那么，我们对社会性疾病的责备就只能针对个人的不足，而不能针对经济的或其他社会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穷是因为他们在遗传上就天生懒惰，愚蠢或别的什么东西，而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带有错误的基因。在某些进步团体中，这类理论解释通常会被冠以“责备受害者”一词，因为他们把应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负的责任转到了受到影响的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成为悖论的是我们也能将遗传解释用来赦免个人。如果人们所做的事是他们的基因的一种功能，那么，他们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负个人责任呢？（P183-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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