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山模式 模式的界定 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中其中有一方面指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旅游区域内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的现象。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 模式分析 黄山市因黄山而得名，是一个新型的旅游城市，旅游业被称为黄山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近10年来，黄山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百分比值基本占到45以上，2006年到2009年第三产业的百分比值平均值为47，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举足轻重，而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成为黄山市名副其实的牵头产业，在黄山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进步，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黄山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旅游业的迅速增长和产业化进程。当前黄山的旅游业已初步形成黄山大旅游格局，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开发与保护并重，硬件建设和软件发展并举的原则下，旅游业由单一型观光游发展成集观光、休闲、修学、风情、民俗、美食、文化、寻古、探险为一体的多元化旅游格局。 其次，旅游经济与招商引资。城市经济需要资金的支持对相关产业依赖性极强的旅游经济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山市旅游经济的支柱地位引导着城市的投资方向。 再次，旅游经济与城市建设。黄山自建市以来，城市基础设施成为建设的重点。近年来交通运输发展迅速，黄山北站位于京福高速铁路、皖赣复线、黄杭高铁“三条高铁”交汇点。并谋划建设黄山至金华、衢州铁路、铜陵至太平铁路黄山段、黄山至池州城际铁路。黄山市是交通运输部规划确定的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之一，规划建设的黄山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将形成“一环七射”的高速公路网络，由高速公路外环、合铜黄、徽杭、屯景、黄千、溧黄、祁砀、宁黄高速公路构成，其中合铜黄、徽杭高速公路在中心城区南部形成的南半环为现状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北半环，屯景、黄千、溧黄、祁砀、宁黄高速公路为规划高速公路。黄山口岸是安徽省第二大空港，并于2010年黄山航空口岸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国家级验收晋升国际机场，目前机场正进行新一轮4E标准改造。 2.曲阜模式 模式的界定 旅游城市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旅游区内城市规模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增大的现象。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 模式分析 曲阜的旅游资源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三孔”为代表的文物资源；一类是以尼山、石门山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还有一类是围绕孔子与孔子文化开发建设的一批主题公园。 旅游资源的核心部分分布在城市内部，这使城市和旅游区在范围上有了较大的重合。 城市在旅游区中的位置以及城市与景区景点的相对位置将对旅游城市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旅游产业的布局。从一般意义上说，旅游产业对客源市场和旅游资源有一种趋近性。因此，在黄山的模式中，旅游部门或者围绕景区景点，或者依托城市，分布得较为分散，曲阜的旅游各部门则基本上位于城市内部，而产业的集聚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的水平。另外，旅游部门在为旅游业服务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居民提供服务，旅游部门服务对象双重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极大的缓解旅游季节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这种优势的发挥与“城市——旅游区——景区景点”三者的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次，是城市布局与管理。曲阜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明故城为中心、东鲁（鲁国故城遗址）、西文（曲阜师范大学）、南新（新城区）、北林（孔林）的十字花瓣型，这种城市布局奠定了旅游业的中心地位。这一布局将使城市规划与管理必须围绕旅游业来进行，城市的旅游功能将越来越强。在黄山模式中，旅游服务被分散到城市景区景点几个部分，并不像曲阜都集中在城市的范围内，因此在城市支柱产业的选择上，黄山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无疑，支柱产业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布局和管理。 第三方面是城市文化与环境保护上的差异。在曲阜这类旅游城市中，城市文化与旅游文化密切相关，两者具有更多的同质性曲阜城市的发展历史就是城市化的历史，因此，曲阜的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黄山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城市与徽州文化发源地的交错将导致城市文化的脆弱此外环境恶化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弊端，旅游业的发展所要求的城市改造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曲阜这样古老的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 3.武陵源模式 模式的界定 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是指发生在风景区内的城市化现象，其人口由农村向风景区内的城镇转移，农业生产活动向旅游接待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活动转移，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镇生活方式。风景区内的城市化现象按照发生地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风景区核心景区的城市化现象，如通常所说的“山上、沟内、湖内”等地域，另一类是风景区内接待基地(旅游村、镇)的城市化现象。 模式分析 武陵源自古地处边远，旧时交通闭塞，舟车隔绝。其开发始于1979年张家界国营林场开放，从当时接待游客1.3万人次开始，到2009年接待游客1167万人次。武陵源风景区的城市化现象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1988年建区以来，武陵源区坚持以旅游经济为中心，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迅猛发展，现已开辟景点300多处，修建高标准游道11条，100多公里。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专家对武陵源的考察报告中，“对武陵源的旅游业基础在1992年评估后的发展速度十分震惊”，认为“武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已变成被围困的孤岛”，它们“对景区的美学质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2000年4月，武陵源风景区建筑物拆迁总体方案出台，“连同居民住房在内将有近3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被拆除，耗资至少3．45亿元”，“自1990年到现在，景区所有门票收人也不过这个数，等于白干了”。武陵源风景区的城市化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一世界级旅游胜地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2001年湖南省人大颁布了《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并开始实施，规范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使规划建设走上了法制化轨道，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得到了控制，品质得到了提升。 景区景点的城市化在当前旅游开发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涉及到的景区景点始终没有走出“先破坏后治理”这一模式，其中武陵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从中可以概括出此类景区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有： 1.经济利益的驱动 未开发景区经济上的原始性和旅游经济超前性之间的落差吸引了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向景区景点靠拢，直接催生了旅游商业区和接待服务区，伴随着相当规模建筑群的出现，景区城市初具雏形。 2.景区景点行政上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 景区的多头管理造成了各管理部门“利益均沾、风险不担”的心态，从而无法对景区景点进行统一的开发、规划与保护。 3.行政支配旅游经济 行政对经济的干预通常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并且往往掺杂了政治因素，景区景点生存的可持续性往往被忽略。 4.景区景点与村落区位上的一体化 国内相当数量的景区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区域连为一体，旅游热点一旦形成，将带来景区和居民村落的全面城市化。 5.景区原住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 景区景点是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基础，顾及到当地的利益，景区的开发与规划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居民居住点与景区的关系，随着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加入，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落与城镇，出现景区的城市化现象。 4.曲江模式 模式的界定 创意景区作为创意旅游综合体的基础及TOLD（Tourism Oriented Land Development）模式的发展内核，对于区域的开发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意景区加上综合开发是提高边际效益的最佳途径，没有创意景区周边的开发就成了无皮之毛。曲江新区从一片风野草蒿的荒芜之地，在短短几年时间，一跃成全国旅游城市争相效仿的模板，这种创意景区导向下的城市化现象极具代表性。 模式的分析 曲江新区位于西安市东南，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成立初期，该区域为省级旅游度假区。2003年，经西安市政府批准，更名为曲江新区，面积20.57平方公里。更名之后，新区充分依托陕西省和西安市大文化、大旅游、大文物的优势，以城市运营收益大力投资文化产业和公共设施，以大项目为带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迅速发展成为西安乃至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2009年10月，西安市委、市政府研究通过了《曲江新区扩区发展规划》，曲江新区核心区域面积扩大到40.97平方公里，区内规划建设出版传媒产业园区、会展产业园区、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动漫游戏产业园区、文化娱乐产业园区、国际文化体育休闲区、影视娱乐产业园区、艺术家村落等九大文化产业园区，扩区之后，将在区内培育完整的旅游文化产业链，建设以文化、旅游、生态为特色的国际化城市示范新区。截至2010年6月，这片土地不仅成功吸引了1600多家文化企业的进驻，形成了文化产业的聚集；同时改变了城市旅游景点长期以来依靠门票经济发展的尴尬局面。 曲江新区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城市化进程，带动项目综合开发，并以旅游文化产业为驱动力带动区域价值全方位提升。区内知名的创意景区包括大唐芙蓉园、雁塔喷泉广场、大唐不夜城、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等。“曲江模式”可以归纳为“文化＋旅游＋城市”。具体地说就是挖掘土地的文化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国际化手段，通过大项目带动战略，把这种资源通过文化演绎、文化创意的方式，转化为文化产品。 "曲江模式”的运作流程可以概括为：选址→用文化进行包装→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设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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