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主要缺陷
戴丰仪
一、孔子思想与孔孟之道的区别
孔子是二千年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给了我们民族有益的启迪，奠定了古代政治文化的基础。所以，司马迁评论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我们现在读孔子的书，仍然体会到他的智慧，那种对学生和后人的谆谆教导，那种社会长者的良苦用心。他是我们民族的先贤，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永远尊重他，这是不用怀疑的。
孔孟之道则是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一种立国的道德文化法律规则，一套说教。这套东西的形成，孔子孟子贡献了主要思想资源。但我们看孔孟之道，要看到孔子之前已经形成的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法文化，孔子不过在这基础上开掘提炼、阐述内涵。他为了挽救世道人心，特别推崇“周德”，就是周朝的礼制，体现宗法道德的礼乐文化。周人提出：“有德者秉受天命”，强调王者的道德努力符合天道。孔子肯定周德，认为天下大治的根本是掌权者有德。这里德的含义，就是为天下百姓担当，恩泽于天下的意思。孔子将这定为政治道德的根本，本来没有错。长者有德，不但王族，庶民家族都一样，这是人们和谐生活的基础。
孔孟之道正式形成是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董仲舒为了维护专制王朝的利益，对孔孟思想进行取舍改装，形成制度文化。他跳过了孔子的“内圣外王”的思想，认为皇帝是天子，君权神授，坐上龙廷就是圣人。他推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提出“忠孝”观念。用来约束世人。这当然是片面的道德。皇帝坐上龙廷就是圣人，就有权要求臣子忠诚，不讲究权力获得的合法性。关于父子关系，汉之前讲的是“父慈子孝”，三纲中只要求下辈孝顺，也是利用农业父权社会的狭窄心理，并不关注后代的健康成长。历代王朝为了皇家的利益，都大力推崇这一套说教，将它作为国家的立法思想，用来管束天下。同时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加强这学说的神圣性。
孔子思想是一种道德提倡，要求掌权者首先要有“德”。而孔孟之道是以“三纲五常”“忠孝”观念为标志的制度文化，统治者当作立法思想，强制百姓遵守这片面的道德，而皇权则凌驾在规则之上，不受约束。两者的差别在此。
二、如何看清孔孟之道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长期存在思想上的争论，无外乎坚持孔孟礼教和批孔两大阵营。批孔者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对照西方的自由民主，批判孔教压抑人性，使人得不到个性解放。另一种从马主义的角度批孔，认为马主义才是真理。这种批判在过去几十年闹了不少笑话，这里不再提及。笔者要这里批评孔孟礼教，认为光用民主自由还流于肤浅，而是利用科学对人性的解读，追根溯源，对照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再加上本人对社会真实的体察，指出主要缺陷。
人类具有共同的进化历史。从猿到人，大约有三百万年，这种遗传进化构成了基本的人性。而农业社会至今不过一万年，主要靠文化进化。在原始部落社会，亲族聚居，同居共财，共同抚养幼小。这种社会关系经遗传固定下来，构成人的基本道德感情。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爱护小孩；男女爱情；成员互相竞争又帮助，不能容忍伤害同类；对图腾和首领崇拜和忠诚，首领对族人爱护和担当。这些道德感情潜藏在人性中，个体在成长中容易发掘出来。文明世界的道德文化规则，必须扣住人性的遗传，才能树立起来。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华夏民族在农业社会里仍然保持原始部落的社会关系。在农业公社中，亲族聚居，同居共财，共同抚养幼小，听从族长指挥。只不过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族群更大，因为族群间的争夺抢劫增多，人们聚居可以增加安全感，由此发展出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将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直到黄帝统一天下部落，建立初步的国家，仍然靠自然道德维持社会关系。只不过王者的家族上升为统治集团，鼓吹他们是神族，管理天下庶族。周代将王者的精神总结为“德”，“德”泽天下。孔子提倡的正是这种“德”。王者有德，恩泽臣子百姓，臣下感激，安分守己，天下就能大治。庶族同样。族长有德，为子孙担当，恩泽后人，族人自然信服，便能管好众人的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遵守礼制，天下太平。“礼”是外在的规则，“德”是内心的体验。“礼治”和“德治”的概念从此产生。
问题在于春秋末年的历史巨变。由于铁器发明和耕牛使用，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原始农业公社的田地不够耕作，人们追求富足的生活，组成核心家庭外出开垦新土地，从而导致农业公社解体。核心家庭养育子女成为主流。同时，诸侯国的统治者野心勃勃，与周王朝离心离德，他们争夺土地和人民，战祸频发，生灵涂炭，天下大乱。
我们今天思考春秋末年，一定要看清由于生产力提升，带来人们个体意识提高、能力提高。个体不再依赖亲属群体，勇于挣脱自然人性的束缚，充分社会化，与不同群体的个体打交道，主动学习耕作技术，参加社会融合。同时，核心家庭养育子女，父母倾注更多的感情，使后代精神健全、智力提升，人类的精神是一次飞跃和突破。说明原有的神权政治、自然道德不能适用社会变化了。
遗憾的是孔子没有看出乱世透出的意义。他只是试图引导人们回归，崇拜祖宗，遵守周礼，皈依亲属群体，以为这就是救世良方。他为社会立“德”，仍旧立在长者道德上，没有创新思维。这也不怪孔子，因为传统文化太强大了。他努力治学，仍然跳不出局限。
看看西方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西方人较早脱离原始亲属群体，核心家庭养育子女成为主流，人们个体意识较高，充分社会化。古希腊伟大智者亚里士多德等人，从社会现实中体察人性，抓住了普通人最基本的道德：社会正义。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应得到保护，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别人的安全和财产。他们立“德”于此。作为社会上的个体和个体之间，禁止谋杀、强奸、抢劫、殴打和诈骗，作为道德和法律的箴规。西方法学家以此为基点建立自然法体系。以后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各国，将保护个人的安全和财产作为法律的基点，并声称是神的旨意。有力地规范了普通个体的行为，保护了普通百姓，成为社会道德的原则，深入人们的内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两个智者，他们为社会立“德”，规范世道人心，都扣住了人性遗传的自然道德，只是不同侧面。孔子的长者道德，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多、个性成长、社会融合，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空泛化边缘化，不具有操作性。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正义，切中要害，成为千万普通人可以明确的规则，在社会上通用，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三、礼治和德治的窘境
礼治对于皇族来说还有一定道理。族人依赖皇权过日子，恩泽赏赐使他们感激，各人守本分，构成王族和谐。对于庶民家族，经济生活来源全靠成员辛勤劳作，对长者的恭顺依赖并不能换来利益，年轻人指望长者施舍会被看作无用，有本事的人勇于外出开垦荒地，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赡养老人。在核心家庭养育子女的条件下，如果不明确各人的利益本分，人们发生争执时，讲“礼让、谦让”就变成虚假的东西。家族长者只能调解小矛盾，碰上流氓、对使横耍蛮的人毫无办法。那些人才是家族鸡犬不宁的祸端。长者依靠礼教并不能管理家族。人们外出谋生时，如果与外人冲突，社会又没有基本的正义观念明辨是非，而是恃强凌弱。结果双方投靠亲族支持，极容易挑起大事。现在中国农村都极容易挑起亲族矛盾，所以，礼治的作用非常有限。
礼治文化引导人们回归自然亲族，对年轻人的个性成长是一种折磨。人们要过上好生活，就要外出学习新文化，成家立业。如果没有社会正义，个体孤立无援，缺失安全感，又不得不回归亲族。这种文化使人无法挣脱血缘群体，内心冲突，精神虚弱，个性无法成长。
汉代董仲舒推出“三纲五常”，提倡“忠孝”，利用皇权大力推广。此时虽然继承了孔孟的“仁政”说教，其实是儒法并用，真正实施的是“礼法兼治、德主刑辅”。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法”是建基于三纲的，是维护皇家权力作为前提的，并不是建基于社会正义的法。没有将保护普通人权益作为立法观念。董仲舒利用人的宗教倾向，将皇权神圣化，讲君权神授，官员的道德就是“忠”。庶民家族里，基本的道德就是“孝”，下辈人对上辈人恭敬顺从。汉代的法律、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都建基于此。这套学说似乎很完美，却是对普通百姓权利的压制，对青年后代的压抑，使人失去活力创造性，这是落后的政治文化。
从历史事实看，三纲五常并没有带来长治久安。皇帝是天子是圣人，他不管用阴谋暴力坐上龙椅，臣子就要忠诚，对别人就有生杀大权，这显然糊弄不了别人。围绕皇权的斗争历来血腥残暴，父杀子、子杀父、兄弟相残屡见不鲜。面对权力的诱惑，“仁义道德”从来是谎话。获得权力没有公义，成者王侯败者寇，就是这结果。社会同样混乱。由于法律的立足点不对，公权力没有保护普通民众的意识，只是保护官家。民间有争执，是非判断全凭权力，官员随意拿捏，从中贪赃枉法。表面上自称“父母官”，暗地里鱼肉乡民。百姓生存毫无保障，只能结成团伙恃强凌弱。一部“水浒”写得很明白：官场有多烂，社会就有多黑。朋友可以大碗喝酒大称分金，不相识的人可以做成人肉馒头。
四、沉重的传统
孔孟之道最大的缺陷是忽略普通百姓的权益，不利青年后代的精神成长，用无形的精神樊笼去控制国民，使人们失去活力和创造性，虚弱地依赖宗族和权力。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泥沼，两千多年走不出来。
历史上不少人批判过，怒斥过，反抗过，当反抗者占领优势，掌握了权力，又会拾起孔孟之道。毕竟权力的利益太大了，人们难于抗拒独占的诱惑。掌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子孙的利益，极容易忽略大众利益。这己与孔子无关，纵使孔子活过来也会斥责这些不肖子孙。
我们无须嘲笑古人。目下中国仍然陷于传统的泥沼。共产党高喊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主义是乌托邦，革命者只是借此造神，吸引民众奉献，流血牺牲，帮助领导集团夺取政权。这是传统的造神文化，农民起义的权谋。他们掌握了权力，却不愿将政治权益给予民众，只是继续造神，让人们崇拜掌权者，任权力驱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凸显中国人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所谓土改，可以打杀地主。阶级敌人揪上台，人们拳打脚踢。文革中那些革命干部同样饱尝老拳。一个公安六条出台，千百颗人头落地。人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不惜践踏弱势群体。普通人没有正义观念，权力没有政治道德。改革开放后，人们不相信共产主义神话了，掌权者又拣起“礼法兼治、德主刑辅”来敷衍民众。总之，不愿放弃垄断的权力。
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只有抛弃马主义的空壳，同时看清孔孟之道的缺陷，吸取西方文化的成果，才是正确的选择。单是提倡民主自由也是肤浅的，要看到道德文化的深层含义。只有体察人性遗传的深处，法律和道德的基点立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感情共鸣，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文化发展。寄希望在文化开放的条件下，越来越多人看清问题的症结，才有可能让中国走出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