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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看：
1、文革的时候，老李好像不走反留，人弃我取；
2、开放之初，最先投资大陆，比如北京的东方广场；做慈善也大手笔，如汕头大学；
3、房地产也是步步踩准，香港的就不说了， 上海的、重庆的、成都的，鲜有败笔；
4、过去两年呢？今天呢？如何解读？难道环境比文革还不如？
5、或许是一些人想得过于复杂，想象得过于恐怖，再坏，恐怕也坏不到那去；
6、但如果站在商人的角度，尤其是站在举重若轻的大商人角度来看，老李的做法，恐怕有再次印证其精明至极之嫌：
（1）你把公司规模做到几十亿，把个人净资产做到几十亿，后续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高盈利、高增长吗？还是安全、文化、传承？
（2）什么能够至少最有利于实现财富和文化的安全、传承？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总可以在比较中“趋利避害”吧。
（3）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最确定的事情是什么？是“一穷二白”的低起点？人心思变的“创富共识”和“创富动力”？物美价廉的劳动力？遍地破败的硬件设施？还是动辄两位数、持续数十年的高增长？
（4）恐怕最确定的事情是：数字上的高增长可能呢还会有，但实质上的高增长，是永远不会来了，因为有万有引力存在，有“人口、资源、环境”所决定的基本国情的存在；
（5）还有最确定的一件事情：过去高增长的时代，老百姓、掌权者、其他阶层，获利大小的分布情况，一清二楚；那如果高增长的时代永远过去了，过去获利最小、但人数最多的阶层的未来怎么样？这是一个所谓的砖家学者、政客叫兽、舆论骗奸搞些研讨、搞些宣传、搞些运动，就能够解决的吗？
（6）你是老李，你面对的你心中认为的最确定的事情，和诸多不确定的事情，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我会用心里的那一杆秤，好好的秤一秤，放到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段里去反复掂量一下，如果风险大于收益，如果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如果人治大于法治，那么，就算它能够给我继续带来10%的回报率，我为什么不去考虑已经被充分考验和证明的法治体系中的6%、5%、甚至更低一点，只要能够超过通胀率的回报率呢？
7、其实，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但也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中国，既不会那么容易就天下大乱，但也更不容易就在一夜之间上层次、上境界、上价值链更高端了——不是那些胸怀天下的政治家们不想，而是这个制度，根本就不能；台湾出来的郭台铭够厉害了吧，管理够高效率了吧，为什么就老是只有给苹果打工的命呢？
8、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打嘴仗最过瘾，有几个是实干家呢？有几个真正有志于如当年的陶行知那样，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与当前利益无甚关系，更着眼于民族的未来的实干家呢？
民众不觉醒，圣君出一万，一个词：无用！一句话：绝对的无用！
中国要走上真正的康庄大道，差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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