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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 贴标签是一种酸爽的懒

 每日一篇 2015-01-15

文/杨早

几天前,几位朋友一起吃饭。某位朋友放言高论,曰:某某机构尽是女人,将来是非必多。

这话有些刺耳,我不免侧目:大佬,这样不太好吧,你也太把女性本质化了吧?他豪迈地一挥手: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

我看同座的两位高知女性,毫无反应,还微微点头。为了饭局的和谐,我就没再说什么。

以此类推,周国平先生悼邓正来文中说到,被邓正来要求怎么怎么去关怀周先生的三位女性,“都很感动”,也未必是虚言。

我在《要不要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里说,我选择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是因为我首先是一名反本质主义者。什么叫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唯一的本质,只要抓住这个本质,就颠扑不破。本质主义者笔下充斥了一些大词:人类如何如何,全球如何如何,男人如何如何,女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西方人如何如何……经典句式是“某某就是/都是这样的”。所以,它的通俗名称,就是“贴标签”。

我有条微博说这个:“现在让我最恶心的影视剧桥段之一,就是男主得罪女主,然后女主娇嗔道:你们男人都这样!这时候恨不能冲进银幕/屏幕去照着女主屁股猛踹一脚:我代表其他男人惩罚你!”很多人点赞,还有人说“我们女的看男主说这种话也很烦啊”,是的姑娘,这就叫贴标签。

而且贴标签当然不限于两性关系,可以把上文中的“男人”替换成“河南人”“专家”“知识分子”“官员”“文科生”“凤凰男”“绿茶婊”……

贴标签是一种省力的做法。中国人,哈哈,不只是中国人,地球人初识时,很多人都会互问家乡、行业、年龄,嘴多的人再加上居住城市、毕业院校、工资收入什么的。这固然是寻找共同话题的方式,但也是一种快速定位。随着标签一张张贴在对方身上,所有这些标签附带的固有印象就会一一附着在对方身上。如果出现了排异,就会转化为某种夸奖式的评价:

“你真不像个上海人。”“你真不像个工科男。”“你真不像个女人。”“你不傻啊,一点都不像个博士。”

搞得有时你还挺不好意思的,觉得动摇了对方的经验世界,是自己太过另类的错。其实不会,他们还是会有根深蒂固的标签印象,你一个人哪能改变?

如果你爱较真,非要跟对方掰扯:不是所有的某某某都这样啊,我就认识……这就叫不会聊天,因为聊天需要共识,你把事事类类都说得这么复杂,那还怎么聊得下去?

事实上,贴标签背后是某种经验的归纳与演绎,也与人类自幼及长,慢慢认识世界的过程相吻合。我儿子两岁前,我给他念儿童书,什么“日本的小朋友爱微笑,美国的小朋友很活泼,法国的小朋友很浪漫”,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这太简单,要理解各个社会的复杂性。不过慢慢地他长大了,看的书的内容就变复杂,会讲很多的细节,而不是概念。

人性趋易避难,对知识的学习也是由粗及细。一般来说,我们在生活里不太讲究,经常使用概念化的集合名词。可是,成人,受过高等教育,形诸文字,而且是专门来摆事实讲道理,还这么粗疏大略,就不能理解为图一时方便,如果不是作者别有用心,那就只能用一个“懒”字来解释了。

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规避这种复杂,很多人选择了让自己的头脑越来越简单。这也确实是很酸爽的做法。国际国内局势波谲云诡,用一招阴谋论就可以海纳百川;某部电影看不懂,导演肯定是在忽悠观众说胡话;踩踏事故多人伤亡,谁让他们喜欢凑热闹过洋节;暴恐惨剧连番上演,唉,受害者不作死就不会死……《红楼梦》真的有那么伟大吗?我看也就是女生宿舍+办公室那点儿事嘛。

这些说法很容易赢得读者,因为他们的读者也人同此心,谁不愿意浩渺复杂的各个世界用自己短短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就可以安放妥帖呢?我跟诸葛亮不太熟,可是我见过CEO啊;没读过《论语》,可是我熟悉鸡汤哦。乡村生活没体验过,大理洱海边那些客栈不算吗?别跟我讲什么小说技巧与叙事视角,《小时代》里的国际名牌我多熟哇……哦,又发生灾难,公知又该骂政府了吧?你们臭公知都这样,不爱国就滚出去!

最近周国平先生因为贴出“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这种标签在网上被群殴。不过,批评者中,热衷于贴标签者也大有人在。别的人我得罪不起,勉强能算侯虹斌女士的学长,拿她的文章说个事,敬请原谅。

侯女士在《知识分子的下半身》中点射了周国平和某位“年轻的杂文家”(不就是韩寒嘛)的女性观,痛快淋漓。不过在我看来,侯女士从业媒体,又写史谈人,与周先生和某杂文家是同一行当。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侯女士当然也是,所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突然跳出来我不免愕然:

“知识分子的自恋真是令人发指。别的行当要追求女人,要么走心,要么走肾,什么都没有的至少还能拿出一叠钱把你拍晕;只有他们,可以靠吹牛吹出一个新世界。”

从周、韩二人的言行就能推出这个结论,至少说明:(1)在作者心目中,“知识分子”是一个阳性名词;(2)在作者心目中,周韩二位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文章道德,均无例外。

难道“知识分子”里没有女性?“别的行当”里也只“追求女人”?这些话不严谨到让人无语,我猜作者走笔时想象自己面对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男性的话语体系。那么,作者意欲强调的女性主体性又在哪里?你自己都把自己当成附庸或透明,又怎能指望别人的看重?当作者写出“就两性问题来看,知识阶层们仍然耽迷于古代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梦呓当中”,且不说跟影视剧的女主一样,一竿子扫落了一船男人,你想到过知识女性们的感受吗?是想让她们羞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这不又落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窠臼?

当然,这种修辞效果肯定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恰恰因为是无心之失,反映了作者心目中对“知识分子”的标签化想象,题目虽然叫《知识分子的下半身》,说的不过是“某些男性知识分子的下半身”。名实之间,距离有点大。身为一名男性知识分子,我感到冤枉得紧。

鲁迅1920年代初撰《小说史大略》时,还是将《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放在一起,统名为“谴责小说”。他评价说:“然中国之谴责小说有通病,即作者虽亦时人之一,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倘置身局内,则大抵为善士,犹他书中之英雄;若在书外,则当然为旁观者,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于是‘嘻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

这段话用来说李伯元、吴趼人他们的小说,完全成立。那些小说里,本来就是要骂官场、骂商界、骂大少,所以里面只要贴有这种标签的,就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作者骂得痛快,读者看得解气,哪儿谈得上什么“共同忏悔之心”,都是别人坏,显得咱们好。“你们×××都是这样”就是这种典型的思路。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再读一读奥威尔《动物农庄》,动物掌权后发布的新格言,什么低等动物都能理解,只有八个字:“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这种贴标签行不行得通,请往后翻。

只有《儒林外史》不是这样。吴敬梓也骂尽了“知识分子”的丑态,可他笔下的每个人物,有艰难,有辛酸,有着让你无法跳脱出来的共同品性。王玉辉逼女儿自杀殉夫,以求“青史留名”,是“五四”最厌恨的“礼教杀人”,如止于写此,那就是谴责小说。但王玉辉出门散心,在湖边看见一个妇人的背影,想起女儿,热泪滚滚而下。这才是“贴着人物来写”(沈从文)的大手笔。所以鲁迅后来改《小说史大略》为《中国小说史略》,单为《儒林外史》辟出了“清之讽刺小说”一章,既说自此书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感慨“是后亦鲜有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而那些热闹痛快的“谴责小说”,鲁迅说它们“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但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而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度量技术,都离《儒林外史》差得太远。

所以我每每重读《儒林外史》,都很庆幸地想,要是吴敬梓当年也犯懒,乱给笔下人物贴标签,每写一个衣冠人物的丑态,立即上升到整个儒林的上半身或下半身的高度,于是中国文学史连一部像样的讽刺小说都留不下,那可真太让人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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