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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记者彭延媛采访何振梁 2009年10月，丹麦哥本哈根，国际奥委会全体大会。何振梁作为年届八十的委员，根据IOC的规定，在那届全会上光荣退休。那是CRI记者彭延媛最后一次专访何振梁，听他总结自己的奥林匹克生涯，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以下是节选。 您过去30年经历了国际奥委会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而我们也知道，现在您作为一个年满80岁的委员也是到了要退休的时候。现在您回过头去看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有哪些事情，您觉得是必须提到的？ 我恐怕要写厚厚的几本书才能回答。我1952年参加了奥运会（赫尔辛基），那个时候对奥运会一点了解都没有。结果后来，那次参加之后很长时间，我们又和这个世界隔绝了。1955年，我进入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从那时候到现在，除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如果把这些年分成几段的话，那前一半，基本上是在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抵制“两个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一半，情况变了，我们也已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合法席位，方针也有所调整，这个时候，我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国际体育界了解中国，听得到我们中国的声音。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不但是继续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还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界里的正当权益，同时要努力改变多年来形成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奥林匹克运动）普遍性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要尊重不同文化的重要性。我很高兴的是，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当然，我的工作还有第三方面。我们中国人民多年以来的强烈愿望，就是举办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这几十年，前几年还没有明确提出来，我内心就在想着这个事情，想着为这个事情（申奥）做准备、做铺垫。这个工作就包括和委员们建立起友谊；包括收集有用的资料——一旦我们决定申奥，这些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和经验就用得上；同时，在已经和委员们建立了友谊的基础上，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到时候就能够支持中国的申办。我这几十年，大概就做了这么些事情吧。 您觉得，在奥运会之后，中国如何在国际奥委会当中保持重要性、保持我们的地位和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要靠我们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有体育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外事和体育外事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需要我们有新人上来（参与体育外事工作）——长江的后浪要推前浪嘛，利用国家正大踏步往前进的机会来更好的发挥我们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们不能单纯的满足于我们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一个位置，我们必须在这里发挥作用。我们不能仅仅是参加比赛，我们还要参加决策，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影响这些组织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大批的、政治上敏锐坚定、同时对业务很熟悉，还有掌握外语的干部和人才。不要忘记啊，前面两个条件和重要，这个外语的条件也很重要。尽管有一篇文章讽刺挖苦我，说我“光会用英语、法语跟人家聊天，就说自己是什么体育外交家”；但是，如果你不能用语言直接去跟人家交流，靠翻译的话，翻译的水平高，效果就好，翻译的水平低一点，就会大打折扣。就像陈毅元帅当年讲过的，听一个翻译差的人在那里翻译的时候，就像钝刀子割肉。是不是？你不要轻视（外语的作用），那是一种传统的忽视甚至是鄙视，只看得见政治，而看不见政治是需要落实到各个具体业务方面的。我们现在的外交官都是外文（系）——解放后第一批出来搞外交的都是将军，那是因为他们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我们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现在，我们几十年培养了这么多人，还让那些不懂外文的去搞外事，那怎么搞？ 您觉得，下一代年轻人当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接上来继续这个工作？ 我希望接我班的，是一个既对国际奥委会非常了解，外语应用自如，对我们的国家更是有着坚定不移忠诚的人。 愿逝者安息。中国所有的体育迷们，都将铭记何振梁先生为中国奥林匹克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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