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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公元265年—324年)，字处仲，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其父王基，曾任西晋治书侍御史。王敦是东晋立国的有功之臣，与其从弟王导同心辅助东晋开国君主司马睿成就帝王之业，内征外伐，权重一时。其后，他拥兵自重，威震朝野，锋芒直逼天子。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他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一度得逞。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又孤注一掷，再次发难，岂料众叛亲离，终至败亡，应了时人潘滔对其所说的“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的一句谶语。 雄心勃勃 隐忍期待 王敦出身于西晋末年的一个官僚家庭，少时放荡不羁，成人后，眉目疏朗，性情简脱，胸有大志，不言财利，很早就有豪侈刚忍的名声。那时，门阀世族势力扶摇直上，社会财富大多流入他们的府库中。于是，时人奢侈成风，为了夸耀于人，竞相斗富。其中，大族王恺、石崇相互斗富竞奢，颇为惊人。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以白蜡代薪柴烧饭；王恺作紫丝步障40里，石崇就作锦步障50里。一次，王敦与堂弟王导同在王恺家中饮酒，有一位年轻歌女在旁吹笛助兴，只因紧张中走失音韵，就被王恺一剑刺死。当时王导吓得脸都变色了，而王敦仍独自斟饮，神色自若。还有一次，王恺宴宾，席间，王恺立下一条规矩：凡美人劝酒，客不能饮尽，便斩劝酒美人。王导本不善饮，但恐美人被杀，遂勉强喝完。王敦则与其心怀仁慈的堂弟王导不同，连酒杯都迟迟不肯端起，把劝酒的美人惊恐得花容失色。事后，王导仍心有余悸，对堂兄王敦这种把杀人行乐作为下酒佐料的残忍表现惶恐不已：“处仲性情残忍刚烈，日后若身居要职，是没有好结果的。”王敦的这种残忍天性，日后果然酿成大祸，不出王导所料。 王敦的性格似一多棱体：残忍、忠耿、果断刚毅、过人的胆识谋略等组成了王敦复杂矛盾的性格。王敦也有过人的意志力。他曾一度沉溺于色，荒淫纵乐，身体也由此垮了下来。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沉溺于此，王敦说：“这很容易。”当即令人打开后阁，把数十宠妾全部赶走，时人纷纷称奇。 王敦也曾有过忠义的名声。晋惠帝在位时，皇后贾南风阴谋篡权，将太子迁徙囚禁于许昌，并下诏东宫官属不得为太子送行。时为太子舍人的王敦与洗马江统、潘滔等违禁在太子经过的路旁遥拜太子，眼泪涟涟。这种忠义之举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王敦因此名噪一时。 王敦的多面性格中还包含着过人的胆略。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终于演变成一场历时16年之久的大厮杀，史称“八王之乱”(公元290—305年)。其间，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越王司马伦篡位称帝。次年，齐王司马礒、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睿等联合起义，兵攻赵王伦。其时，王敦的叔父王彦为兖州刺史，成为两派争相拉拢的对象。王彦在接到齐王司马礒的邀战檄文时，惮于赵王伦的强兵，不敢回复齐王礒。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头，王敦以其政治胆识、军事谋略预见到赵王伦必败，力劝王彦起兵响应诸王。事态的发展果不出王敦所料，司马伦大败。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战乱结束，大权旁落于东海王司马越手中，王彦因此立了大功，王敦也被封为青州刺史。 永嘉初年(公元307年)，王敦为中书监。其时天下大乱，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王敦自认此时势单力薄，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隔岸观火，坐待良机。他把其妻襄城公主陪嫁带来的一百多奴婢悉数分配给军中将士，将自己府中的金银财宝也全部散发给众人，然后孤身一人两袖清风返回洛阳。当时晋惠帝在位，而大权操在司马越手中。不久，司马越就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谋臣潘滔曾力劝司马越说：“如今把处仲派至都城外，只会使他大肆发展势力，将来定会招致灾祸。”但当时司马越听不进去。待日后要封王敦为尚书，想赚其回洛阳以便控制时，却被王敦辞却了。 这一时期，王敦正如潘滔所言“蜂目已露，豺声未振”。他隐忍期待大展宏图、屡建功勋的机会，不久便终于到来了。 妙计安邦 威领六军 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司马睿(公元275年—322年)，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八王之乱”时，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治所在今南京)。司马睿乃皇室大宗远支，父辈也无建树。司马睿既到江东，无声望，名声平平，缘何能取得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并登上皇帝的宝座?其主要原因便是琅邪大族王导、王敦的鼎力相助。司马睿初到建康(即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门可罗雀，吴中人士皆不来拜附。这对想成就帝王之业的司马睿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就连时为司马睿智囊的王导面对此尴尬局面也一筹莫展。正在无所适从之际，王敦来访，王导力请堂兄出谋划策以解燃眉之急。机敏过人的王敦闻言，当即献出了一个妙计。 这年旧历三月三，吴东百姓倾城而出，到江边嬉戏洗濯，借以消灾祛病。这一天，在王敦的精心安排下，司马睿端坐于华丽的车舆中，一行人仪仗威威，王导、王敦一脸恭敬地跟随其后。车队一路浩浩荡荡地走过，路人纷纷叹为观止。其时江南名士纪瞻、顾荣看见名望一时的王导、王敦都如此恭敬地跟随，心想车中所坐之人该是如何了得，于是相继拜于路旁。顾荣、纪瞻这样的江南名流一归附，其他名士皆来拜附。一时琅邪王府前车水马龙，名士荟萃，甚为壮观。司马睿的名声逐渐扩展开来，一些江南大族也都生了归附之心。 其时，王导与王敦同心辅佐司马睿。王导居中掌枢机，王敦居外总征讨。王敦四处经略，威风凛凛，为司马睿坐镇建康、立稳江东解除了军事上的后顾之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扬州刺史刘陶逝世，司马睿用王敦任扬州刺史。不久，加授都督征讨诸军事。“士为知己者死”，此时的王敦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司马睿效忠。同年，江州刺史华轶自恃朝廷命官，违抗司马睿的命令。为防微杜渐，王敦与历阳内史甘卓等联兵击败华轶，华轶及其五子全部被斩。这一年军事行动起到了惩一儆百的作用，防止了其余地区的效尤，使司马睿的威望日隆。也在这多事的一年，蜀州杜?领导巴蜀流民在湘州起义，荆州刺史周觊不战而退。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前往讨伐，自己率兵同时进驻豫章为诸军之援。王敦“经略指麾，千里之外肃然”，指挥若定。陶侃大败杜?，王敦班师凯旋而归。作为此战的统帅，王敦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兼江州刺史。自此，王敦掌握了江东的军事大权，实为东晋王朝的最高军事统帅。王敦开始自选官吏，专权之迹渐彰，犯上之心始起。 觊觎王位 叛乱身亡 建兴五年(公元317年)，愍帝死亡的凶讯传至建康，众望所归的司马睿登上帝位，是为晋元帝(改年号为建武)，东晋王朝遂告建立。司马睿从东渡到登极，全然倚仗于王氏兄弟的支持。王导居机枢重地，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联合南北士族，大权在握，政令由他而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讨，后来又坐镇荆州，由上流扼守建康。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故而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种帝王权势与士族权势相安、维持平衡的局面，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少有的。而元帝司马睿一生虽恭谨节俭有余，而英明果断不足，终让王敦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给其篡权谋反提供了契机。 初时，王敦借口司马睿年长，欲另立新主，但遭到王导等人的反对，加上自己羽翼未丰，只好悻悻作罢。一旦他名声鹊起，赫赫军功既立，加上控制了上游军事大权，王敦的政治野心便日益膨胀起来。 当时，偏隅江南的东晋最重要的门户为荆、扬两州。扬州是中枢所在，财赋之区，称为“内户”。荆州则甲兵所聚，又处富庶之地，有相当的财力，凭借甲兵和财富，可以屏障扬州，号称“外阃”。掌握荆、扬两州，就控制了东晋的大局。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在司马氏与王氏之间展开。 精于算计的王敦不能不意识到荆、扬这一军事天险的重要性，便抢先一步把荆州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东晋初年有将相之才且立有功勋的陶侃、周访等人，在王敦的排挤下均郁郁不得志。王敦先是找借口解除了荆州刺史陶侃的职务，将他左转广州刺史，安排从弟王訥为荆州刺史。王訥到任后为消除后患，竟大肆屠杀陶侃的旧部，导致群情激愤。晋元帝乘机征王訥入京为散骑常侍，发布与王敦有矛盾的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针锋相对，转周访为梁州刺史、安南将军。此后，王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坐镇武昌，亲自兼任荆州刺史。 面对王敦的所为，为改变“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不甘为人所制的晋元帝遂起用南方大族戴渊、周觊与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牵制拥兵坐镇武昌的王敦，扼制其势力进一步扩张。他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驻扎合肥；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以北伐石勒为名，一面防御王敦，一面牵制祖逖。刘隗、刁协、戴渊等人虽然忠于帝王，却缺乏政治头脑和军事才干，令晋元帝大失所望。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周访死，元帝任命甘卓为梁州刺史。甘卓虽敏于治事，却疏于治军，遇事往往优柔寡断，使王敦少了后顾之忧。为牵制王敦，司马睿又任命谯王司马丞为湘州刺史。司马丞才干平平，好说大话而无实学。时为长沙主簿的邓骞得知司马丞任命的消息时感叹说：“湘州的灾祸，大概就在这上面。” 东晋初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纷扰不息，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呼声微弱。出身大族的祖逖(公元266—321年)年轻时就慨然发誓，“闻鸡起舞”，立志北伐，收复家园。建兴元年，在司马睿的赞助下，祖逖率领自己南渡时带来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击楫而发誓说：“祖逖不能扫清中原、光复家乡的话，就让我丧身大江之中!”渡江之后，祖逖与部下同甘共苦，军纪严明，几经奋战，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正当祖逖准备乘胜进军的时候，东晋朝廷却派大将戴渊前来加以节制。王敦也一直视祖逖为劲敌，曾派人拉拢祖逖与其一起出兵反击东晋，遭到祖逖的拒绝。祖逖眼看宿愿难成，又憎恨大族的权利争夺，遂忧愤成疾，于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病故。 祖逖一死，王敦认为天下已无敌手，遂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举兵于武昌，以讨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此前，刘隗、刁协排抑豪强，协助元帝强化皇权，自然会引起豪强的怨望。他们“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的政策更是触动了豪族的利益，引起豪族的普遍反对。因而王敦在给元帝司马睿的上疏中历数刘隗、刁协的罪状，在刑名和征发“免奴客”上大做文章，借以笼络南北士族。吴兴大族沈充闻风而动，起兵响应。二月，元帝急令刘隗和戴渊入卫建康。王导率子侄20余人请罪：“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想不到今天出在臣族之中。”元帝非但不怪罪，反而更为劝慰、笼络。王敦率叛军顺流而下，一路披靡，势如破竹，兵到石头城，周札开门投降。王敦轻而易举地攻下石头城。占据石头城后，他杀掉周觊、戴渊，听任士卒烧杀掳掠，朝廷官员一逃而空，只有侍中二人在皇帝身旁侍奉。面对残局，元帝脱下铠甲，感慨万千：“想要得到我这个位置，就应该早说，我自会回到琅邪，何至于把人民害到如此的地步呢?”刁协、刘隗兵败后晋见司马睿。司马睿握住二人的手痛哭流涕，劝他们快快逃亡。刁协说：“我当守候在这里等死，不敢有二心。”司马睿说：“情况紧急，怎么能不走!”后刁协被杀，刘隗投奔石勒，官至太子太傅。 王敦控制大局后，元帝被迫拜他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他。王敦佯装辞而不就。这年底，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其子司马绍即帝位，是为明帝。 明帝，史称礼贤下士，有文武才干。王敦因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为朝野所重，想诬以“不孝”的罪名而废之，百官皆不从，废黜太子的阴谋便未得逞。王敦见一计不成，便铤而走险逼迫明帝给自己加黄钺、佩剑等特殊仪仗，给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后又移镇姑孰，屯兵于湖，就近控制朝廷。至此，王敦大权在握，便翦除异己，树置亲信，大肆杀戮。 不久，在其亲信钱凤、沈充的煽动下，王敦急欲发难，推翻朝廷，自立为王。这一年，王敦病重。王敦无子，收兄王含之子应为养子，并拜侄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叛乱前夕，钱凤对王敦说：“太将军万一不行，是不是当以王应继承大事?”王敦沮丧地说：“非常之事岂一般人所能应付得了。王应年少，怎么能承担大事。我死之后，解散兵将，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奏事朝廷，进献不断，这是中计；趁我未死，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大兵东下，直捣建康，这是下计。”钱凤对死党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于是与沈充商定在王敦死后作难。 也许王敦活该命绝，此间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更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王敦有一侄子王允之，王敦爱其聪颖，常留在身旁。一天深夜，王敦跟智囊钱凤在灯下磋商叛变事宜，王允之一一听到。王敦觉察隔墙有耳，警觉起来。王允之大惊，叔叔的心狠手辣使他感到大祸临头，于是假装不胜酒力呕吐，吐得一塌糊涂，竟蒙骗过其叔父。不久，王允之把王敦、钱凤的阴谋告诉其父王舒。王舒奏报皇帝司马绍，暗中戒备。王敦至死也许都没想到，自己10岁的侄儿都“背叛”了他。可以说此时的王敦已是众叛亲离，如果说第一次叛乱王敦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得逞的，那么这一次，王敦的形势已是岌岌可危。王敦梦想打破王权与大族共衡的局面，代晋自立，这已经触犯了大族的利益，因而附议者极少，就连其从弟王导也宣布与其脱离干系。但孤掌难鸣的王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加重求胜的砝码，王敦推荐自己的左司马温峤入朝，侦察朝中动静。岂知温峤早已不满王敦的大逆不道、狼子野心，他当着朝廷众官的面，把王敦的阴谋全部揭发出来。 太宁三年(公元324年)，明帝下诏，讨伐王敦，以王导为大都督，作好周密的军事部署。王敦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以其兄王含为元帅，于同年七月与钱凤、周抚、邓岳等率水陆军5万人向建康进发。因顾忌将帅畏惧王敦的心理，王导带头到处散布王敦已死的谣言，并假戏真做，为王敦发丧，朝廷军中士气大振。 双方摆开战场，王含初战即败。王敦听此消息，大骂：“我兄真是无用的老太婆。”他又对守护的参军吕宝说：“我当拼死前往指挥。”当即挣扎着起床，但因病重力竭，身体虚弱，又只得倒下。钱凤的部队此时在建康也遭明帝亲率六军的攻击，屡战屡败。王敦见大势已去，遂给羊鉴及养子王应交待后事：“我死后，应马上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处理葬事。”话一落音就一命呜呼了。时年59岁。“树倒猢狲散”，不久，王敦的余党更是一触即溃，被歼灭殆尽。而王敦寄于厚望的侄子王应在其死后虽秘不发丧，但也一筹莫展。他用席裹王敦尸，在外面涂蜡，埋于地下，然后就终日与狐朋狗友纵酒淫乐。王敦更没有料到的是，其一生征战，死后更不得安宁。平乱后，王敦被掘墓暴尸，斩首示众，终于落得一个乱臣贼子的应有下场。 王敦集功臣与乱臣于一身，前期与从弟王导齐心合力辅助元帝司马睿，屡建战功，不失为东晋开国有功之臣。他本应载入史册，名垂千古，但随之而来的重权在握却把王敦推向犯上作乱的境地。他获取相位后，心存不满，欲海难填，再次举兵发难，已成强弩之末，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王敦之败，抑或天意乎?非也!为天下人所不为，必遭天下人所不齿。 (骆剑红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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