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有言如玉 | 犹太教的欧洲悲剧能给查理什么启示？

BBSBIAN 201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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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恐袭案的发生让欧洲进入“恐怖时刻”，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如何解决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当年的欧洲在犹太教世俗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处理好的这一矛盾。本文选自《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吴增定著，三联出版社出版。】

众所周知，犹太人虽然是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拿破仑时代）第一次获得公民权，但他们获得完整意义的政治权利则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实际上，正如二十世纪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德国犹太人长久以来对德国本身，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形成了很深的依赖性。在魏玛时代，他们更是真诚地相信，他们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德国人——唯一的差异性不过是：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人，而其他德国人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德国人。

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差异性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是因为他们觉得，魏玛共和国作为一个崇尚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自由民主国家，一定会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性保持中立。但是，事实刚好相反。在俾斯麦时代，犹太人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自由公民（citizens），而是同属帝国的臣民（subjects）。这一共同的身份（identity）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在宗教信仰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因为他们虽然也遭受歧视，但却并不那么严重。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犹太人在获得完整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们同其他德国人的差异性却变得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恰恰是在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远远地超过俾斯麦德国时期。对于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歧视，魏玛共和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加以干涉。在施特劳斯看来，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歧视的产物，因为它唯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犹太人问题”的悖谬性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犹太人本身。作为现代“神学政治问题”的具体表征，“犹太人问题”的悖憀性恰好折射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自身的内在困境。正如上文所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之所以建立，其最初动因之一就是应对西方现代早期之“神学政治问题”的挑战，平息西方世界内部的宗教战争以及教会与世俗国家的相互冲突。在斯宾诺莎看来，一切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的原因，说到底都是宗教人士（教士或祭司等）的政治野心和贪欲。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古希伯来王国的历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现代早期西方国家的历史。因为，同“犹太人问题”一样，“神学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理性启蒙和同化。斯宾诺莎认为，只有经过理性启蒙的洗礼，人们才能摆脱宗教迷信的束缚，认识到自己真正的自然权利，并由此通过契约建立符合理性原则的自由民主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宗教完全退出了公共政治领域，变成了纯粹私人领域的事务，每个人都同其他人一样，其首要身份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公民。

不过，这幅美好的蓝图并没有如斯宾诺莎所设想的那样变成真正的现实。恰恰相反，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世界自身的活生生历史和现实清楚地显示，所谓的理性启蒙或同化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大大地激化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与冲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也不断地挑起各种价值冲突和宗教纷争。事实上，现代理性启蒙和同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人们都变成彻底“同质”（homogeneous）的原子式自由个体，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相同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人们又反过来成为完全异质化（heterogeneous）的私人，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性从过去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感和文化价值，逐渐扩散至种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语言、肤色、性取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现代理性的“启蒙”之下，一切旧的身份认同（identity）都随时会遭到挑战和颠覆，一切差异性（difference）都要求获得自身的权利，每一个特殊的群体都可以基于某方面的差异性提出某种特殊的排他性政治权利和诉求。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他们往往更加受到其他群体的歧视、排斥和敌对——尽管这种歧视、排斥和敌对看上去比过去显得更加“理性“和“文明”。同时，由于这种歧视属于人的内心世界或私人领域，国家并没有权力进行干涉。其结果就是，一旦这种冲突超过双方容忍的极限，那就很可能导致残酷的争斗甚至血腥的战争。

因为，不管是就“犹太人问题”，还是就“神学政治问题”来说，斯宾诺莎的“同化”方案都没有获得成功。“同化”不仅没有实现不同群体和族类的和平共处，反而大大地凸显了他们的各种分歧与差异，并且因为加剧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冲突。这种极端悖谬性的结果恰恰表明，斯宾从诺莎的“同化”方案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这一困难的源头正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