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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吴又可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肯定其临床价值，并结合现代临床经验，阐述其具体运用。 关键词：温疫 戾气 膜原 非典 正文： 对温疫学说的认识始自《内经》，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完善和发挥，但未形成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明末，疫病横行，有感于疫病对患者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吴又可在对疫病经过细致的观察，对比和思考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温疫的认识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以《瘟疫论》为代表，温病学派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始逐渐得以大放光芒。 吴又可对温病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了“温疫”的概念，对温疫与伤寒进行了区分，“瘟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汗，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毛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列举如此，为后世医家认识温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而不再拘泥于六经伤寒。 关于温病发病的原因，吴氏提出了新的学说，即杂气病因学说。以往医家对疫病原因虽有发挥，却未脱出六经藩篱，认为疫病为“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时行之气。吴氏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为感受“戾气”所致。如《原病》篇“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伤寒例正误》又有“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斯是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戾气学说的提出使人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没有科学仪器的条件下，吴又可能够通过自己的临床观察，并大胆提出戾气学说，发前人之所未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也注意了戾气致病的特异性，“戾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 关于疫病的传播与传变，吴氏指出戾气从口鼻而入，不同于伤寒从肌肤而入；人体感染的方式有经空气传播和与病人接触传播。疫病的传变亦区别于伤寒的六经传变，“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於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巳发之後，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里胜於表者，有先表而後里者，有先里而後表者，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关于疫病的病机，吴氏提出了膜原学说。指出“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瘟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据此，根据病在膜原，吴又可认为应“使邪毒速离膜原”，用开达膜原法，“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创制了达原饮，三消饮。达原饮由槟郎、草果、厚朴、黄芩、知母、白芍、甘草组成，用于瘟疫初起，先憎寒后发热，身痛头痛，苔白积粉，脉数不浮。此方对后世影响颇大，吴鞠通、雷丰，薛雪等加减变方诸多。三消饮为达原饮加葛根、柴胡、羌活、大黄组成，用于温疫表里分传证，既有邪犯三阳，又有邪热入里之证。 针对瘟疫的治疗，吴氏特别推崇下法，尤其重视大黄在治疗中的作用，极大的扩展了下法的应用范围。吴氏认为温疫的病机要点是:邪气内郁，滞而不通。因此应逐邪外出，“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百关皆通。”吴氏亦设想专病专药，“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
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 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 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这种主张极具前瞻性，和创新精神，是后世业医者需要学习的地方。 《瘟疫论》中阐释的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指导着临床实践。 论中阐述病在膜原，主要在于说明疫病的入侵及传变途径。言其治疗需用开达膜原法，疏利透邪，使病邪速离膜原，后分而治之，并据此创制了达原饮。吴氏的这一学说至今仍影响着临床。根据病在膜原理论，可以猜想，当今的传染病如流感，乙肝等疾病是否也存在着这一病机，膜原理论仅限于温疫病的治疗，其应用范围是否具有扩大的可能。有医者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达原饮用于治疗肠伤寒、白喉、痢疾、扁桃体热、习惯性便秘、黄疸型肝炎等病症亦有效。其中有的已脱离温疫病范畴，然亦可用膜原学说诊治。膜原理论的提出为临床治疗某些疾病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发作用。 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瘟疫论》指出的思想也很好地为治疗提供了经验借鉴。非典病毒会给人体造成巨大损害，并且随着时间的深入，损害亦会加剧。因此，怎样控制病情的蔓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瘟疫论》提出“客邪贵乎早除”，“有邪必逐，除寇务尽”，如不及时逐邪外出则“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对于非典的治疗亦应遵循这一思路，在辨明病症的基础上，尽早投剂驱邪，挫其锐气，则病症向转，或可缓图。如将非典病症定位于膜原，则亦可采用梳理膜原的达原饮。而据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此方药物具有广泛的抗菌抗病毒作用，尤其是用作君药的槟郎不仅可抗病毒，更可修复病毒感染所致免疫缺陷。因此，该方可用于非典早期的治疗。如能根据患者体质，兼夹浊邪的不同，进行加减化裁，则能发挥更大的疗效。对于湿浊郁闭者，可用雷氏宣透膜原法；对于邪渐入胃，里热虽甚，湿浊犹重者，可用三消饮，即达原饮开达膜原加柴胡、葛根、羌活，消散于表，加大黄消导于里，加生姜、大枣调和诸药。 综上，吴又可的学术思想在于能够通过自己的临床经验，颇有胆识地立新说，创新方，从而不落窠臼，不入俗套，启发后世，可谓功莫甚大。作为后学者，理应继承前辈学术经验，但更应领悟其精神实质，在发掘前人有益的基础上，开阔思路，大胆创新，俾能治病活人，亦可繁荣中医学术，则吾之幸。
参考文献： 《瘟疫论补注》，吴有性，郑重光，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新编瘟疫学》，杨进，学苑出版社，2003 《温病学说之研究》，沈庆法，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
《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张之文，杨宇，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吴又可下法思想研究》，孟繁洁，江苏中医药，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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