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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务之辨 如何理解在洋务运动中的中西文化的逆转？ 以前在西夏，辽，元，清的冲击下（姑且称为冲击吧），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要么被同化了或者被消失了。如今我们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强劲的冲击，英美法国的冲击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方向。在打开国门的同时不可能只是获得经济贸易，还会带来文化的渗透，这才是最有侵略性的，最彻底性的，最根本性的。 马克思说：以前马其顿，土耳其等文明入侵印度文明后，莫不被同化或吞噬，原因是较低的文明入侵较高文明的结果，而英国来了就不一样了，印度反而被吞噬掉了，这是由于英国更高级的文明入侵低级的印度文明的结果。 且不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在这个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明之间的相互较量，在不同的程度下的影响。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目的是学习并强大自身以面对敌人的进攻。 谥号“神，灵”都带有贬义，古时以“文”为最高评价，“武”不如“文”，在臣子中“文正”是最高的评价，整个古代都没几个能得到这个谥号。
华夷之辨，在地位上，华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 虽然就字面上而言，华夷之辨主要以文化礼仪的有无为标准，但因为各民族文化皆不相同，何谓文化礼仪难有客观标准，而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可能是以中华思想的有无，或是对中华文化的友善度为标准。
议：乾隆的“天朝上国”思想 在“天朝上国”者们的思想意识里面，“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谓贸易，只是一种利益诱惑，朝贡才是目的。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思想，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认识。天朝上国思想，源于对周边夷狄蛮戎之民族文化的优越心态。儒家主张以礼服人，息兵怀远，天下归仁，四夷来朝。处于东亚中心主导地位的中国，实行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礼藩外交。朝贡贸易构成礼藩外交政治与经济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动机不在于谋取经济利益，而在于宣扬国威，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同时满足“天朝上国”权贵们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西汉桑弘羊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低价出口，高价进口，黄金与绢帛大量流出，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一带，从西周到隋朝，西安，洛阳一直都是政治的中心，朝都所在，关中平原是重要文明之地。 那什么是“华夏文明”的核心？ 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例，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更迭是夏商西周的更迭。史学家思考为什么商取代夏，为什么周取代商。在对问题的深入研讨中，他们归结于末代君主的无道统治，不得人心。此后三千年的政治都围绕这个命题。从天意变成了人意，从天事变成了人事。 客观文献的表达式一种道德自觉。 “华夏”的全称贺以为是在秦朝之后才出现的，之前都是自称为“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时的“夏”意义是正确，高贵，端庄。而在今日的“华夏”中的“夏”是内的意思，反而“华”被赋予了华美，外在的含义。“华夏”纯乎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诗书礼乐”为“文”，为“用”，以“道”为体。 今天的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职业教育”，而古之“诗书礼乐”不是单纯的为认识外在世界，而是为了培养内在涵养，充实自身，完善自身的气质。
如果将“道德”完全看成是“观念”，它将一无价值。对于道德，不在于认识的全面，而在于行---践行道德。“知行合一”不是道德的全部，同时也要注意文的特点与作用。道德认为内心至善---人心的天性，在于内省。由此削弱了对外在的检验的能力。宋明心学看来，人只要静心打坐，克己之欲，就可以达到道德高度。但是在孔子的理念中，道更完备，要求更高。它是内与外的结合，不只是修心，还有学文，内外合一。道德有民族性，这是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从而我们呢，都不曾去思考过自然的规律，没有西方的二元对立概念（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要在理性中去认识自然），我们的人与自然是统一一体的。我们更倾向于“感性的直觉”---“悟”。西方的是“理性运动”。 儒家注重道德。道德的“道”，用现代哲学术语讲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即共相。儒家的哲学前提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追求普遍性，要追求普遍性，就必须打破特殊性的局限。按常见的说法，中国文化喜欢用共性压个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民族出身地域出身就是一种特殊性。体现在评价事物上，就是君子大公无私、唯善是从。善者，合理也。理者，普遍性必然性也。儒家在政治上决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世界主义， 追求天下大同。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就是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普遍性和摆脱特殊性局限的过程。
二，“道器之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使得往往将理想混同于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具体表现为: 首先,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 其次,过度抽象的“道”,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卫道者所承认的思想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太高、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 其三,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完全依照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 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的价值原则?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建设,任凭少数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道也屡受践踏,结果是国家“道器两伤”?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
假如一个基督徒怀疑自己的宗教，怀疑上帝，那么它的信仰也就出现了危机，他就陷入了混乱。 根本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应不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充足的信心。 在今天，我们就是缺少信心，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本位，基于此，“华夷之辨”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信心。这才是克服当下的困难的根本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凝聚的标志所在，当它被完全地剥除了，我们就陷入了混乱。就像现在的人一样眼红西方发达的物质与财产，开始否定自身的文明。 上帝会有厌恶与喜悦的人，就像人有君子与小人一样，也像华与夷的关系。 道：形而上者 器：形而下者 形：任何对象，人，物，事，客观体 形而下：功能，规律性质，把形用于功能上的，往狭窄，具体，细致观念想的 形而上：向广，深，高的方向发散。 器：“各试其用，而不能相通。” 器物是改造世界的手段，居于一隅，社会分工细致化，无法相融通，不是“和” 道是关乎对整个人身的认识。 亚当斯密斯说：社会的生产在于分工。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越低，智慧低，越会安于现状。人容易对器物厌倦，尤其是高智慧的人，对重复性工作易厌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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