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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了一点闲暇，得以整理关于诗词方面的资料，汇集起来单独成册，不敢称解析斗纷，明辨发微，只是持蠡测海，贴出来与大家共同商量，以为抛砖引玉之用。但是我学浅才疏，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错误。在此期盼众方家不吝赐教。 总目 词品第一：“词贵沉郁”与“词贵清空” 词旨第二：“以词害意”与“以意害词” 词彩第三：雅俗之辩 词境第四：虚实之辩
词意第五：古今之辩 词品第一：“词贵沉郁”与“词贵清空” 沉郁与清空的矛盾，在于一个是重在宣扬以文章“厚重忧愤”的感染力来作为诗词标准，另一个则是重在遵从以儒家经典的“君子骚雅”来作为标准。 要想探寻明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在，关键是要探究“沉郁”与“清空”之所指。 （一）沉郁顿挫 所谓“沉郁”，杜甫在《进鹏雕表》中曾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风格。沉郁一格，历来为诗家所推崇。到了清代的词评家陈廷焯，才真正把“沉郁”阐述成词家所贵之风格——“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白雨斋词话》）。但他对于词风尚不敢妄断：“宋词不尽沉郁……词家所贵，尚未可以知耶”（《白雨斋词话》）。可以这么认为：诗家所指沉郁，就是极深厚的意思——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所谓沉，是就情感的沉重而言；所谓郁，是就情感的浓厚而言。 陈廷焯所解释的“沉郁”风格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词在风格上具有含蓄沉著特点，二是指词应突出创作者个人的情感，三是说“沉郁”这种风格境界所表现的美感特色，是悲剧的、忧怨的。根据以上三种分析可知，沉郁的境界远不及“清空”的宽广。陈氏所言“沉郁”，继承了常州词派的“寄托”说，主张词中寓有寄托怀抱，然后达到“沉则不浮，郁则不薄”的艺术境界。不仅是陈廷悼，很多强调“沉郁”风格的艺术理论家都注意到这一点。况周颐《蕙风词话》谈词境的沉著，也强凋词境应厚实而不浅薄，所谓“沉著，厚之发见于外者也”，厚为其质，沉著则为厚的外现。沉郁作为词追求的一种境界和风格，它具有一种内聚于词性、切合于词体的力量，它“深美阴约”“酝酿最深”，于委婉曲折、含蓄徘侧中见出情感的深沉和意境的深厚。由此而延伸，对“沉郁”的探讨，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风格形式意义上，不能只看到其表现方法的特色，尤其应进入这种艺术表现和风格形式所凝聚的精神实质和情感意蕴中。 诚然，沉郁说对于诗词写作中情感的凝炼和阐发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但是它的局限和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把沉郁作为衡量词的优劣的唯一标准，认为“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并且由此产生了两种偏向。一是把不属于沉郁风格的优秀词作一概排斥。二是牵强附会，把一些并不以沉郁见长的作品说成是沉郁的作品。 第二，沉郁说更主要的局限在于把沉郁与儒家的诗教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出较为浓厚的迁腐、保守倾向。从艺术表现方面说，沉郁说符合词的体性特征。而儒家诗教却以封建道德和功利的标准衡量诗歌，从本质上说是违反诗歌的创作规律的。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并以儒家诗教为基础，就使沉郁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自我矛盾之中，不能向正确的方面充分发展。《白雨斋词话》卷七·六一条说：“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情胜也。”既然李晏词“情胜”，又为什么“非正声”呢？其卷八·五十条也许是最好的注释：“诗词所以寄慨，非以循情也。”——只有在词中“寄慨”才能算是“正声”，而抒发其它感情，如男女之情，不论其健康与否，都不能算“正声”，除非这种男女之情使人联想到君臣际遇(如温韦词)。 （二）清空骚雅 所谓“清空”，源出宋张炎《词源》：“词要清空，勿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说姜夔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玉田在这里把清空与质实相对待。因此也把二者的艺术后果——古雅俊拔与凝涩晦昧相对待。从词的风格说，二者无疑是极其鲜明地对照着的。清空之所以古雅俊拔，实际是通过抒情艺术的概括显示其艺术力量。抒情艺术不在于实写一意一境，也不在于实写一人一事；而在于艺术地概括出同类意与境、人与事的普遍共性；张炎认为，与清空相对的是质实。质实即典故辞藻堆垛板滞，无灵动之气，用意不空灵清超，用笔无疏宕曲折，简而言之就是意境不清空浑化。在我们看来，这是艺术概括化和抒情典型化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所致。其至实写一意一境，一人一事，体现不出其普遍性和持久性。（邱世友《词论史论稿》） 古人讲究“文以载道”和“文如其人”。文章所起，感天地，动鬼神，存天理，定人伦，言情志，广道德。因此父子相存，君臣在位；志情高远，道德继承；是文章的大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很多是士大夫或预备士大夫，至少是读书人，是文明的传承者，他们的言行是社会风尚的风向标，文学承载着移风易俗的责任，因此社会价值体系对文学家的人格有较高的要求。如汉代的扬雄写过赞美王莽的文章，因而被宋人看不起；严嵩的诗写得好，但是后世读的人少，诗集也少有刊刻！古人虽也说过“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的话，但仍坚持“德艺双馨”的文艺评论原则。所以，“文以载道”与“文如其人”奠定了古代文人雅士作文的基调——写文章必须承载着作者的思想与道德的同时又要遵从儒家正统诗教的要求——在这要的基调上写出来的文章，又不可避免的受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影响。“止乎礼义”是《诗序》里的句子，也是后人所追崇的“忿而不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君子之情和君子之礼。宋人沈伯时论词在《乐府指迷》中把清空的具体要求说的很明白：“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意不可太露，露则直实而无深长之味。发议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此中“协”、“雅”、“深长不可直露”、“柔婉不可高狂”即是清空的要求。可巧的是，这四个标准无一不契合于古代士大夫所推崇的“温文尔雅、清风峻节”君子品格。因此，词贵清空，实际上是把“君子道德”作为对人品和词品的评价，这似乎是从宋朝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清代，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又将此发扬光大。根据“清空”的判断标准，则“清空”境界当比“沉郁”宽敞的多。 虽然清空讲究清峭拔俗，空灵澹宕，但仍旧有先天的不足：其学主张清雅温婉，要眇低徊的情致，因此后人效仿多作清雅曲折语。一味着学习将艺术形象概括典型化和抒情的典型化，必然就会有抽象曲折，晦涩难通的毛病出现。以姜夔《踏莎行》为例：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此词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姜夔从沔州（今汉阳）东去湖州，途经金陵时，梦见远别的恋人，写下这首词。“燕燕、莺莺”即梦中之人，词人不仅在梦中与远方的恋人细诉相思，在梦后重展恋人书信、重抚她的针线，词人还幻想恋人“离魂”千里，相伴身旁，甚至担心归去时，只有“淮南浩月冷千山”，而怕梦魂独自无人管。这两句意境极凄黯，而感情极深厚，下笔却清绮幽峭，杳渺低回。如果不看解释，则很难体会姜夔下笔用意的“清空”。 郭麐在《灵芬馆词话》中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後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此何为者耶。……若此者，亦词妖也。”狗屁不通的文章也能改头换面称之为“清空”，此其弊病之大，令人齿冷。 （三）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沉厚 刘熙载想把两种风格结合起来——“词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唯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沉厚，才见本领”（《艺概》）。此观点一扫前人分辨之争，不偏不倚，另辟蹊径，可以说是词品中的创新。 （四）词品要契合作者人品 无论是“清空”还是“沉郁”，都是词品的一种，也都是声学的一部分。 在古代的音乐（也就是礼乐中的“乐”）所起，是因为“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后来统治者们觉得这样的情绪必须要引导，所以“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从而达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目的。司马迁《史记·乐书》中总结了不同音乐对民众的感化作用：“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 总的来说，古代的声乐之学仍旧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所创制的一套宗法制度理论。 到后来，声学是用来陶冶情操的。江顺诒在《词学集成》自序时说:“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脱略而词贵缤密,余性质实而词贵清空,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 诚然，诗词礼乐确有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的作用，但希冀于学词来改变自身性情的做法，无疑是“削足适履”，甚至会落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中去。 古人提倡以人之性情，配合五音之正侧，使符合礼乐所倡导的制度。翻译过来是强调说人的性情都要符合“礼乐”。这样的做法无疑忽视人性的自由独立，而屈服于礼乐制度之死板。其根本是在封建时代自由精神之不传，独立精神之泯灭所致。今天自由之精神启发我们，应该由五音之正侧，配合人之性情。人有七情六欲，人品有高下，先天地生，发而为声，则五音六律、抑扬顿挫各相契合。因此，不同品格之人，歌曲各有其宜：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史记·乐书》）。 综上所述，根据“各物适宜”的道理，无论是“清空”也好，“沉郁”也罢，词作者最终要结合自身品格和性格特点，去选择最适合自己性格的词品去学习、摹写，最终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对于词作者来说，词之品格，亦如人之品格。词牌繁多，情韵各异，很大程度上可以分别其声情的不同。词派纷杂，莫衷一是，那么词作者要保持自身创作独立性，就需要在繁多的争鸣之中，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发扬自己的一技之长，获取自己一席之地。比如，某某某擅长言情，则侧重于抒发深情重意；某某某擅长摹物，则侧重于概括音容形状等等，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于此，则词品之辩，实无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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