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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霖茂所部 一、部队简史： 该军前身是第32集团军李默庵部所辖的突击总队。1945年9月，国民党第3战区将第32集团军李默庵部所辖的突击总队改编为第98师，隶属第32集团军，段霖茂任军长，下辖：第117师，廖运升任师长；预备第3师，魏人鉴任师长；预备第4师，曹耀祖任师长。该军编成后在江苏徐州、安徽砀山地区驻防。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时，第98军改编为整编第57师，段霖茂任师长，原下辖第117师改编为整编第117旅，廖运升任旅长；预备第3师改编为预备第3旅，魏人鉴任旅长；预备第4师改编为预备第4旅，曹耀祖任旅长。该师改编后，即调至江苏东海连云港，担任守备并维护陇后海路东段交通。同年12月，该整编师为解救整编第69师之围，调预备第3旅奉命增援宿迁，在宿迁附近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该旅番号取消。1947年，该师改隶属陆军总司令部临沂指挥部时，预备第4旅改番号位第60旅。此时该师下辖整编第60旅，曹耀祖任旅长。整编第117旅，廖运升任旅长；同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后，该师先后参加了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作战。9月，该整编师在沙土集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中将师长段霖茂、少将政治部主任李梯青等被俘。 该军于1945年7月由原突击总队改编而成。1946年5月整编为第57师。1947年9月该师在山东郓城沙土集被解放军歼灭，师长段茂霖被俘。 二、隶属关系： 第32集团军（1945年7月——1946年3月） 徐州绥靖公署（1946年3月——1947年4月） 陆军总司令部第2纵队（1947年4月——1947年9月） 三、序列沿革： 1945年7月成军时序列： 军长段霖茂，参谋长范继陶/黄培琎 预备第3师，师长魏人鉴 预备第4师，师长曹耀祖 第117师，师长廖运升（该师1946年1月调隶） 1946年5月整编为第57师时序列： 师长段霖茂，参谋长黄培琎 整编第117旅，旅长廖运升、罗觉元（1947年9月被歼灭） 预备第3旅，旅长魏人鉴（改旅1946年12月配属整编第69师） 预备第4旅，旅长曹耀祖/龙云骧 整编第158旅，旅长王理直（1947年1月拨隶，9月被歼灭） 整五七师中将师长段霖茂、少将新闻处长李梯青、一一七旅少将旅长罗觉元、上校副旅长张毓彬、六十旅(预四旅)少将副旅长王理直。 張毓彬，安徽省蒙城縣移村集人，生於1905年。1928年考入黄埔軍校第六期第一總隊步兵第三大隊第九中隊。畢業后曾在中央軍中駐守陕西潼關。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獲授陸軍步兵上尉銜，次年於台兒莊戰役中負傷。1942年至1945年，在由三個團編成、番號依次變更為魯蘇豫皖邊區挺進第五縱隊、十四師、第八縱隊、暫编一一七師中任上校團長，駐防蒙城渦河南岸一帶，與日偽隔河對峙，保衛皖北。1942年底與自徐州經蚌埠來犯日軍在蒙城激戰，因日軍施放毒氣，我軍民傷亡過大而退出蒙城縣城。1944年參與阜陽保衛戰，重創日軍，收復穎上、蒙城、壽縣、鳳台等失地。抗戰勝利後任整編五十七師一一七旅少将副旅长，開赴徐州接受日軍投降並駐守徐州機場。1947年經山東沙土集之戰后退役回鄉。 抗战时中国建立突击队的尝试——突击总队抗战时期，国军对敌后突击部队相当感兴趣，在美国的资助下军统局成立了中美班、别动军，第五集团军成立了伞兵团，都强调敌后突击的特种任务。在一九四一年，由英国政府提议，为中国训练一支突击部队，这支突击部队在战史上没没无闻，但其编训、作战过程是英国帝国主义虚伪阴诈的写照。将这段突击队历史写清楚，是一个对战时中国抗战与中英关系研究极有意义的史料。 一九四一年，远东战局日趋紧张，英国希望中国能投入部队为英国保护这块缅甸殖民地。英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不断与蒋委员长协商，蒋委员长表示无意派部队入缅，于是英国代表团提议中国提供敌后突击部队，由英方提供物资装备，进入缅甸游击。蒋委员长命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上将与英方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由英方为国军装配以加强营为作战单位的突击部队，中国政府同意派遣该部到缅东作战。英方主要目的是向中国要部队，所以坚持该部应在腊戍编组，中国要马上派部队入缅以进行编组装配，但缅甸内部情势不稳，英国无法保障基地安全。英代表团团长丹尼不服气，拉着内定为突击队指挥官的李默庵将军到缅境实地勘查，待了半个月之后丹尼才不得不承认英国在缅甸无力提供编训部队的安全环境，英方只好放弃坚持，同意在湖南编练。达成协议后，丹尼飞印复命，但中途坠机丧命。之后由布鲁斯接替代表团团长。双方同意合作编练五个突击营，训练六个月之后即开赴缅甸作战，由英方负责武器器材，于部队开到腊戍时配发，经费粮食各自负担。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协议，到腊戍才配发武器，如何熟练使用这些英制兵器？足见英国佬之小头锐面。 一九四一年六月，军委会将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即西南游干班〕考为军委会西南干部训练班，仍由李默庵任教育长，负责训练突击队的军官与军士。这与南岳的西南游干班性质完全不一样，也不再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西南干训班办公厅主任胡琪三、教务处处长罗觉元、总务处处长郑洛、政治部主任刘公武、外事室主任刘隽、机要室主任李明志、情报室主任李昊。设学员总队两个，第一总队总队长周淘漉、龙云骧〔继〕，第二总队总队长刘子淑。分设军官、军士、政工、爆破、情报、翻译、经理等队。班本部设于湖南祈阳。李教育长在突击队成军之后并办了一期军官教育团。 突击营的战斗员由中国官兵充任，但爆破技术人员由英方人员充任，所以技术人员由英方编制。在实际编制上突击队以营为独立作战单位，以队为战术指挥单位。营等于团，队则需有师级编制。编训时之武器由国军自行装配，英制武器到缅甸才配发。 突击队具体编制如下： 突击队设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各一员。司令部设政治部、参谋室、军需室、副官室、军医室、军械室、情报室。队辖突击营五、战防炮营一、通讯连一、警卫连一、运输连一、卫生队一、无线电台一。 突击营设营长、副营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员。营部配署政工官、军需官、副官、军械官、军医与情报官，下辖步兵连四、机枪连一、迫炮连一、警卫排、通讯排、运输排、担架排、无线电台。官兵一千二百员。 步兵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步兵排三〔排设步兵班三〕，直辖爆破班一、政工班一、运输班一、担架班一，每连官兵二百六十员。 机枪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机枪排三，每排重机枪两挺。 迫炮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迫炮排三，每排辖迫炮〔无英械,使用国产八二迫炮〕或平射炮两门。 一九四一年九月李默庵从湘鄂赣边区总部抽调直属部队官兵编成五营，并由湖南各师管区抽调军士。湘鄂赣边区总部的直辖部队主力多为李氏抽调，导致继任总指挥的王劲修将军几乎无兵可用。在此同时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发生兵变，团长被枪决，该团撤消番号。李默庵于是将原编组五个营缩为三个营，将第二四四团原有官兵编为第四营及第五营。编成五个突击营之后即成立第一突击队，司令周淘漉少将，副司令胡旭旴上校〔原边区总部参谋处处长〕，李承恩（交辎学校原学员队队长）为政治部主任。 在干训班成立之后，英国以约翰逊上校为领队率官兵三百余人分批到达祈阳。但这批人员素质之差，使中国军官傻眼。英方仅成立了爆破技术组，其余人员甚至有一大部份不是军人，而是侨商、传教士、外语教师等，这些侨商侨居中国多年，仍是帝国主义派头，根本瞧不起中国人。这支“部队”除军服外，有穿西装、骑装，甚至苏格兰式长裙者，中国军官对这批英方人员的评价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批人员不能适应军营生活，自然在情理之中，而纪律之败坏，又是另一个导致干训班瞧不起英国人的主因。这些英国人在祈阳街市上任意闯入民宅店铺，调戏妇女，偷取物品，简直是一群流氓。附近商家不敢开张，祈阳山川塘有一条三百余户的小街，被滋扰到民户不敢开门。十天之内，班本部即接到数起强奸案的控诉。李默庵大感不满，召见约翰逊要求约束军纪。约翰逊承认约束不当之后，居然要求李默庵设法解决英国人员性的需求，李默庵忍气提出可以召妓，但詹森认为妓女健康有问题。李默庵闻言，当场变色，表示不必再讲了。 这群英国人将中国人看成什么了！ 之后李默庵吓唬英国人，说祈阳民风强悍，乱跑恐有不测。又下令加强戒备巡查，盯着这批英国人，这些帝国主义流氓才知道收敛。这着英国人员的日常生活更是离谱，因为正规军人不多，所以对突击队的训练无能为力，本身也没有进行操练，成天闲荡。只有一个爆破队有些用处。而这些无用的流氓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所以除英方自行由加尔各答空运来的牛奶、糖果、饼干、香烟、罐头与其它日用品之外，又要求干训班供应大量肉、蛋、酒等食品。国军派出翻译人员，竟被英国人视为勤务兵任意支使打骂，帝国主义者之丑态可掬。 在第一突击队编成之后，英军代表团一再催促将突击队开往缅甸作战。一九四二年初，军委同意第一突击队周淘漉司令率第三营、第四营及第五营赴缅。一九四二年二月第一突击队开拔，英方也将在邵阳人员编组为三个爆破技术队与一个医务所，名义上编入各突击营建制。每个技术队有官兵八十人，但是当突击队抵达都匀的时后，腊戍已经失守，突击队只好转回祈阳，继续训练。 当部队回到祈阳之后，英军人员显得非常焦躁，因为战局大坏，祈阳的环境也够不上文明标准。约翰逊上校为稳定部队情绪，不断要求到前线进行“实战演习”。李将军报呈军委会核准，将第一突击队与部分英国人员调往湘鄂赣边区作战。一九四二年夏当浙赣会战进入尾声时，第一突击队抵达江赣北靖安县的邱家街。该地由第十九集团军驻防，在上高会战之后日军根本不敢在赣北蠢动。所以将英国人摆在这里较为安全。英方人员约有二百多人随突击队出发，荒谬的是这些英国绅士们要求由加尔各答空运来的食物用品要保持供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部特地为这些莫名其妙的英国人成立了突击队兵站支部，沿浏阳、铜鼓开设了九处兵站仓库供转运之用。而英军则派出监护人员到每一站监视。一开始雇用民夫，但那二百个英国人的东西太多，支部的民夫预算不足，英国人员竟然开始乱拉夫，在浏阳并打死民夫一人〔由英方提出少量抚恤，无惩处记录〕。战区兵站总监部只好编组了一个有四百名壮丁的运输大队专门为这二百个军人不像军人的帝国主义流氓服务。英国人仍嫌不足，自行向地方采购食品，竟夸张得买到物价飞涨。 到了邱家店约翰逊上校即要求突击队对日军交通线进行突击，以测试战力，总结经验。周司令即派两营潜入敌后进行破坏，并且与日军两次接火，本身没有损失。英国观战人员对中国军队以国械打的仗颇为轻视，约翰逊上校要求让英军一试身手。周司令于是选定了一个日军在山坡上的小据点为爆破目标，据点前有一条小溪。突击队即隔小溪占领阵地，布署火力支持，让英国人通过小桥前往爆破。结果英国爆破组战技不精，攻了几次参加攻击的英方组员无一生还。看到伤亡之后，这批流氓认为平白送死没有意义，所以又提出了撤军要求。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军开始撤回印度，只留下约翰逊上校等十几个军官以顾问名义留在干训班。此时英国人对武器装备完全爽约，只有爆破队带来一些爆破器材。约翰逊上校向李将军汇报时承认英军确实计划将在印度一批武器运往中国，但是史迪威等美国军官不愿意英国插手，不提供空运支持，只好作罢。而在华英军人员多为临时编组的志愿人员，缅甸失守后普遍希望回国，所以这个编练突击队的合作计划就如此虎头蛇尾地结束。 突击部队从头到尾，使用的都是当时预计“作为训练之用”的国产武器器材，除了英国人自己使用的爆破器材之外，完全没有配发英式武器。也因为如此造成了军委会对突击部队在补给上的不确定，所以突击队在一年之间装备状况不甚良好，甚至连军服的补给都出现脱节。直到部队调往第三战区之后，才正式确定使用国内装备，并纳入补给体系。 一九四二年四月，李默庵将军以荣军及部分新兵为基础编成突击第六营与第七营，一九四二年六月又从湘鄂赣边区总部调来两个团，考为突击第八营、第九营与第十营，随即成立第二突击队。司令魏人鉴少将、副司令李昊上校、政治部主任赵纫。此时英方人员多在前线，这支突击部队由李默庵自行训练〔其实本来就是自行训练〕。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以浙赣会战结束后浙江兵力空虚，征询李将军是否愿意率部入浙。李氏马上同意。军委会即发表李将军接替上官云相将军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并仍兼西南干训班教育长，指挥突击队、第八十八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一军及第六十七军。突击队调往浙江。六月间第一突击队主力留下英国人在靖安，开往浙江仙居。七月干训班第一总队总队长龙云骧少将率总队与突击第一营、第二营开抵仙居，归入第一突击队建制。八月干训班本部、第二总队与第二突击队开抵丽水。 突击队开抵浙江之后，继续训练。西南干训班也继续招员培训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伪军内哄，伪军师长李启蒙率领两个多团投诚，第三战区将该部改为暂十一旅，由第三十二集团军督训。李启蒙为青帮一个首领，所部亦无战力，李总司令乃将该部改为第三突击队〔辖突十一营、突十二营、突十三营、突十四营、突十五营〕，调派刘建修少将为司令、戴镇球上校（黄埔军校第三期，长沙人）为副司令，在碧湖整训。 突击队扩为三个队之后，依国军编制等同于三个步兵师，李将军乃提议建立军级指挥单位。军委会核定成立突击总队司令部，司令由李将军自兼，副司令胡琪三少将，参谋长罗觉元少将。该总队成立之后，原有军直属部队编制编组困难。如炮兵部队，约翰逊原来答应提供英制山炮二十门与三磅战防炮若干，但均未兑现，总队部只好成立了个空头山炮团。 第一突击队抵达仙居之后，周司令自率突一营驻天台，突二营、突三营、突四营及突五营则以小部队游击于天台与嵊县之间，攻击敌封锁线，甚有成效。一九四三年春日军以一个约一个联队的支队〔四千余人〕由新昌向黄坦村进犯，第一突击队突三营奋起抵抗，周司令派主力应援，将该敌击退并乘胜追击，夺回新昌一个据点。由虏获的文件指出，唱凯部队“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战斗力强，需特别注意”。 新昌战役结束后，第一突击队准备将阵亡官兵忠骸运往仙居安葬，但新昌黄坦村人民拒绝，主动筹款就地建墓立碑，以表示对抗日将士的敬意。 一九四三年，新四军以第三、五两个支队到四明山建立政权。第一突击队奉命到四明山区清剿，但以共军化整为零潜伏，成果不佳。不久日军侵犯丽水，第一突击队急开丽水，由暂三十三师一个团接防。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击退日军一连串对湘粤赣边区攻势后，第三战区局面较稳。顾长官决定一举肃清当时南下建立政权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的十个支队〔二万余人〕，于是以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觉将军指挥第一突击队、第二突击队、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第七十九师独三十三旅发起孝丰战役。以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一部及独三十三旅为左兵团，第七十九师及突击队为右兵团，两翼夹击孝丰一带共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左右兵团相隔二十公里，尚未到达指定攻击发起线。粟裕以六个支队进攻左兵团，将第五十二师与独三十三旅击退。二十一日共军主力全部抵达右兵团当面，当夜共军发起主力攻击，将第一突击队压入孝丰东南一个峡谷之中，第一突击队激战两昼夜后全军覆没，司令胡旭旴将军壮烈殉职，突三营营长熊壮猷、突五营营长陈士瀛被俘。攻势失利。 战后突击队颇受责难。一九四五年七月，军委会将突击总队缩编为第九十八军〔辖预三师、预四师〕，并以顾长官亲信将领原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任军长。突击总队编并后，西南干训班也同时撤销。突击部队至此结束。 突击总队总司令李默庵 （1904年10月17日－2001年10月27日），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学校。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是黄埔生中第一个退党的。国民党方面的黄埔三杰之一，时称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任六十团党代表、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经历了攻占武昌、南昌、杭州、上海、徐州等著名战役。 1928年以后，任第一军六十五团团长、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参加国民党中央军同地方军之间多年的新军阀混战，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负重伤，立下战功。 1932年以后长期担任卫立煌的副手。参加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 1935年任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十师中将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十四军军长，在山西忻口会战中任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5个师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两周，后转战中条山游击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长期作战。 1938年与直接顶头上司卫立煌争夺军队实际控制权失败，转任有名无实的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由于在华北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熟悉游击战术，1940年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与八路军教官共同培养抗日游击战指挥员。 1941年底，奉命与英军军事代表团合作训练突击部队，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后任十四、二十六、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奉命主持浙东地区日军受降事宜。 1946年6月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徐州绥署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坐在小飞机上遥控指挥所部10万进攻苏中解放区，与粟裕大战，极短的时间就被消灭5个旅，（新四军七战七捷），从此退出指挥第一线。 1948年春，程潜保荐他出任湖南省主席，虽得到蒋介石同意，但他考虑到蒋介石嫡系、李宗仁桂系、湘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力辞不就。蒋介石派他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秋从南通移军常德，在长沙居住，利用掌握的军权，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随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就争取李默庵与中共合作反蒋反桂，曾给有关方面发出了指示。 1949年夏,他退出军政生涯，移居香港，坚决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安排。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中将他列为领衔者之一。 1949年8月，他在香港参加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44人联名的起义通电，表明自己对时事和政治的认识和主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1951年移居阿根廷,1964年移居美国，在国外仍心向祖国，在当地中文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赞誉祖国的文章。他和黄埔一期同学宋希濂、侯镜如等在华盛顿发表宣言，呼吁军校同学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 1981年，他偕夫人应邀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到北京、武昌参观，1990年回祖国定居，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1993年12月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 1994年为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题词：“七十春秋彪炳史，和平统一在今朝。”表达了90岁高龄的黄埔同学对祖国统一的殷切之情。1995年6月起任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2001年10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关于突击总队： 1942年9月，李默庵继上官云相接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浙东防务。总司令部设在丽水碧湖采桑，参谋长初为汤尧，后由曹耀祖、罗觉元继任。当时第32集团军总部仅辖第88军一个正规军，军长刘嘉树，所属各师分驻浙东、浙南各战略要点。李默庵带来两个突击队，每个突击队有五个加强营，亦称突击营，还有警卫部队一个特务营。李默庵率部进驻浙东时，把第1突击队从江西靖安调到浙东，所属各营分驻仙居、磐安、天台、嵊县一带；第2突击队在湖南祁阳整编后，调到浙江丽水，拱卫集团军总部的外围，作为机动部队；西南干训班也从祁阳移到丽水碧湖对江的南山、松坑口，继续招收一批知识青年，训练通讯、工兵等技术兵种，成立通讯工兵连，并为编组第3突击队训练骨干力量。当时，突击队是属于西南干训班编练的，它是1941年中英军事合作的产物。英军代表团副团长先后由英方詹森、傅瑞泽、骆克睦上校充任，偕蓝士德、乔治少校等，随同李默庵来浙抗日。傅瑞泽死在仙居，曾建墓立碑。英军代表团部分成员担任西南干训班教官或顾问。第1突击队还有英军少校郭洛赛率领的十多名英军组成的爆炸小分队，参加浙江抗战。 第1突击队司令周淘漉，副司令胡旭盱，代号为"唱凯"；第2突击队司令魏人鉴，代号为"歌凯"。司令相当于师长。1943年，在第1、第2突击队之上成立突击总队司令部，相当于军编制，李默庵兼总队司令，胡琪三为副司令。1944年扩编了第3突击队，司令刘建修。 胡琪三副司令 胡琪三，湖南益阳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叛乱及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旅参谋长。1928年任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兵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长，中央教导第二师第一旅第二团上校团长。1930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洛阳行营军官教育团少将副教育长。第4师副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峨眉山军官训练团特训班副主任，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干班办公厅少将主任。1944年升任陆军突击总队副司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中将副司令，负责浙江萧山日军一个旅团的受降事宜。举行受降仪式后，日军即开始缴械，其间该旅团长再三恳求，想留下日本天皇赐给该旅团长父辈的雌雄军功刀，遭到胡的严正训斥。 1946年，胡调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将高参，1949年8月在湖南随程潜、陈明仁起义，同年12月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高参，随后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3年12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干部业余学校教员[1] 。1963年秋病逝。 突击总队少将参谋长罗觉元 湖南邵阳人，生于1904年。陆军大学第14期毕业。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抗战期间曾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部军统调查室参谋处处长，1940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干部训练班教务处处长，1943年任第32集团军突击总队少将参谋长，1945年7月任第32集团军参谋长，1946年6月任第1绥靖区办公室主任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后任整编第57师117旅少将旅长，1947年9月在山东沙土集战役中被俘，获释回湘后曾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6月在湖南宁乡起义。 第一突击队司令周淘漉少将(1906-1972)湖南临澧.陆军中将.中央军将领. 1926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历任军校教育副官,学生队区队附,区队长等职.1935年升任第十师辎重营营长.1936年升任第十师第三十旅第五十九团团附.1938年升任第十师第三十旅第五十八团团长. 1939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学生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同年改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学生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0年升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学生总队总队长.1941年调任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3年调任暂编第三十三师师长.1945年部队裁撤后赋闲,年底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学习. 1947年陆大毕业后派任国防部部员,年底调任南通地区守备司令部司令.1948年调任第十七绥靖区参谋长,同年代理湖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1949年辞去行政专员代职,同年升任第十七兵团副司令官,年底逃往香港.1952年返乡定居后被逮捕押赴南通.1972年在江苏南通狱中病逝. 第1突击队少将司令胡旭盱（1915－1945年6月），中国国民党员，官至少将，黄埔军校8期学生，湖南省长沙市人。陆军第三战区第1突击队少将司令。民国34年6月23日(1945年)，在浙江孝丰对新四军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第二突击队司令魏人鉴少将 魏人鉴，（1904－1946），少将。字局新，湖南宁乡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经理科、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1937年9月任第14军10师28旅57团团长，参加忻口会战，1941年6月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2突击队少将司令，1943年任突击总队司令部第2突击队司令，1945年7月任第98军预备3师师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57师预备3旅旅长，12月任整编第69师预备3旅旅长。 1946年12月蒋介石分三路向我运河东岸解放区猖狂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我华东野战军与苏北人民武装组织了大规模的狙击战，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 北路之敌是预三旅，他们在12月13日占领宿迁北二十公里处的晓店后，向沭河西岸五华顶进攻。14日黄昏，我军开始反击，首先分割包围了敌人两个团，毙敌四百余人，生俘一百多人，迫使敌人缩回晓店。至18日，我军以成排的山炮猛轰晓店敌军预备三旅旅部，炮弹炸得敌人四处逃命；我步兵在烟雾弥漫中飞越战壕，扑向敌人，步枪、手榴弹、刺刀轮番使用，负隅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剩下的大都缴械投降。入夜，旅部全部被歼，旅长魏人鉴[1] 、副旅长周昭宝全被击毙。北路之敌全军覆没，我军收复了晓店。 第二突击队副司令李昊上校、李昊，原名李存任，别号君度，1911年4月出生，湖南省长沙县北山乡人。祖上遗有田产，家境富裕。1918年入李氏族办小学，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29年冬赴日本留学，次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国家民族陷入危机之时，李毅然决定从日本退学，回国参战。1931年10月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其间加入国民党。1935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后任国民党第十九军司令部上校参谋、第十五军作战科科长、重庆军令部上校参谋、军令部第三厅二处上校科长、陆军大学上校兵学教官等职。 1940年，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主要任务是滇缅对日作战。李时任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后改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祈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1946年12月，任国防部第四厅三处少将副处长，此时解放战争刚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国民党军队正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其已经意识到失去人民支持的国民党难以取胜，对共产党的认识有所转变。在其受命担任视察团团长，对北平（今北京）、洛阳、天津、青岛等地的国民党装甲部队进行视察后，军队的腐败和士气的低弱，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 1947年，李借程潜到南京参加副总统竞选之机主动联系，希望能随程潜回湖南工作，得到了程潜的认同。1949年4月，其调任长沙绥靖署少将高参，6月被程潜任命为第一处少将处长。其完全支持程潜的湖南和平起义主张，巧妙与白崇禧部周旋，得到了程潜的信任。长沙成立指挥所，其与副参谋长谢慕庄负责策划和调度起义相关部队。7月中旬，其受命赶赴邵阳，为程潜去邵阳做准备，并协助处理邵阳绥靖署官员遣散工作。8月初，在邵阳廉桥的军事会议上，其感觉到部分将领之间仍有矛盾，如不及时处理恐生兵变，当即决定与中共派去邵阳工作的张斌一道返回长沙。果不其然，当车行至湘乡时遇兵阻拦，前面二车均遭扣押，所幸其与张一道从稻田中逃脱。晚上赶到长沙后，即刻将情况报告程潜、陈明仁，得到及时处置，化解了危机。 1949年8月，李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12月转入中南军大第二分校学习，1950年7月，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1955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3月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李昊1995年1月辞世，享年85岁。 第3突击队少将司令刘建修（1904-）又名叔潜，湖南醴陵人。生于光绪三十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科，陆军大学第九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09师参谋长，副师长，整编26师第六旅旅长。1947年任第69军副军长。1948年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伪十三师二十五旅少将旅长、陆军暂编第十一旅旅长 李启蒙，上海市奉贤区光明镇人。18岁起从师习木匠，不务正业而辍。后在三官镇钱云生适庐茶室挑水倒茶，不久又去东兴园鱼行摇船。民国25年，因参加邢田和侦缉队抢劫敲诈入狱于南桥。次年冬出狱，与狱友丁锡三一起组织国民党游击队，任大队长。又一年后，与丁锡三一起投降日军，先后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二路第一团上校团长、伪十三师二十五旅少将旅长等职。1942年（民国31年），伪十三师在绍兴起事，丁锡三等事败被缚，李投入国民党李默庵部，任陆军暂编第十一旅旅长，1943年（民国32年）曾任中训团第七期第二中队副。抗战胜利后失势退伍，在上海、台湾开设启新化学厂等。1949年夏，在上海被人民政府捕获，同年11月因黄胆肝炎死于上海狱中。 第一总队总队长、六十旅旅长龙云骧 龙云骧，字仲夔，生于1907年7月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四川省荣县五宝镇人。龙云骧之父龙腾剑，号德珊，系辛亥革命荣县起义领导人龙鸣剑（骨珊）之弟。龙云骧在家中行二，有一姊两弟。 1925年，龙云骧考入黄埔军校四期，编入入伍生总队，1926年3月，经升学考核转为军官学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张忠頫是龙云骧的荣县同乡，张忠頫是荣县东乡镇安场人，黄埔一期生，后任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少将旅长。1931年9月率部参加围剿江西根据地，所部于江西吉安富田被红军歼灭，张忠頫在作战中身亡。 龙云骧于1926年10月4日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参加北伐，历任排长、连长。 1931年5月，随部赴河北参加对石友三部的作战，继又入赣围剿红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率部驻防南京等地，作为参战的预备队。中日两国停战后，于1932年5月，再度开赴皖赣两省围剿红军，11月追击红四方面军入川。 1932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独立旅第三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率部在漫川关、丹炉村战斗中取得胜利，此后先后转战甘肃天水、四川广昭、松潘、陕西潼关等地堵截红军。1935年6月17日叙任陆军步兵少校。 1936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十师第三十旅第五十九团中校团附。1936年8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所部进入广州。是年秋，奉命北调安徽、河南。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所部从平汉路迅速调往潼关附近集结，后又调往洛南集结待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奉令进入西安城防务。 抗战军兴，时任第十四军第十师三十旅五十九团团附的龙云骧参加了晋北的忻口战役。1937年10月17日，龙云骧所在的五十九团奉命驰援第二十一师防守的新练庄，未及到达，新练庄已为日军所破，第五十九团乘占领之敌立足未稳之际，毅然发起攻击，攻入村内，与敌肉搏巷战。经四小时苦战，将敌逐步歼灭，夺回了阵地。10月18日，日军主力向第二十一师阵地再次发起攻击，为策应友军作战，五十九团王声溢团长亲赴炮兵阵地指挥射击，瓦解日军攻势。敌机发现目标后，即轮回投弹轰炸，王团长身负重伤，龙云骧接替王声溢代理五十九团团长。10月24日，盟腾村阵地一部被敌突破，龙云骧率五十九团跑步增援，到达后即向正面之敌猛攻，与敌血肉拼杀，将敌全数击退，日军遗弃阵地尸首达200余具，五十九团亦伤亡400余人。10月20日，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将军到该团慰问，见该团士兵个个身上血迹斑斑，泥土蒙面，衣衫褴褛，而士兵依然士气旺盛，深为感动，遂勉励他们为“铁团”。 忻口战役后，所部转移至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1938年2月，实任第三十旅第五十九团上校团长。6月16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  西南游击干训班三、四期赣籍学员湘祁阳合影1941年9月升任第一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同年，龙云骧率学生总队与突击第1营、第2营开抵浙江仙居，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又在浙江丽水碧湖继续招生办学，毕业生多分配在突击总队。至此龙云骧率部在浙东一带与日军作战。 1944年9月，侵占丽水之日军东犯温州，于9月9日占领温州城。第三十二集团军下令将暂编三十三师六十四团、浙江保安第四团配置在温州西门及南门一带，向日军发起进攻。集团军总部又增调部队准备反攻，由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率新编第二十一师，由龙云骧率第一、第二突击队的两个突击营赶来温州，预备一个星期夺回温州城。一个突击营有4个连，其中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配备82迫击炮。 作战部署是突击队和新第二十一师攻击温州城西北的莲花山，由北门入城。莲花山由七八个高地组成，形同莲花，是温州城的唯一屏障，日军以一个中队防守，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碉堡基本覆盖5层松木，炮弹落下只能弹起一阵泥灰，炸不到人，地势易守难攻。龙云骧指挥突击队负责攻击莲花山南面的一个高地，突击队官兵冒火猛烈的炮火奋勇向前，龙云骧也不顾危险抵近指挥，突击队几次进展的山腰，都被日军步兵炮侧射，死伤严重，前线作战的500多人只剩下16人未曾负伤，终于又退了下来。相持了三天，日军日夜加强阵地，以步骑兵配以猛烈炮火进行反攻，我军攻城各部受创颇重，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暂停反攻温州的计划，龙云骧率突击队仍回丽水。 1945年7月，军委会将突击总队和西南干训班合编为第九十八军，下辖第一二三师、第一二四师，龙云骧任一二四师少将副师长，不久一二四师改番号为预备第四师，师长曹耀祖少将，龙云骧仍任少将副师长。 抗战胜利后龙云骧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日俘管理所所长。1945年12月龙云骧率部由浙江经由上海南京向北开拔，驻扎在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地区。在海州一年多时间里，部队经济状况由抗战时的及其艰苦，逐步得到改善，1947年1月，原西北军将领郝鹏举部脱离新四军，经过海州，由于部队未领到经费，预四旅所在的整五十七师曾暂借过部分经费给郝鹏举部。 1946年5月，九十八军整编为五十七师，辖一一七旅和预三师、预四师整编的预备第三旅、预备第四旅，龙云骧改任预备第四旅少将副旅长。7月11日获颁忠勤勋章。10月，龙云骧升任整编五十七师预备第四旅少将旅长，10月10日获颁胜利勋章。11月16日叙任陆军步兵上校。 1946年12月，国军整编六十九师戴之奇的整四十一旅、整六十旅以及由整五十七师抽调配属的预备第三旅在宿北战役中被全歼。1947年2月，预备第四旅改番号为整编六十旅，龙云骧任少将旅长，王里直任少将副旅长，但后来仍习惯称整编六十旅为预备第四旅。六十旅辖十团、十二团两团，原英式装备全部改为日式装备。 1947年2月，龙云骧所部奉令进攻鲁南的解放军，但海州各界社会人士担心国军开拔后地方空虚，纷纷出面挽留。6月，六十旅进攻沂蒙山区，后刘、邓部解放军渡河出击，整六十旅增援鲁西，在与解放军的历次接触中，龙云骧指挥的六十旅表现出相当战斗力，第十团是整五十七师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 1947年8月，整五十七师与整五师、整八十四在鲁西南对解放军一、三、四、八、十一纵队实行追迫行动，伺机围歼或将解放军赶过黄河以北，给解放军造成较大伤亡。8月24日，六十旅与一一七旅被解放军包围于曹县东南的红庙庄、青堌集地区，由于友军靠拢及地形不利，解放军终未敢发起进攻。在鲁西南的20余天的追击中，五十七师快速机动、作战凶猛，多次化险为夷，受到国防部嘉奖。但解放军也一直寻找机会围歼尾随在后的追兵。 8月31日，整57师与整5师紧随解放军一纵、三纵北进。9月3日，预四旅开进至沙土集、龙堌集、钜野向解放军展开攻击。9月6日晚，整5师进至隋官屯、郭官屯，整57师一部出于夏垓、贾敬屯主力尚在沙土集附近，整57师与友军整5师之间拉开了40华里的路程。解放军以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第八纵队、第十纵队、第一纵队、第四纵队（解放军纵队相当于军）的优势兵力将整57师团团围住并与整5师分割开来。 整57师发现解放军强大部队出现在侧后，立即后转，集结于沙土集附近，随即构筑村落工事，实施防御。沙土集是荷（泽）巨（野）公路上的一个大镇，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0.5公里，有坚固的围墙，外围还有7、8米的外壕。整57师进驻后又修筑了鹿砦、地堡和掩体，在镇外设置了外围支撑点。 9月6日下午2时许到达沙土集，57师师部与一一七旅驻扎沙土集内，龙云骧临危不惧，亲率六十旅两个团分住于沙土集外的苏庄（十团部）、徐庄（十二团）、曾楼（十二团部）一带。 9月7日夜，解放军首先向沙土集外围的六十旅发起猛烈攻击，遭到六十旅的顽强抵抗，解放军进而向沙土集发起全线攻击， 战斗至8日拂晓，六十旅方面的解放军向东退却，伤亡较大，遗弃枪支数十支。六十旅在解放军优势兵力攻击下，伤亡很大，徐庄在解放军猛烈炮火覆盖下，成了一片火海，龙云骧命令十二团组织了五次反攻，部队伤亡过半，弹药消耗大部。 第十团因与旅部通讯中断，误以为旅部已被解放军歼灭，实际上龙云骧以及旅部仍坚守在曾楼，团长王成龙决定向沙土集突围，途中为解放军阻击伤亡殆尽，只剩200余人突入沙土集，王成龙负重伤。十二团团长亦告失踪，副团长梁玉被俘。至此六十旅阵地仅剩苏庄、曾楼、张家庄三处，整57师段霖茂师长派出一一七旅三五零一营向苏庄增援，工兵营向张家庄增援。 8日中午，十二团弹药已消耗殆尽，龙云骧电请师部速发粮弹，师部已无弹可发，此时解放军又向六十旅发起猛烈攻击，无法支撑，电请撤回沙土集，下午3时全部撤回沙土集，7门山炮损失5门，2门在解放军的火力控制下，未能拉回沙土集。六十旅撤回沙土集后，将残部进行整理，接替三五零团防务。 8日黄昏后7时许，解放军开始炮击沙土集，半小时后发起攻击，师长段霖茂与六十旅龙云骧旅长、一一七旅罗觉元旅长商量将沙土集分为东西两半部，凭土围作最后的抵抗。龙云骧知局势已无法挽回，写下遗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晚9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在沙土集寨墙上打开五个缺口，龙云骧组织了两次反扑，均未奏效，全寨陷入一片巷战。晚10时，所有电台已经不能工作，龙云骧与师部失去联系。战至9日凌晨，枪炮声渐息，龙云骧身边也仅剩参谋卫士数人，副旅长王理直不知去向。龙云骧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局势混乱，借着夜色的掩护，突出沙土集，一路向南，后辗转回到徐州。 1947年9月，调任国防部少将部员。 1948年9月22日，叙任陆军少将。 1949年5月，龙云骧应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刘雨卿之邀，偕夫人和两个幼子及曾在国军任营长的二弟龙季鹏返回桑梓任职。路过湖南时，拜访了军校四期的同窗、曾在十四军第十师三十旅、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多年共事的袍泽周淘漉将军。 龙云骧1949年7月底回到自贡市，下榻于当时自贡最大的旅社——釜溪招待所。因多年未回故乡，龙云骧先派其弟回荣县五宝镇看看情况。龙云骧向招待所管理员江元清打听姻亲黄象承的情况，江恰是黄象承次子黄蕴华（号听聪）的初中同学，便持龙云骧的名片从自流井到贡井长土黄家报信。龙云骧一家四口和一个勤务兵便在贡井长土的黄家住下。龙云骧与黄象承谈起当前的政局，期间还介绍黄象承的内侄到自贡警备司令部当差，警备司令卿云灿将军在龙云骧的推荐函上批示：“照龙师长手令办”。十余天后龙季鹏返回贡井，将龙云骧一行接回荣县五宝镇。 龙云骧安顿好家眷，便先后到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任职。12月1日，解放军占领重庆的第二天，龙云骧离开重庆返回荣县五宝镇，自食其力，亲自耕种田地，平日深居简出。1950年12月（农历冬月）在“镇反”运动中遇难。 龙云骧育有两子，次子在龙云骧遇难不久，背上生疮，无钱医治夭亡。夫人孙嘉玲，浙江瑞安人。[1] 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 1945年5月，日寇最后败亡的日子虽已临近，但为作垂死挣扎，谋求长江下游的“安定”，再次发动对我苏南根据地的“扫荡”，在浙西也不断向我进扰。国民党为与我争夺江南，一面不断派人同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和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接洽“共同反共”，敦促“日军剿共”；一面秘密颁布《清剿沦陷区奸匪以后配合盟军登陆之方案》，限在7月底以前消灭江南新四军。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顽三战区立即部署对我进攻。5月27日顾祝同下令，由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接替苏浙皖挺进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对我天目山地区发动第三次“清剿”。为此，先后调集了七十九师、二十八军(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九二师和六十二师一八六团)、五十二师、忠救军、突击总队第一、第二队、独立三十三旅等共约14个师近7万人。约占三战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精锐部队的二分之一。其进攻部署为：第一阶段占领临安及天目山，第二阶段占领孝丰，尔后即以突击纵队深入莫干山地区，五十二师深入郎广地区，企图将我歼灭于孝丰地区或驱逐我军回江北。 顽军对我进攻正在迅速部署之中，顾祝同已令李觉“进剿”总部迅速进驻淳安；突一队也已开至淳安附近；二十八军和独立三十三旅在范氏镇、于潜一线准备向我进攻；七十九师早在3月下旬就驰往浙西，集结于新登、三溪口附近加紧构筑工事，5月19日又奉陶柳电令，占驻方家井、马登、永昌等地并加紧构筑碉堡，拦腰切断我浙东与浙西刚刚打通的联系，使我正要南下之十支队受阻于富春江北岸；天目山西侧的忠救军、五十二师等部也向我蠢动。这样，顽在我西南、正南逐步形成一个弓形包围圈，而杭嘉湖地区之顽军也开始向我莫干山地区进攻。 浙西根据地不仅处于敌伪顽夹击的严重威胁中，而且粮荒也越来越厉害，发生粮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目山地区原来依赖皖南输入粮食，但当时顽军在宁国严密封锁了粮道。时值青黄不接，粮食愈益紧张。我军普遍开展节粮运动，在紧张的备战中，每人每天只有4两粥，只能以竹笋、野菜充饥，省下粮食支援群众。5月19日，我军部分主力到苏南、皖南，分兵筹粮，打击敌伪，只留部分主力担任天目山地区的防务。苏浙军区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危险。 5月28日，我综合各方面消息和情报判断，顽方要在最近向天目山地区大举进攻，但部署尚未就绪。于是我苏浙军区指挥部当即决定，在政治上公开揭露顽固派勾结日伪向我进攻之事实，发布告浙西各界同胞书，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扫荡，，和顽固派第三次进攻而斗争；在军事上，对敌采取游击战，对顽采取运动战，迅速集中主力，准备决战。具体部署是派独二团围歼窜入莫干时地区之残顽，一部兵力钳制天目山西侧之顽军，以主力向新登进击，以便打破顽方之进攻部署，确保浙西与浙东的联系，并使我争取时间集中已经分散的兵力。 5月29日，我军南下向新登进击的战斗开始打响，下午6时，我一纵一支队、四纵十支队和十二支队一部从临安出发，过板桥后分三路向新登方向攻击前进；一部经铁坎攻方家井，主力经铁坎攻大岭；另一部经山口至河阜殿边越山分攻马登、石家。顽七十九师凭借碉堡竭力堵截，并两次阴谋对我反包围，均被我凌厉攻势所粉碎。我军在马登、永昌一线经三昼夜战斗消灭七十九师约两个营，打到新登城下，顽军一个营守城，6月2日凌晨，我发起了对新登县城的攻坚战，北门战斗最为激烈。由于顽军在城墙外遍设地雷，晚间难于辨认，我军伤之数十人，一机枪班因把机枪架在地雷上，全班壮烈牺牲。但人民战士不怕牺牲，他们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特别是担任这次主攻的一纵一支队，这支军队在苏浙军区成立前为十六旅四十八团，老底子是一部分江西红军，自1942年刘别生任团长以后，这个团战无不胜，以能攻善守、作战勇猛著称，人称“老虎团”。终于，经我军指战员4小时围攻，于黎明前攻克城堡，突破城垣，解放新登城。十支队则渡过富春江，攻占龙门村。 我军攻占新登城后，一鼓作气，出南门向五里桥头、百丈山之顽进攻。这时，顽独立三十三旅六九七团附特务营并迫炮两连，已赶至七板桥附近前来增援。6月3日上午，突一队5个营也赶到新登西南向我反扑。我军乘突一队与七十九师未直接联络，战斗地点环境尚不熟悉之际，当晚由五里白家、百丈岭山麓向西山、木棉山之突一队阵地发起夜袭。我主力由裘坑坞山麓攻入西山村之顽突一队司令部，使顽大乱，顽副司令王理真负伤而逃，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大部撤出战斗。顽独立三十三旅也在天柱山、大雷山等处被我猛攻，伤亡较多。但是，由于我军连日攻坚苦战，忍饥挨饿(整两天没吃饭)，部队十分疲劳，伤亡也较大；新登一线山头上顽军遍设碉堡，转战于碉堡群不利于我扬长避短；顽援军又不断涌来，忠救军、二十八军及五十二师等部都在向我蠢动，后路有被切断之虞。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粟裕同志果断地决定部队放弃新登，退往临安。于是，我军于4日晚开始后撤，一部经永昌、山口，主力经方家井、铁坎分两路返回临安，进行休整。 新登战役共计摧毁顽碉堡300余座、毙伤顽军1500多人，俘719人，缴获迫击炮1门，枪榴弹筒15个，重机枪15挺，轻机枪45挺，长短枪500余枝。我军指战员受伤638名，牺牲和失踪262名。我第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英勇牺牲。这次进攻作战迫使顽方由部署进攻改为被动应战，使李觉在“受命仓卒，全般情况模糊’’之时，其部遭到沉重打击，迫使他不得不改为所谓“先打击南窜之匪，再图后策”。从而延缓了顽军对我天目山地区的进攻，争取集中主力、准备决战的同时。同时，由于使敌主力——突一队和七十九师两部兵力减少30％，为决战时围歼该顽创造了，条件。 我军继撤出新登之后，又于6月8日撤出临安。6月9日，顾祝同下令：李觉为前线总指挥，亲督二十八军和忠救军迅即分区扫荡东西天目山，筑堡固守；胡琪三率七十九师、突击一队和突击二队为右“进剿”兵团；刘秉哲率五十二师、一四六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为左“进剿”兵团，两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别由临安、宁国向孝丰分进合击。顽第而我方能集中的只有3个纵队，线兵力达28个团。，4．6万余人。0个支队，2万余人。不仅数量和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粮食又非常缺乏，留在天目山作战粮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为了在军事上诱敌深入，在政治上揭露顽固派，决定再退一步于6月15日全部撤离东、西天目山，向孝丰地区集结。我军以四纵担任孝丰正面守备，一纵、三纵和独二团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实施有力的突击。 我一让新登，二让临安，三让天目山，接连后退200多里，给顽军造成溃退的假象，顽气焰非常嚣张。五十二师这个曾在皖南事变中伏击我新四军军部的凶手，这时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突击营的指挥官则叫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做着消灭我军、升官发财的黄梁美梦。时值梅雨季节，顽军在泥泞的山路上滚爬了半个月，才到达孝丰外围。6月18日，顽方得到我军要“继续北逃”的错误情报，19日，顽左右“进剿”兵团向孝丰进击。顽左兵团主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一五五团的正面分别为我八、九支队。八、九支队各以少数兵力边打边退，将顽军引到便于我军消灭的一些山头和地区，而把主要制高点保持在自己手里。顽军因19、20两日进展顺利，更加得意忘形，下令21日向孝丰攻击。这时，五十二师师部和作为师预备队的一五六团进驻杭垓附近的梅村，一五四团已进至孝丰西南之新桥头、百步村和西圩市等地，一五五团已进至孝丰西北面之虎岭关、螺丝山、八卦山和小白店等地，由于骄傲冒进，部队位置孤立突出，兵力也比较分散，且其附近之制高点和战斗要隘都控制在我手里；而右“进剿”兵团则进至孝丰东南港口地区，与左兵团相距约20公里；进驻天目山的二十八军和忠救军因上两次接连败北，这次不敢轻动。至此，各个歼敌的战机已经出现，我当即决定先攻歼顽左兵团五十二师，再现机扩大战果。 为使全军奋起杀敌，各部作了“让不见谅，退无可退，只有消灭来犯之敌”的动员，发出了“歼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20日夜10时半，我一、二支队为主，三、八支队配合，迅速迂回，勇猛穿插，切断顽独立三十三旅与一五四团的联系，歼三十三族一部，将一五四团分割包围。我一面向一五四团百步山、日回山正面阵地猛攻，一面经塘华村抄后路到杭岭头猛袭顽团部，使其联络指挥中断，阵势大乱。当夜12时左右，我七、九支队由章吴、西亩出击，又将小白店、虎岭关一带之一五五团分割包围，切断通讯联络，对顽所占各山头发起总攻。一五五团急向五十二师师部求援，但师部只有一五六团，而这个团在上次向我进攻时已被歼过半，因此师部自身难保，只能眼看着一五四、一五五团成为瓮中之鳖。一五四团团部在我猛烈袭击下，从杭岭头附近的北小坞山山脚撤到山上，我一夜发起3次冲锋，奋力拚杀，最后在对面高山上架起机枪猛扫，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弃阵分途突围，但无一成功，正、副团长都被我击毙。激战至翌日中午，一五四团被我全歼，一五五团大部被歼。 正当我聚歼五十二师之际，国军右兵团于21日赶至孝丰城郊，向我四纵进攻。在孝丰城北的五峰山，七十九师以两团兵力与我反复争夺，从上午1I时战至下午4时，国军终被我击退。李觉为挽回败局，于22日中午向右“进剿”兵团下达了23日晓攻占孝丰城的命令。于是，22日国军又重新集结兵力向我塘浦镇、鹤鹿溪、五峰山猛攻，我守军与国军展开激烈战斗以至肉搏，从12时战至下午3时，阵地屹然不动。同时，突一队也向我进犯，并于11时左右攻入孝丰城，但一看是虚城一座，四周的大阳山、五峰山、坝山均在我控制之中，情知不妙，急忙退出。突一队在我空城计面前进退两难，狐疑不决，于是上了孝丰城东南的大毛山。大毛山北面即向孝丰这一面坡度较小，而南面山势陡峭，所以上去容易下来难，这是一个我军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国军七十九师经我打击后则分驻于灵峰山麓的孝子桥及东西两侧的狭长地带。这样，在一纵、三纵围歼五十二师的时候，四纵迫使右兵团陷入孝丰东南不利地区，套住了它。 21日下午，歼灭五十二师主力的战斗一结束，苏浙军区指挥部即命令一、三纵队火速由西向东，对右兵团迂回包围。为了围歼右兵团，我军区部署一纵由孝丰南面迂回，三纵由孝丰北面迂回，四纵由孝丰正面出击。此外，令九支队插向孝丰西南的下汤，狙击已进驻报福的忠救军的增援，十二支队由杭嘉湖地区赶赴港口，堵住国军的最后退路。 22日夜，对右兵团的围歼战开始。一纵一部乘夜由突一队，七十九师和突二队之间的结合部潜入山林隐蔽。晚11时我伏兵齐出，以一、三纵队四个支队穿插分割七十九师，向顽大竹园、孝子桥、尖山、灵峰山等阵地发起猛攻，并袭击了位于曼塘的二三五团团部和位于孝子桥的七十九师师部。23日晚，八支队一部在水口村与前来增援的突二队一营遭遇，经过决死战斗，将盘踞地主大院的该营大部消灭，切断了七十九师与突二队的联系。经我连续一昼夜的迂回袭击和猛烈进攻，七十九师和突二队伤亡惨重，几乎弹尽粮绝，胡琪三慌忙下令撤退，顽军连夜向临安方向逃窜。为了在歼灭残敌时减少我方伤亡，粟裕同志又巧妙地运用围三缺一的战术，给敌人放开一个口子溃逃，使敌人在溃逃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我歼灭。右兵团残部于23日深夜在井村附近遭我伏击，24日凌晨在港日又遭我袭击。结果七十九师和突二队大部被歼。我军追至黄湖镇，体力不支，乃结束战斗。 就在我向七十九师夜袭的同时，突一队已被我包围于大毛山。突一队按照惯例，防备我晚上进攻，就在主要通道上挂满了触发手榴弹，白天睡大觉。我军经研究，出其大意，改为白天进攻，23日下午4时由四纵和一纵对大毛山发起总攻。“轰!轰!”两发炮弹打出去，顽指挥部被击中。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年轻、无畏的新四军战士一个个冒着弹雨，飞上山梁，冲入敌阵，展开肉搏。顽军大乱，多次突围失败。号称“王牌军”的突击一队，除留守临安的第一营以外，全军覆灭。 可是，就在右兵团惨败的23日，顾祝同竟然打电话给李觉，限定24日胡琪三部占领孝丰城。尽管右兵团电台已整日百呼不应，李觉还是照传顾祝同命令，发了限1小时到达之特急电。到了24日，李觉还给胡琪三发报下令“望激励所部全力奋斗，勿失歼匪立功良机”。在我军迅速歼灭顽右兵团的事实面前，顾祝同、李觉之流受到了无情的嘲笑! 孝丰围歼战斗俘国军2887人，毙伤国军350多人。突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七十九师参谋长罗==、一五四团正副团长均被我击毙，共缴获山炮、战防炮、追击炮等17门，掷弹筒6个，枪榴弹筒22个，重机枪21挺，轻机枪108挺，长短枪千余枝及大量弹药。我军受伤1662名，阵亡504名。 总计第三次反顽战役包括新登战斗在内，共歼灭国军8500多人，使我军在浙西站稳了脚跟，浙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陆军突击总队第一突击队一次战果辉煌的伏击战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突击总队(后改编为九十八军)副 连长、 连长程振坤 一九四三年李默庵将军奉命接替上官云相将军就任第三十二集团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浙江丽水县的碧湖镇。 由他苦心编练的陆军突击总队，也由湖南的祁阳长途跋涉，经湘南、江西、闽北行军五十余天，抵达浙江前线，拨归三十二集团军建制 。(陆军突击总队原是国民党军训部组建的一支方余人的特种 部队 。总队辖四个突击队，每队五个营 。每营人员千余，配有比较先进的火器，机动灵活，利于在南亚热带丛林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 。这个总队原拟整训后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后因缅甸八莫等地失守而作罢) 。 我们第一突击队，代号“雷波 部队”，驻防浙东的仙居、东阳、盘安、天台、嚼县、奉化一线，经常以小 部队深入敌人盘据的地区，进行袭扰，打得自金华、东阳到奉化沿线的日军日夜惶惶不宁 。 日军虽然占领了杭州、绍兴、宁波以及金华至奉化的一些城镇 。而近在敌人眼皮下的括苍山脉，天台山和丽水、青田、云和一大片国土，却始终控制在我军手中 。对侵略者形成严重的腹背威胁 。 是年×月，我们得到准确情报一一奉化溪口镇有一支日军小 部队(约四十人左右)第二天上午要沿公路到新昌、浔县去 。 当时，我们第一营就在离公路二十余里的地方活动，营长王理直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了伏击歼灭这股敌人的方案 。各连军官斗志昂扬，纷纷请战，王营长命第三连沈 连长(忘其名)副 连长寇恩敬率领由全营挑选出有战斗经验的官兵组成的两个加强排，配备轻机关枪六挺，枪榴弹六支、贰拾多枝冲锋枪、卡宾枪和一部份步枪，以及爆破器材等 。乘夜进入阵地伏击这股敌人 。并派出得力的侦察组，提前出发，侦察敌情 。同时在四周严密警戒，防止泄漏消息 。 拂晓前，担任伏击的 部队已进入了侦察选定好的伏击阵地，等候着敌人 。 那个伏击点，真是绝妙不过的有利地形 。一段公路修筑在崖壁上，下面是一条小河，水浅可以徒涉 。河的另一边是小高地，长满了灌木丛和茅草 。我们的伏击 部队就隐蔽在这片丛林茅草之中，可以清楚地窥探敌人的行动，又不会暴露自己，崖壁上的公路，恰在我各种火器有效射程之内 。 赶在黎明前，爆破兵已在公路两端埋好视发地雷，将导火索接到指挥所的手摇发电机上 。附近虽没有居民点，为了防范万一，还在各山间小道上布置了警戒 。官兵们磨拳擦掌地注视着前方 。只等 连长扭动发电机，就勇猛投入战斗 。 上午八点多钟，敌人果然摇摇晃晃的走来了，后面还跟者两辆马车 。敌人的搜兵通过了左侧的地雷区，沈 连长仍然从容不迫，直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了我伏击圈，他才扭动发电机，埋在公路两端的地雷同时炸响，有如睛空霹雳 。鬼子兵，死的死，伤的伤，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隐蔽在小高地上的我伏击 部队的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步枪、枪榴弹象雨点一般射到乱成一团的鬼子群中，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这些“活靶子” 一个个应声倒地，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 敌人根本不曾还手，就被我全部歼灭 。有几个受了伤的鬼子，从死尸堆里爬起来向崖壁上的小沟挣扎着攀登逃命，也被我枪弹击中，滚落下去 。此时，沈 连长命令第一排冲过河去，收拾战利品；第二排在原地掩护 。不料一排李排长刚冲到公路边， 一个重伤装死的鬼子兵突然举枪射击，李排长和另一士兵不幸中弹牺牲 。 连长急令第一排就地卧倒，并指挥机关枪对准横七竖八的尸体反复扫射；然后才命令第一排冲上公路，背回两位牺牲的战友，收缴了敌人的步枪十一枝，轻机枪两挺，一大堆钢盔和少量弹药 。 两侧据点的日军听到了地雷的爆炸声和***，知道大事不妙 。沈 连长发现敌军增援 部队的汽车已在远处尘土飞扬，他果断命令伏击 部队迅速撤出战场 。等到敌人来到伏击区，我们这支小分队，却早已消失在天台天山麓的丘陵深处了 。如丧考妣的鬼子兵，盲目地朝着我方胡乱射击一阵后，收拾着侵略者的尸体，悻悻地撤走了 。 押解日本战俘 一九四三年秋，浙东括苍山麓的横溪镇，欢腾的群众，一齐涌向广场，去参加一次显示民族尊严的公判大会 。 参加大会的有“雷波 部队”的数千官兵，有横溪镇的居民、和好几所中小学的师生，以及当地社会名流．大家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汇成了一股军民团结的抗战洪流 。 ***台上有“雷波 部队”的司令官胡旭吁将军，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 大会主持者庄严宣布：“今天我向参加大会的全体军民祝捷，将被我们活捉的十二个日本鬼子押到大会示众!同时将两个民族败类，认贼作父的狗汉奸就地处决！”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了，“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汉奸！”“抗战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宵 。 会后胡旭盱将军和王理直营长把我叫去，他们要亲自审讯日本战俘 。当时整个横溪镇都找不到 一个懂得日语的人，最后由我营迫击炮连 连长柳正国权作翻译 。柳是东北人，学得一点日语，并不精通 。在审判席上胡旭盱司令满腔怒火，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正告日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日俘 一个个垂头丧气，有如丧家之犬 。 当晚，胡将军叫我去说：“集团军总司令部要将这批战俘送到上饶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去 。”命令我带 一个排押送到丽水碧湖总部去，沿途要倍加警惕，防止战俘暴动或乘机自杀，一定要全部活着交出去 。 我当时任副 连长，立即挑选了三十多名精明强干的士兵，并派代排长洪扬随行 。出发前我们认真商定了周密的措施，以及出现意外的紧急处置办法 。我们懂得鬼子们都受过所谓“武士道精神”熏陶的，受毒很深 。他们都认为一旦被俘，就绝无生路，任你如何讲人道主义，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 。加上柳 连长又不能随同我们前往，语言障碍也是一大困难 。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用绳子系着每个俘虏双手的上臂，不紧也不松，让他们行走自如，又受到束缚，不能随意行动 。对两个受了伤的战俘，沿途派民夫用担架抬着走 。两个士兵夹着一名战俘，洪排长带着五名士兵走在前头，其余由我带着紧跟在后 。我们携带的是一色的短兵器(冲锋枪) 和少数步枪，我们沿着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向缙云丽水方向前进 。一路上我全神贯注，紧握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一刻也不敢松懈 。 从横溪镇到丽水，要途经缙云县，足有二百多里 。这些日俘走起路来，要死不活，慢慢吞吞，每天行进只三四十里路 。有些公路的一侧是悬崖峭壁，特别使我担心的是怕这伙就擒的强盗跳崖，真的“效忠天皇” 。四五天的行军，我一直处在极度紧张之中，随时准备着紧急应变 。几次宿营，都彻夜不眠，眼睛都熬红了 。当时只有 一个心愿，就是尽早把俘虏活着交到总部去 。 其实这些日本侵略者，作了俘虏后，全是一些怕死鬼，一路上没有 一个敢寻死乱动的，沿途经过不少小集镇，群众都争相观看，指着俘虏骂：“你们也有今天的下场!” 第四天到达丽水城住在一家大院子里，引起了一场混乱，人民听说押送的是日本战俘，就纷纷拥到这所院子，门窗也被挤破，简直到了无法维持秩序的地步 。我们三十多人，组成了人墙，经再三劝告，群众才慢慢退出，平静下来 。那些战俘看到如此场面， 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龟缩在一角 。他们完全懂得，人群如果涌了进来，一定会把他们砸成肉泥的 。 第五天到了碧湖，只剩下三十多里路程了，下午两点钟抵达总部，我们按总部指示把战俘交到特务营的机枪连，办妥交接手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我们又踏上了返回前线的归途 。 杭州受降见闻 一九四五年八月，这是 一个永世难忘的月份，凶残屠杀中国人民，蹂躏我半壁河山的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向我无条件投降 。这一特大的喜讯，象一股暖流，涌入了浙江衢州、江山军民的心胸，人们狂欢，奔走相告 。 这时陆军突击总队已改编为九十八军，辖两个师，我当时任该军暂编第二师第三团第三营第七连上尉 连长 。全军在浙江衢州、江山两地整训 。 胜利消息传来，曹跃祖师长立即召集全师连以上军官讲了胜利的形势，并鼓励大家、作好一切准备，估计 部队就要到杭州、上海去接受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投降 。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 果如曹跃祖师长的判断，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命令我九十八军星夜兼程，向绍兴、宁波、杭州推进 。 军、师后勤部门抢时间给 部队换发了全新的夏服， 部队立即沿着浙赣铁路路线，经龙游、直插金华、义乌 。 上级指令，第九十八军要甩开金华、诸暨等敌占城市，留待后续友军接收，急行军向绍兴、杭州，这些华东重镇推进 。 抗战整整八年， 部队大多数在山区作战，当我们就要进入水乡名城-绍兴，人间天堂-杭州时，官兵们无不激动得彻夜难眠 。入城前， 部队作了临时整编，把年轻精干的官兵挑选出来， 一个连选编 一个排， 一个营选编 一个连， 一个团选编 一个营，这样全师编选了 一个团，作为入城的先遣 部队 。我被编为先遣团的第七连 连长 。 我们开进绍兴杭州，这两个城的饱经苦难的同胞都倾城而出，流着热泪，放着鞭炮，挥舞彩旗欢迎我们 。那动人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 我们到达杭州的第三天，就奉命折回肖山受降 。这里驻着日军 一个旅团，由三十二集团军中将副司令胡琪三负责受降事宜 。 举行受降式后，日军即开始缴械，在 一个开阔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步兵武器，和105榴弹炮，及各种弹药、器材、擦得油光发亮，一尘不染的交由我们点收 。第二天接收战马 。每 一个日兵牵着两匹马，排成两列队，真是一眼看不到尽头，许多日兵还在最后喂着饲料，有的甚至还抱着马头哭泣哩! 在肖山的日寇旅团司令部内，进门正中一张方桌上，竖立着 一个长方形玻璃盒，内放一把用黄绫包裹好的军刀，据说乃日本天皇赐给该旅团长父辈的雌雄军功刀之一，被视为传家至宝 。因此该旅团长曾向胡琪三副总司令再三恳求，想留下这把倭刀，遭到严正的申斥 。这把军刀虽是一把普通刀具，但它是侵略者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物证 。 杭州的笕桥飞机场(原国民党航空学校所在地)，在胜利前夕，被美国飞机投下许多炸弹，机坪、跑道上弹坑累累 。为了修复这一基地，我们指令投降的日军官兵六千人前来抢修，我这个连奉调担任机场警戒 。 日寇投降缴戒后，其旅团、联队、大队建制未打散，仍由原来的指挥官掌握管理，俘虏兵干起活来，效率之高，速度之快，真出人意料，只 一个多星期，就全部完成了抢修任务 。 有次我军一名通信兵在工地上架设临时电话线， 一个支架被一名日俘不慎撞倒，这位通信兵跑上去就是一顿训斥，左一记耳光，右一记耳光，打得那个日本兵立正连连称“咳!咳!”旁边上千的战俘，都默默的干看着自己的同伴挨打，不敢作声 。侵略军当年的淫威，全然丧尽，这位通信兵是借此发泄中国人民对日寇的仇恨 。如果不是有个宽大战俘的国际法，我恨不得也去打个痛快 。 由于战败日兵害怕回国受惩，俘虏中出现过一阵潜逃风，许多俘虏兵偷偷的跑到我们 部队中来，恳请收留效命 。我们连就来了十七名，他们向我磕头，用生硬的汉语，要求把他们留下来 。当时有些连队收留了一些日本兵，但未过几天，即被上级发觉，限令全部遣返、令其随同遣俘船舰回国 。 一九四六年春，九十八军又奉调到苏北海州连云港担负接收和遣俘任务，我亲眼见到数以万计的侵略者滚出中国国土 。正义之师必胜，侵略者必败，这就是历史的总结 。 陆军突击总队第一突击队第三营中校营长熊壮猷 1917年12月生，湖南省桃江县五羊坪乡人，1923年入益阳县立高级小学学习，1930年毕业后在家协助父亲从事农业劳动。 1933年到南京，在其兄任职的南京市政府一边做工，一边自学。1934年7月考入南京市立职业学校华文打字速记班学习。1935年2月由学校推荐，被聘任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打字员，4月任国民党陆军大学上尉速记员，并于同年加入国民党[1]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9年3月由陆军大学保送进入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校官班学习，同年10月经同乡人介绍，赴湖南祁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务处少校科员，从此进入李默庵所属的部队。1940年3月随李默庵部调到江西，任湘赣鄂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少校参谋。1941年调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五期受训，同年9月任湘赣鄂边区总指挥部补充兵第二团第二营少校营长。1942年4月起任中英同盟军陆军第一突击队司令部中校参谋、参谋主任。1943年12月起调浙江，先后任陆军暂编三十三师师部中校参谋主任、陆军突击总队第一突击队第三营中校营长、陆军预备第四师中校参谋主任。1946年8月起到江苏南通等地，先后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三处上校参谋、保安第六总队上校总队长、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三处上校副处长兼第二科科长。1948年9月，调湖南常德，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部第三处上校副处长，11月调任第十七绥靖区澧县指挥部上校参谋长，旋调任湖南省安乡县县长。 1949年5月，熊壮猷加入湖南省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在安乡县任县长时，抵制了国民党宋希濂部扩编湖南安乡、南县、华容三县地方武装的计划。批准了安乡大中学生联谊会成立，与中共地下党配合，积极支持学联组织的宣传活动，做好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同年7月底，在出任常德县县长时，率全县地方武装及政府人员参加起义。8月任常德各界联合办事处主任。 1949年9月起任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常德专员公署参议。1950年6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1年冬任省土改第二分团副团长兼分组组长，在宜章县参加土改。1952年夏调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同年冬，任南洞庭湖治湖工程指挥部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1953年冬任西洞庭湖治湖工程指挥部行政科长。1955年秋任湖南省政协社会组秘书。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参事室支部委员、副主任委员。1981年起熊壮猷任民革湖南省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1] 。 周巷之战 45年9月20日，浙东区党委接到华中局关于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党政干部北撤的电报后，开始作了北撤的部署。28日拂晓，进至姚城的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98军123师（又称预三师魏人鉴部）以1个团的兵力配合浙保及伪军分多路突然袭击周巷，企图要在杭州湾南岸吃掉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岗哨发觉后，当即鸣枪报警。支部得到敌情以后，立即进行紧急部署。国民党魏人鉴部一心想攻下周巷镇，战斗越来越激烈，由于五支队占据有利地形，魏部多次进攻均被五支队英勇反击而打垮，国民党魏人鉴部以攻转为防御。五支队的士气更加旺盛，从东到西分路向敌猛冲，魏人鉴部开始还想拼命顽抗，但在五支队强大攻势面前全线崩溃。姚北重镇周巷就此收复。 段霖茂军长(1904～1975) 别名雨农，湖北蕲水(即蕲春)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三队少尉区队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第二支队中尉支队长，总司令部补充第五团三营十二连连长，第二师六十五团三营上尉连长，浙江宁波市公安局政治部少校宣传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起任杭州黄埔同学会干事，中央军校军官教育团少校区队长。补充第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第十七军政训处中校宣传科长。安徽省保安第三团营长．独立第五十五旅第一团团附、旅参谋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预备第三师十一团上校团长．第五十二师副官主任、少将参谋长，军政部第二十二新兵补训处少将副处长。1939年春任第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3月升任师长。参加上海抗战、南昌会战、浙赣会战等。1945年起任第九十八军军长。所部整编为第五十七师后，任中将师长。1947年9月沙土集战役中整编第五十七师被人民解放军全歼，段霖茂被俘后潜逃，再未掌实权。1948年初任中央训练团干部总队中将总队附，福州绥靖公署军官团中将副团长。1949年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1952年夏入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学习。1954年7月任第二军团司令部中将高参，后入陆军参谋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1957年底任“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中将委员。1966年1月退役。1975年8月23日在台北逝世。 著有《段霖茂自传》、《段霖茂中将怀思录》等。 整编第57师少将副师长、第117旅少将旅长廖运升（1901—1981），字旭东。安徽凤台人，生于1901年9月（清光绪二十七年）。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父廖鸿文，别字子宾，为同盟会会员，业农商，有地产40亩，自给尚余。其弟廖运泽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堂弟廖运周为黄埔五期毕业生，堂叔廖传枢为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6年10月军校毕业后派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第3团第1营第1连少尉连附。11月调升武汉国民政府宪兵团中尉排长。1927年5月因清党离部。6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柏文蔚）政治部（兼主任常恒芳）上尉干事。8月调任第33军第1师（兼师长袁家声）第1旅（兼旅长程华亭）第2团第4营上尉营附。1928年2月25日，第33军第1师改称第70师（兼师长袁家声），升任第4营少校营长。8月所部缩编被编余后投奔第41军（军长鲍刚），任参谋处上尉参谋。 1929年1月第41军缩编为第45师（师长方振武），改任第135旅（旅长王中孚）第270团（兼团长王中孚）上尉连长。10月因参与兵变失败被撤职，避居上海。1930年10月出任暂编第2旅（旅长宋世科）第2团（团长王绍九）第1营（营长常持青）上尉营附。12月升任第1营少校营长。1932年2月暂2旅改称独立第40旅，升任旅部中校参谋。1935年5月独40旅改编为第95师（师长唐俊德）第285旅（旅长徐中岳），仍任中校参谋。1937年8月调升安徽省保安第8团上校团长。1939年12月调任安徽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上校参谋。 1940年8月调任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兼主任黄绍竑）警保处上校处长。 1941年12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兼主任蒋中正，兼教育长李默庵）学员总队（兼总队长陈大庆）上校总队附兼党政大队大队长。 1942年3月调升鲁苏豫皖边区（兼总司令汤恩伯）挺进第5纵队（辖两支队）少将司令。1944年10月所部改编为第117师（师辖三团），任少将师长。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4月第117师整编为第117旅（旅辖两团），改任少将旅长。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7年3月升任整编第57师（师长段霖茂）少将副师长。11月调任国防部少将部员。 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暂编第1纵队（司令官廖运泽）少将副司令官。 1949年1月暂1纵队改称暂编第1师（师辖四团），升任少将师长。4月暂1师改称暂编第110师（师辖四团），仍任少将师长。1949年5月4日在浙江义乌率部起义。6月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9月入政治学院学习。1950年2月转业后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秘书长、副局长、房管局局长。1958年7月当选民革江苏省（主委任崇高）常务委员、民革南京市主任委员。1980年3月当选民革江苏省（主委廖运泽）副主任委员。1981年8月20日在江苏南京病逝。 整编第57师副师长兼预备4旅旅长曹耀祖，国民革命军少将。号公全，辽宁开原人，生于1902年。东北讲武堂、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1936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43年任第32集团军少将参谋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57师副师长兼预备4旅旅长，1947年3月兼任整编第57师60旅旅长，1948年任第17绥靖区参谋长，后任陆军大学情报业务系主任，1949年12月1日在重庆参加陆军大学起义。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 曹耀祖少将起义 曹耀祖，辽宁开原人，国民党陆军少将。 辉煌军事生涯 曹耀祖，号公全，生于1902年。国民党陆军少将。东北讲武堂、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1936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43年任第32集团军少将参谋长。 1945年7月段茂霖将原突击总队改编哦国民革命军第98军，隶属第32集团军（1945年7月——1946年3月），曹耀祖任预备第4师少将师长。 1946年5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部第三兵团第三纵队整编第57师副师长兼预备4旅旅长，隶属徐州绥靖公署（1946年3月——1947年4月。 1947年3月任32军整编第57师师长兼60旅旅长，后隶属第37军，从此成为中央军。 1948年11月任设于湖南常德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十七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参谋长。 1949年6月26日，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曹耀祖调到陆军军官大学情报业务系主任。1949年12月1日在重庆参加陆军大学起义。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 率领陆大起义 1949年12月1日，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职学员在教务处处长杭鸿志、曹耀祖等率领下，在重庆举行起义，迎接重庆解放。 曹耀祖当时任情报业务主任。杭鸿志，1937年毕业于陆大，留校任研究员，后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陆军大学几次搬迁，使陆大教职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普遍存在各自寻找出路的思想。1948年底，陆大教务处处长杭鸿志曾派装甲系主任章培潜密赴解放区找他弟弟章乃器，要求和共产党联系，请求明示陆大今后的行动方向。1949年4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联络部科长派杭洪模到广州会见其兄杭鸿志，希望杭鸿志策动陆大教职员待机起义，并传达了今后陆大起义工作将由中共华南局就近领导。11月19日，陆大校长徐永昌决定提前举行第8期生毕业典礼，特请蒋介石亲临讲话，并和学员照像，这一举措仍没有引起教职学员们的多大兴趣。 在人民解放军对大西南进行大迂回包围的强大攻势下，11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下令重庆各机关部队撤退，决定陆大编余人员就地资遣，撤退人员发给迁移费，造成陆大师生的极大混乱。11月29日，重庆的国民党部队纷纷撤退，各处交通经常阻塞。当晚，第8期主任方仲吾约请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派来的陈济生，在学员张醒家中与方仲吾、杭鸿志和情报业务主任曹耀祖会见。陈济生原是陆大毕业的学员，曾任傅作义部副师长，随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后，受李明颖的派遣到重庆策反国民党第15兵团罗广文第110军参谋长贾应华起义的。会见中，陈济生对陆大起义问题提出三条：①准备一个起义通电稿；②保护学校的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③准备迎接解放军人校接管。方、杭、曹表示按这三条照办。11月30日，陆大召开校务会议，决定武装护校，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撞进学校，防止坏人破坏和盗窃学校财产。准备工作一切就序，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12月1日，方仲吾、杭鸿志等召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会上介绍了陈济生和大家见面，并宣布陆大起义，打出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接着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魏锦国到陆大视察。随后二野派来以白坷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到达陆军大学，由陆大教职学员组成了“原陆军大学接管委员会”，由白珂为主任，杭鸿志为副主任，仅用10天时间完成了接管工作。1950年1月19日，正式发表了由方仲吾、杭鸿志、曹耀祖、陈济生、张醒等于1949年12月1日签名的起义通电。不久，大部分教职学员都分配了工作。 天翻地覆三年间(陈士榘) 47年 8月1l日，我西线兵团—、三、四、八纵队南下至单县一线后，敌第八十五、第五十七师以及第三、第四十师等部，便尾随而来。8月13日，其八十五师进至成武，其第三、第五十七师尾追至鸡黍集、白浮阁，大有向单县进攻的态势。这时，我们决定给敌人扩大转圈子的半径和周长，以分散其兵力，于是便令第一、三纵队经单县西北转至定陶附近；第四、八纵队经单县东北转至金乡西北；敌人开始运动了，其中以五十七师表现最积极，于8月18日竟北犯至定陶东北，与我第一纵队于青固集、黄岗集地区接触。 这是—个好机会，敌整编第第五十七师也算是个老对手了。1946年12月下旬，在宿北战役中的晓店子地区，一交手即被我三纵第八师吃掉—个旅。现在是“旧敌”重逢，机会难得，不能让他走掉。我兵团部当即决定，集中一、三、四、八纵队之优势兵力，东西合击，予以歼灭。 但敌五十七师毕竟吃过我军的亏，不敢上当，因而变得格外警觉起来。当我以第一、四纵队作正面攻击；以第三纵队占据青固集东南地区，由南向北插入敌人侧后，断其后退曹县之路：同时配合第一纵队歼灭青固集、黄岗集之敌；以第八纵队之主力于晓夜时分经南张集地区由北向南突击，切断敌人后退曹县之路，协同第四纵队解决白集、苏集地区之敌。待我部署停当后，敌五十七师便觉得情况不妙，遂于8月24日我发起总攻之前即突然改变行动路线，将其主力乘隙向南转移。第一次就这样让它溜掉了。我们决定调整部署，跟踪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8月1l日，我西线兵团—、三、四、八纵队南下至单县一线后，敌第八十五、第五十七师以及第三、第四十师等部，便尾随而来。8月13日，其八十五师进至成武，其第三、第五十七师尾追至鸡黍集、白浮阁，大有向单县进攻的态势。这时，我们决定给敌人扩大转圈子的半径和周长，以分散其兵力，于是便令第一、三纵队经单县西北转至定陶附近；第四、八纵队经单县东北转至金乡西北；敌人开始运动了，其中以五十七师表现最积极，于8月18日竟北犯至定陶东北，与我第一纵队于青固集、黄岗集地区接触。 遂于8月24日下午一时，提前向敌发起攻击，不料天降暴雨，遍地雨水，道路泥泞，行动变得困难迟缓，虽经逐村搜索至黄昏时分也未发现敌人。原来敌五十七师唯恐被歼，在第一次跳出我包围圈后，再不敢停步，便一路拼命逃跑，又加天时于我不利，第二次又让它溜掉了。 · 这时，我们只好暂时放掉敌五十七师，让它再继续跑一段“马拉松”，转兵对付冤家对头敌整编第五师。这时，我们只好暂时放掉敌五十七师，让它再继续跑一段“马拉松”，转兵对付冤家对头敌整编第五师。 奋战沙土集，痛歼五十七师 1947年9月3日，我第十纵队奉命由寿张、前后河以南的马庄渡过黄河，9月4日，完成对郓城之敌的包围并攻占之。9月3日晚，我第六纵队为掩护十纵对郓城的攻击，由张秋镇东南十里井、阿城东南魏山渡过黄河进至戴家庙一带，9月4日晚，主力进入梁山以南地区。华野司令部于9月3日随第十纵队于马庄渡过黄河，9月6日晚，进驻郓城西南约三十华里的王家楼。 与此同时，我第一、三纵队由定陶、成武地区北移，吸引敌第五师、第五十七师i匕进，并于沙土集、龙固集、巨野以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以掩护我第六、第十纵队和华野司令部渡黄河南下。另以第四、第八、第十一纵队自成武以南尾敌北上，以割裂敌第五师与五十七师的联系，从侧背向敌突击，配合正面部队歼敌。 我第一、第三纵队于8月31日向北转移引敌的行动，果然奏效。敌第五师、第五十七师发觉后，便尾随我两纵队向北开动。9月4日，敌第五师第二百旅、第四十五旅沿巨野、郓城公路两侧向北突击；敌五十七师自沙土集向北进犯，敌六十八师自菏泽向东北进犯，以为策应。敌人已被我牵着鼻子，步步听我调动。 9月6日晚，敌第五师进至隋官屯、王老虎一带；第五十七师进至贾家海、贾敬屯以南地区，敌主力则在沙土集附近。这时，第五师、第五十七师两敌已经相距四十华里，恰恰构成我军南北夹击的有利态势。 机会终于到来了。指挥部紧紧抓住这个战机，决定于9月6日下午向敌第五十七师发起进攻，予以歼灭。当即由华野西兵团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以及第十一纵队等优势兵力，分别进入主攻和阻援地区。 敌第五十七师发现我强大攻击部队突然出现其侧背后，便急忙转兵南撤，集结于沙土集一带构筑工事，实施防御，以待援兵。 针对敌情变化，我和陈、粟作出了最后部署： 第三、八纵队为主攻部队；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控制龙固集一带阻敌第五师增援；第十—纵队占领辛集、陈集一带，向菏泽方向警戒；第十纵队重心转至王老虎附近，以阻止敌五师增援；第—纵队、在刘楼东南、康家集西南集结，为总预备队。我军张开罗网，将敌五十七师于沙土集团团包围起来。 为了彻底歼灭敌第五十七师，各主攻部队层层部署，充分研究。'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政委王六生在纵队开会后，召集营以上干部研究部署。王吉文师长针对干部中出现的对“光跑不打”的不满情绪，生动形象地讲述我军的战术思想。他说：这一阵子同志们都觉得拖得很苦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战法，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王吉文手握一根小棍，胸有成竹地比划道：既然是战术嘛，当然就不是消极地走。你们见过叫化子怎么打狗吗?他拿棍子这么朝后拨弄着，一群狗围着咬呀，扑呀，他先不管它们，走着走着，瞅准了，回身就是一棍子，哎，这一棍子下去就把那狗打个半死了…… 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师长饶守坤，在领受主攻沙土集西门的任务后，也在兴致勃勃地同团、营干部一起研究和部署。无论是主攻还是阻援，各纵队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士兵由虚到实，由此及彼，都在策划着万无一失的作战方案，大家的决心就是，·紧紧抓住难得的战机；坚决彻底地打一个歼灭战；沙土集这个菏(泽)巨(野)公路上的一个重镇，已变成敌五十七师据守的军事堡垒。它东西长为一公里，南北宽为半公里，有着坚固的围墙，墙外环绕七八米宽的壕沟，壕沟内有一米多深的积水。东、西、南都有大片水塘相连。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势，说明了村镇的建设者的军事眼光。原来这一带很多村镇，在战乱时期都学会了筑土围子以白保，有的是地主筑的，有的是民众筑的，用以保卫自家庄园的。敌人除利用沙土集原有的有利条件外，还在围墙沟外设有防御工事：两道鹿寨，以及独立的三角地堡，可与围墙上的火力点相互支援；村内街道、巷口都筑起了地堡，组成交叉火力网；在沙土集以东的马庄、徐庄、曹楼、双庙等村落，驻有一个团的兵力，作为其外围支撑点。沙土集被掩没在绿色的青纱帐和大片水网之中，敌人主力龟缩在镇子里，凭险固守。 9月7日十七时，我军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与敌激战八小时后，扫清了双庙、曹楼、马庄等五个据点，将敌人压缩到徐庄、苏庄一带。9月8日凌晨，乘敌惊魂来定，继向徐庄守敌十二团发动闪电攻势。我第二十四团指战员越战越勇，仅十五分钟，即俘敌一百五十余人，一阵猛攻，将敌人大部消灭在村内，只有少数敌人向沙土集逃窜。 敌军外围迅速被廓清，沙土集守敌成为瓮中之鳖。 9月8日晚八时半，各路大军开始攻击。作为进攻标志的乳白色信号弹还没有熄灭，村北方向就连续传来闷雷似的爆炸声。倾刻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我第三纵队第八师二十二团三营，仅用四包炸药，就炸开了北门，在爆破员李士贵的带领下，全营已突进北门。 另方面，担负沙土集东北角突击任务的二十二团二营四连，连续攻下敌人四座暗堡，为部队打开了进攻的道路。战功卓著的“郭继胜英雄连”、“突击英雄齐文勇连”等突击连队，也先后从沙土集北面冲上围墙。 此时．我第六纵第十八师，在师长饶守坤带领—F，连续冲锋，突破西门，攻入镇内。第八纵队打得也很顺利。我各路进攻部队如潮水般涌来，迅速摧毁了外围碉堡和巷战工事，敌人虽有反击动作，，但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已经是苍白无力，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成排成连地放下武器，向我投降。 · 9月9日晨三时，沙土集战役胜利结束，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师，生俘敌中将师长段霖茂、师部新闻处少将处长李梯青、—一七旅少将旅长罗觉元·、预四旅少将旅长王理真以下官兵八千余人，毙伤敌人二千多，共歼敌万余人。 沙土集战役，是我华野外线出击转战鲁西南以来的第一个歼灭战。我军取得了全胜，敌五十七师这个老对手最终遭到彻底覆灭，不得不从敌军的序列表上千笔勾消、o 在沙土集战役中，我军阻击战也打得十分．出色，特别是我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在师长梁金华的带领下，在郓城以南单家海、丁里长、王家湾、八里河地区，为阻击敌第五师增援敌五十七师，开展了顽强的阻击战。从9月5日激战到9月8日下午，我第十七师不仅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而且毙伤敌人四千余名，敌第五师这个王牌军，唯恐遭到五十七师的悲惨下场，急忙向济宁方向逃去。我第十七师受到野战军首长的嘉奖。 沙土集蒋军整五七师全部土崩瓦解了，中将师长段霖茂在解放军猛烈炮火下慌忙突围逃命，但他刚逃到东南郊黄豆地内，就被解放军生擒了。段霖茂曾严令该师所有担任沙土集守备之各级蒋军官兵固守待援，而且要“与阵地共存亡”，还宣布“本师长与全体袍泽抱存亡与共之决心”，然而他本人首先没有执行自己的命令，作了解放军的俘虏。 段霖茂到达解放军前方指挥部时，还是勤务兵打扮，他曾经改名换姓，化装成他的勤务兵黄家奎，穿著半旧的美式军便服，满嘴二、三分长的黑胡子，没有帽子，头发鬈曲着，他往日的威风已经丧尽了。他颓丧地说：“我们的军队已经腐败老朽了，我自己已经变成行尸走肉”。他埋怨第五军说：“我们受第五军指挥配合他们作战，相隔只三四十里，但我们挨了一天两夜打，五军坐视不救”。 他解释此次失败原因说：“我们部队新成分多，不会打运动战。连续行军一个多月，拖得精疲力尽，逃亡减员很严重，而且缺少粮弹。我们从曹县北上时，后方交通线就被贵军切断了。官兵早无斗志，怎么能经得起贵军一打！”他向解放军某科长央求：“我们的眷属都还在徐州，请你们积德代转一封家书，最好把我的军需释放回去，不然，我的会计在徐州将会卷款潜逃。”据该部俘虏说，段霖茂有两个日本老婆，一百亿元的家产。 段霖茂神色不安，语无伦次，他惶恐地向某解放军发问：“老百姓是否会骂我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呢？” 作了自己传令兵的俘虏沙土集打开了，解放军某部副排长李坤带着一班人分组搜索残敌，在一家后院里发现一个巷口堵着高粱秸和杂草的狭小的小巷，李坤迅速地点起一把火，拉开高粱秸和杂草，火光就照见了巷里的几个人影，李坤立即大喝一声：“出来！出来！不出来，老子一手榴弹打死你！”人影抖动了一下，连忙回答：“我们出来，我们出来！”四个人走出巷口，前面一个颤声说道：“我们只有一根手枪。” 突然手电筒光向李坤脸上照过来，说话的人惊喜地发问：“你是不是姓李？”李坤不答。他劈手夺过手电筒和手枪，随即向对方照去。见最前面站的一个四五十岁的蒋军军官，一对圆鼓鼓的眼睛，李坤辨认出来了：“你不是姓王吗？”李问他。原来这就是六十旅少将副旅长王理直。 一九四五年夏，王理直是蒋军江南突击总队副司令官，李坤是他的传令兵。孝丰之战，李坤被新四军解放，参加了新四军。当时王理直侥幸逃脱，但现在却在黄河南岸作了自己传令兵的俘虏了。 “老李！”王理直双手握住李坤的手不放，“老李，你不要讲我的过去，就说我是个文书。老李，你想办法把我送走吧！”王理直怯懦地恳求。李坤的回答是：“不要害怕，我送你到连部去。我们对俘虏一律优待。”王理直继续哀求说：“脚上负了伤，家里还有孩子老婆呀！”李坤不理他。王理直又拿出一大把蒋币，他后边的三个人也跟着掏出厚厚的一叠蒋币，“你拿去零花吧，老李，”王理直继续央求道：“你侮辱我！”李坤严厉地对他说：“我们解放军里不兴这个！”王理直绝望了低下头来，驯服地听从李坤的命令。 这样的军队怎么不失败大队俘虏络绎不绝从沙土集下来。一个刚获解放的段霖茂司令部小伙房的伙夫，指着俘虏群对解放军说：“那个穿士兵雨衣个子不高脸黑黑的，就是二十七旅罗旅长；那个就是政治部李主任。”收容俘虏的解放军当即动员他们自动坦白，但他们仍旧犹豫不承认，企图蒙混过去。这位伙夫便怒气冲冲地跑到罗觉元面前喝斥道：“今天你装孬种，你以前枪毙我兄弟的那股凶劲那里去了？！你看你弄得这个熊样！”罗觉元低头从俘虏群中走出来，李梯青等也都赧然的站出来，供认自己的职别和姓名。 罗觉元是第二次来解放区了，第一次是去年三月间，他乘的飞机被迫降落在淮北解放区大许庄附近，为解放军所俘，旋即被护送出境。他回忆说：“当时承蒙贵军赵司令的优待，现在很觉惭愧！” 一一七旅上校副旅长张毓彬秃顶大头，满脸短髭。“我是武汉学兵团毕业的，”他说：“他们（蒋家匪帮）检定我相当于军校六期，要面子的时候我就说军校六期。”接着他又说：“现在军校毕业的也吃不开了，要是中美训练班毕业的才硬呢。”他引用别人的话说：“共产党不但会指挥自己的队伍作战，而且会指挥国军（指蒋军）的行动。”他举例说：“解放军把我们引到胶济路，又突然转回向西，我们不得不拿一部分队伍跟你们（解放军）跑，天天跑，夜夜跑，结果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贵军手里。”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我们在曹县不敢出门一步，老百姓都逃光了，我们眼瞎耳聋，这样的军队怎么不失败！” 范继陶参谋长抗战时任国民党98军参谋长长，在国民党将领李宗仁指挥下，在江苏连云港一带与日军展开战斗。在1945年6月28日的一场战斗中，侵华日军第6军参谋清川俊树等人战败自杀，其妻子双叶信子被俘。范继陶见其长得漂亮，便娶其为姨太太，在此前范已有两个老婆。也就在这时，范继陶退役移住上海，后,定居在台湾 117旅少将副旅长张毓彬，男，安徽省蒙城人，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总队步兵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历任国民革命军整编57师117旅少将副旅长，曾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47年在山东沙土集战役被俘。， 陈、粟选择了整57师，这是一支弱旅，也是华野的“老朋友”。其预4旅现在顶替了整69师第60旅的番号，这也是一对难兄难弟。现在华野已经不敢轻易同国军主力部队交锋，因为再也经不起一次失败，这一仗必须胜利。 9月6日晚22时，陈粟发布命令:在沙土集歼灭整57师。具体部署是，以第3、8、6纵(欠17师)担任主攻;4纵控制龙固集一带，10纵并指挥6纵17师控制王老虎地区，阻击整5师的增援;中野11纵警戒荷泽方向，阻击敌整68师增援;1纵为战役预备队。具体指挥由陈士榘负责。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华野的慎重和志在必得。 土山集是荷(泽)巨(野)公路上的一个大镇，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0.5公里，有坚固的围墙，外围还有7、8米的外壕。整57师进驻后又修筑了鹿砦、地堡和掩体，在镇外设置了外围支撑点，其工事应该比临朐坚固。无奈整57师太弱了，总共2个旅4个团，其中还有一个是拼凑的预备旅，华野几个纵队憋了1个多月的火全部撒到了可怜的整57师头上。9月7日上午发起攻击，当天下午肃清外围，8日晚开始总攻，9日晨即解决战斗，师长段霖茂被俘。 10纵和6纵17师在郓南阻击整5师和整84师的战斗打得还不错。“毙伤整5师一部，全歼其2个连。” 粟裕在回忆沙土集战役时，刻意提到了他在8月18日行军路上给军委的电报:“陈(毅)于前日去渤海未回，16日电所询，仅就个人意见，提出如下各点:(一)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的可能。……(先给老毛打了一支“预防针”)(二)依近日情况判断，陈唐部不致被迫随刘邓南下……我主力仍宜位于运河西岸，铁路北侧……(陈唐部划归中野也许是陈粟最担心的)(三)建议东兵团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数个战斗歼灭沂水南北的25师和83师为目标，第二步向临蒙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四)我们拟于泰西打开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粟裕很清楚这两个整编师的战斗力，当时华野最集中的时候也没把人家怎么样，现在他把6纵、炮纵都抽走了，却要让剩下的部队完成这个任务，分配得可真“公平”啊)” 随后又提到“毛泽东同志于8月24日来电答复:'粟裕同志18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很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 接下来又提到了他“设想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案是渡河后与陈唐会合，开个会，休息几天，补充弹药物资，恢复部队体力，再打第一仗。……(这哪里是什么作战方案，分明是渡假。)第二案是……(当然就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要证明自己英明嘛)” 唯独不提陈士榘具体指挥战役一事。 8月30日，毛泽东看华野外线兵团迟迟没有动作，来电称:“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电报中明显表示了对华野的不满，也难怪毛泽东生气，想当初在华野最困难的时刻刘邓是怎样配合的?而现在陈粟从鲁中到鲁西南就磨蹭了整整一个月，何况还是在解放区行军。这一下陈、粟才着了急，决定立即打上一仗。于是整57师倒了霉。 参谋长黄培琎 （黄埔 6期，黄培琎〈〉赤心〈〉20〈〉湖南宁乡〈）一九三八年一月，战干团正式成立，团本部设武昌珞珈山。其主要机构有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一九三九年以后为滕杰)；另有教育、军需、军医、副官四个处，教育处长为王章；还有一个军乐队和一个特务连。后来，政治部又成立了一个“忠诚剧团”，负责人李英；创办了《自强日报》和《力行》月刊，均在綦江出版发行。战干一团建团后，先后成立了三个学生总队和一个直属女生大队。杨厚来为第一总队上校总队长；彭克定为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肖进为第三总队上校总队长；刘子淑为直属女生大队少将大队长(同年冬继彭克定之后调任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 第三总队总队长初为刘子淑，黄埔六期，一介武夫，言行粗暴，不适宜训练学生，大概受了桂永清的训斥，竟不辞而别开了小差。后来萧劲接任，他也是黄埔六期生，曾在德国学习过，有儒雅之风 总队在南京战役时序列如下： 总队长桂永清中将，副总队长周振强少将，参谋长邱清泉少将，参谋处万成渠上校 （余不详） 第2旅，旅长胡启儒少将，参谋主任廖耀湘中校第6团，团长刘子淑上校 1940 年9月，德军在大半年时间里以闪电战席卷欧洲大陆。 1940年5月，英国军队敦刻尔克大撤退，不但丢失大量武器装备，还丧失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所有谍报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见英军短时间内无力对德军发动大规模作战，便决定创建特别行动机构，组训精锐部队对德军敌后实行渗透，同时进行情报侦察与破坏作战。 在这样构想下，丘吉尔于1940年6月22日成特别行动处，简称SOE（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随着日军对华南、安南地区侵略，英国明显意会到香港及其东南亚殖民地将是日军下一步行动目标。因此1941年初，英国驻重庆官员武官丹尼斯少将，开始与蒋先生侍从室主任贺耀祖频繁接触，商讨合作可能。 只是英国人心思鸡贼，到如危急地步还保留匪夷所思的优越感，提出要求之一便是：英方从香港仓库提供部分英式装备（两个师）补充给第七战区作为酬劳，然后中国派两三个师屯兵惠州、龙门一线，待日军攻占香港时及时策援，作战方案由英方制定，并由英军将领指挥…… 而中国军方彼时家穷人丑，看见有阔佬上门求助，也老实不客气，狮子大开口对英国表示说：想要部队，可以啊，给你十万人，够不够？不够给二十万。但你负责训练装备与后勤补给，我们负责打仗，大家联合指挥……这种互相把对方当傻X的谈判，自然无法谈得拢。 英国人对中国的企图心也是相当警惕，即使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军方向英国诚恳提议，派三个师帮助英国守卫香港，但遭到拒绝，结果英军储备在香港几仓库武器，白白便宜日本人。 随着日军逼近缅甸，中南半岛形势急剧恶化，中英双方最后挤出一点诚意，勉强达成几项协议，除组建远征军协助防守滇缅公路外、双方合作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交换各种情报，并编练五个加强营规模突击部队，一旦日军攻击缅甸，在缅东投入突击部队作战。英方负责突击部队计划是SOE驻新加坡机构“东方使命”，他们将实施该计划人员命名为“SOE204特遣队”。
协议既达成，一九四一年六月，军委会将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即“西南游干班”改为“军委会西南干部训练班”，仍由李默庵任教育长，负责组织训练突击队军官与军士。这与原来西南游干班性质完全不一样，不再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突击营由中国官兵充任，爆破技术人员由英军担任。 一九四一年九月李默庵从湘鄂赣边区总部抽调直属部队官兵编成五营，并由湖南各师管区抽调军士。 李将湘鄂赣边区总部的直辖部队主力抽调一空，导致继任总指挥王劲修将军几乎无兵可用，气得差点下衡阳找李墨庵打架。李默庵本位主义发作，不管不顾地继续充实兵源，刚好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发生兵变，团长被枪决，该团撤销番号。他又将第二四四团原有官兵接收，与原来兵源合在一起扔编五个营。在五个突击营上面，即成立第一突击队，司令由周淘漉少将担任。 突击队编制相队其他部队，真是超级豪华，在实际编制上突击队以营为独立作战单位，以队为战术指挥单位。营等于团，队则需有师级编制。具体如下： 突击队设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各一员。司令部设政治部、参谋室、军需室、副官室、军医室、军械室、情报室。队辖突击营五、战防炮营一、通讯连一、警卫连一、运输连一、卫生队一、无线电台一。 突击营设营长、副营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员。营部配署政工官、军需官、副官、军械官、军医与情报官，下辖步兵连四、机枪连一、迫炮连一、警卫排、通讯排、运输排、担架排、无线电台。官兵一千二百员。 步兵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步兵排三（排设步兵班三），直辖爆破班一、政工班一、运输班一、担架班一，每连官兵二百六十员。 机枪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机枪排三，每排重机枪两挺。 迫炮连设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员，辖迫炮排三，每排辖迫炮〔无英械,使用国产八二迫炮〕或平射炮两门。
英军方面由于在亚洲配属人员不多，因此只能放宽条件广泛撒网，最后分遣队首批成员有丹麦人，美国、荷兰、瑞典、华人，首批成员在STS101（马拉亚101 爆破学校）完成了游击战术、突击战术、敌后秘密工作等课程。
1941年底，学员结训被派往缅甸曼德勒，汇同其他队员，如来自澳洲代号“郁金香”分队，SOE204特遣队一共三百多人，由指挥官约翰逊上校率领，辗转四千多公里，于一九四一年底从昆明到达湖南祁阳。这三百多名英军，编组为三个爆破技术队与一个医务所，每个爆破技术队配属一个中国突击营使用。
在第一突队编成之后，英军方面一再催促开往缅甸作战。一九四二年初，军委同意由周淘漉司令率第三营、第四营及第五营先赴缅甸。但是突击队人员才抵达贵州都匀，腊戍已经失守，缅甸全境尽墨，突击队只好转回祈阳，继续训练。
突击队回到祈阳之后，英军人员非常焦躁，不断要求到前线进行“实战演习”。刚好浙赣会战收尾阶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浙赣会战结束后浙江兵力空虚，征询李默庵将军是否愿意率部入浙。李马上同意，顾司令立即呈报军委会任命李将军接替上官云相，出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突击队、第八十八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一军及第六十七军，仍身兼西南干训班教育长。 突击队参谋部制定行军方案时，觉得不宜将英军人员送上残酷的抗日前线消耗，把他们放在比较安全地区驻训作战，继续钓英方各种物资为上算。最后他们把地点定在往行军途径的靖安县。这里是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防区，上高会战日军被十九集团军打得不敢在赣北蠢动，英军与少量部队留置在这里训练作战，比较安全，其余部队继续往浙江前进。 第一突击队司令部上尉参谋崔国良在《军事委员会西南干部游击训练班内情》一文中记载： 1942年6月初，第一突击队司令周淘漉带领五个加强营采取徒步行军，每天约行60-80华里左右，从湖南省祁阳县沿着耒阳县到株州醴陵县，将要入江西省。 那天早上，发现第五营逃跑了两个湖南耒阳县同乡姓陈新兵，当时该营派人追踪，结果一个逃走，一个被抓回来。五营营长是四川省人，大老粗出身，他拿一条竹片，用力打该逃兵头部，连打十多下，那个新兵倒地不省人事，王营长便命令一个班长带两个老兵，将倒地逃兵拖到醴陵城外枪决。 第三天，又继续行军，不管刮风下雨一样前进。当时上尉以上军官都有一匹马代步。士兵们要挑东西，还要代一般连排长挑行李，行得非常辛苦，沿着浙赣路走，当时很多公路早已被下令破坏，相当难行。辛辛苦苦走了八天，到达江西吉安县（注：崔上尉很多事情记错，比如第五营营长是陈士瀛，副营长姓文，是到靖安非吉安）。
SOE204特遣队在靖安邱家店驻训一段时间后，特遣队指挥官约翰逊上校要求突击队对日军交通线进行突击，以测试战力，总结经验。周淘漉司令曾让他们攻击日军小据点，不但失败告终，爆破组还无一生还。 让我奇怪的是，中方指挥人员从高层如李默庵将军，到基层军官如催国良上尉在回忆录里，对于SOE204特遣队员普遍观感不佳。觉得除了十几个爆破队尚可，其余人等只是一群由商人、律师、会计、教师、职员组成的乌合之众，毫无军事经验，简直是来混日子，各种不堪事情都被记录在文。 此时，随着远征军入缅作战被英军坑了一道，导致伤亡惨重，中英两国互相猜忌达到顶点。英方觉得中国是想利用这个项目向他们套取各种物资，中方觉得英国佬只想利用中国军人当炮灰，为他们火中取栗。 突击队成立之初，协议使用英械，鉴于运输不易，可到缅甸换装，训练还是用国产武器，特遣队除了带来使用的爆破器材外，完全没有配发英式武器，而且大约二十吨作战物资留在贵阳没有移交给突击队。这造成军委会对突击队在补给不确定，突击队装备状况并不完备，甚至连军服补给都出现脱节。直到一九四三年调往第三战区作战后才正式纳入补给体系。 双方破裂关键，是该项目幕后主导者雨农将军对英方切齿痛恨。他1941年6月到港处理温毓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因人事倾轧离开重庆出走香港事宜，被港英当局以军统局在上海英租界肆意处决汉奸，需要留置他说明情况为借口扣押。 这事将他搞得火冒三丈，回来又发觉英国没兑现所援助承诺的武器及无线电器材时，便对中方项目总经理周伟龙少将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这个末落帝国轻蔑：既然从大不列颠获得资助的前景如此暗淡，那就叫他们滚…… 事实上，此时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开始联系他，雨农将军毫不犹豫地一把搂住美帝国主义伸过来的肥壮粗腿。
特遣队成员对于上层矛盾或许能感受到，但肯定知之不详，收到上级下达撤回印度通知后，他们深感沮丧。他们在与中国普通官兵相处中，感受到他们身上淳朴真诚的品质，还有他们对祖国赤诚的献身精神，让他们在晚年回忆起这些中国战友时，扔充满尊敬。如突击队干训班一名受训学员在英军教官留言簿中曾写下：“我将与我的同胞并肩作战，使用您传授的技术。在摧毁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时，绝不心慈手软。我誓将炸毁铁轨或摧毁敌军弹药库，以答谢师恩。” 后话： 1942年11月，SOE特遣队大部分人员撤回印度，只留下约翰逊 上校等十几个军官留在干训班任技术教官。1943年1月1日，唱凯部队（第一突击队）离开靖安，前进到浙江仙居天台西北建立根据地。歌凯部队（第二突击队，由六七八九十营组成）前出丽水与敌对峙。 第一突击队抵达仙居之后，以小部队游击于天台与嵊县之间攻击敌封锁线，甚有成效。一九四三年春日军四千余人由新昌向黄坦村进犯，第一突击队将该敌击退并乘胜追击，从缴获中看见敌伪军对中国军队情报通告，本部评语为：“唱凯部队虽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战斗力强，需特别注意”。
《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呈国民政府为请核给陈士瀛等三员奖章附请奖事绩表》 典藏号：001-035100-00083-033 战斗中发生过一件奇闻，突击第四营特务排下士副班长张发，在儒岙战斗中受伤被俘，以袴中私藏之手榴弹一枚乘敌不备，炸毙日军八名，然后逃脱来归。 战斗结束后，第一突击队拟将阵亡官兵忠骸运回仙居根据地安葬，但新昌黄坦村人民拒绝，自行筹款就地建墓立碑，以表示对抗日将士敬意。 我留意到突击队第五营营长陈士瀛也在请奖事绩表上，他的功绩是：开浙东为时仅五月，该营与敌作战共八次，该营长智谋制胜，计毙敌伪共数百名，破坏敌汽车十余辆，获战利品多件，俘伪共百余名。如此英雄人物，岂能无闻？
本文参考资料： 1、《军事委员会西南干部游击训练班内情》作者：崔国良 2、《凋零的“郁金香”澳洲部队在中国》作者：鬼谷雄风 3、《战时中国建立突击队的尝试》湖南文史资料第33辑《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的南岳游干班》。 4、《British Army Aid Group, China》澳大利亚战争博物馆。 5、《进退维谷：自由丹麦、中国突击队和中英竞争（1941-1942）》作者：何铭生 作者：陈重阳（连阳标统） 台湾的STUKA19在《战时中国建立突击队的尝试－突击总队》一文中说︰“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击退日军一连串对湘粤赣边区攻势後，第三战区局面较稳。顾长官决定一举肃清当时南下建立政权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的十个支队﹝二万余人﹞，于是发起孝丰战役，以第19集团军总司令李觉将军指挥。以第52师、第146师一部及独33旅为左兵团，第79师、第1突击队及第2突击队为右兵团，两翼夹击孝丰一带共军。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左右兵团相隔二十公里，尚未到达指定攻击发起线。粟裕以六个支队进攻左兵团，将第52师与独33旅击退。二十一日共军主力全部抵达右兵团当面，当夜共军发起主力攻击，将第一突击队压入孝丰东南一个峡谷之中，第一突击队激战两昼夜後全军覆没，司令胡旭将军壮烈殉职，突三营营长熊壮猷、突五营营长陈士瀛被俘。攻势失利。 “战後，突击队颇受责难。一九四五年七月，军委会将突击总队缩编为第九十八军﹝辖预三师、预四师﹞，并以顾长官亲信将领原第79师师长段霖茂任军长。突击总队编并後，西南干训班也同时撤销。突击部队至此结束。” （四）刘劲持所部 该军于1947年11月由原整编第57师残部为基干重建。1948年9月恢复第98军番号。1949年9月该军担负大巴山防务。12月26日，由军长刘劲持率领在四川阆中起义。1950年8月，该军军部与第158师改编为第144师一部，第117师保留番号。 二、隶属关系： 西安绥靖公署（1947年11月——1949年9月） 第7兵团（1949年9月——1949年12月） 三、序列沿革： 1947年11月成师时序列： 师长刘劲持，副师长李则芬 整编第117旅，旅长尹呈佐 整编第158旅，旅长汪君勃（代）（预备第4旅改称） 1948年9月恢复第98军番号时序列： 军长刘劲持，副军长尹呈佐，参谋长刘海楼/周兆楷 第117师，师长尹呈佐、虞咸 第158师，师长朱则明 四、主官简历： 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劲持 第98军无疑可列为抗战中最为艰苦的部队了。这支由陕军演变而来的部队被国府布置在中条山区坚持长期抗战，而且还是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坚持，实在难能可贵。这个军为抗战而献身的官兵也不在少数，仅将领方面就有武士敏等五名为国捐躯。98军遭到日军重创后，部队归胡宗南收编，于是成了胡家军中的一支，该军虽然在军官构成方面都换成了黄埔系军官，但是其综合战力却始终无法得到提高，最终沦为被裁之军。 内战初期的98军，被李默庵的突击总队要了过去，但初上战场就被解放军歼灭，由英美教官训练和武装起来的部队得此结局，也实在让人大跌眼睛。于是这个番号又重新被胡宗南要了回去，并奉命担负地方守备任务。到了内战末期，胡宗南本想依靠这支新军来支撑起安康地区的局面，可仍然让他失望了，98军不仅不禁打，到最后还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刘劲持，浙江青田人，生于1904年。刘劲持是黄埔军校六期交通兵科的高才生，后来还在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深造，成为起草淞沪会战作战方案的参与者之一。刘劲持在从军之后，应该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因缘际会，使他在自己的任职经历中与陈诚和胡宗南两派都有着一层关系，也得此之助，刘劲持在抗战期间虽然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于教育和参谋工作，但仍屡得晋升，风光得很。 抗战胜利后，刘劲持被安置在国防部第5厅当处长，经过他的再三请求，他终于得到了下野战部队的机会。不过不是上前线指挥部队，而是奉命在后方负责建军。他的职务是整编第26师中将师长，由原来的整编第93旅为基础扩编。就在他千辛万苦的把部队组建起来后，国防部却又不让他当整26师师长了。理由是刘劲持建军素有成绩，现在前线有三个残军要重建，分别是整32师、整57师和整70师，三个师长让他任选其一。刘劲持万般无奈的离开的整26师，并且选了当整57师师长。为什么选这个部队呢？很简单，整32师和整70师都是杂牌军或者是中央军旁系部队，只有整57师是绝对的中央嫡系部队，不选这个师那就是傻子了。 1947年10月，刘劲持正式在重庆到职，开始精心负责起整57师的重建事宜。国防部对于这个师的重建是颇花费了一些心血的，对于刘劲持的要求一律照准，甚至还很珍惜的不让这个师去前线。于是刘劲持在重庆一住就是一年，随后又奉命开赴安康驻防，归胡宗南指挥，这一住又是一年。两年过后，解放军打了过来，根据胡宗南的命令，已经改称第98军的刘劲持部得负责起安康的守备全责，而且必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刘劲持虽然和胡宗南有一些关系，但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胡系将领，相反他和裴昌会到是关系不错。他明白自己在胡系中的地位，胡宗南这么安排等于是让98军当炮灰了。他并不愿意就这样走完一生，但他毕竟无门无派，想要脱离此是非之地谈何容易，想来想去也只有套裴长官帮忙了。当时裴昌会是7兵团司令官，98军的直属上级，在裴氏的一再请求下，胡宗南答应让98军在前线撤下来。刘劲持得之后，有如抓着救命稻草般的一退千里，直接跑到大巴山去了。 第98军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刘劲持明白，一直退并不是办法。就在徘徊无望之计，胡长官来了命令，要刘劲持和17军、76军最最后殊死一搏。就在三位军长就出路争论不休时，裴长官来电报了，要三个军参加起义。对于这个要求，刘劲持是极力表示赞成的，周文韬也默认了，只有薛敏泉不答应，既然意见不能一致，那不如大家各走各的。于是刘劲持带着98军残部于1949年12月26日参加了第7兵团的起义。刘劲持起义后被安排到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当军事教员，转业后先后定居在山西和浙江，并出任两省参事，后来又陆续当选过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民革副主威、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8年4月12日在杭州病逝，享年85岁。 刘劲持（1904—1988），陆军中将，军长。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外宅村人，系明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字伯温）20代裔孙。 刘劲持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1924年中学毕业后，即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和其父亲刘敬庵实业救国思想影响，考入厦门大学建筑工程学专业，未满一年，因父病逝，辍学回乡。一年后去上海，在五叔刘凤威将军影响下，转入军界。 1926年10月，考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官团，并由军官团介绍考取军事技术学校，后被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南京第六期交通科，学习无线电专业，是一位高才生，毕业后先后任通讯兵团少尉通报员、中尉通报员、上尉区队长。 1932年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1936年春毕业后，先后任陆军第六师中校参谋、参谋主任，军令部第三厅第四处中校处长。至5月，即受陆大十一期同学、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校主任朱侠（浙江瑞安人）之邀，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作战科长。期间，刘劲持与同事们一道，会同上海市政府，秘密地进行修建设国防设施和制定抗战的相关计划，准备抗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刘劲持以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身份，参与起草了《淞沪会战作战方案》等工作，全程参加淞沪会战，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上海南市沦陷后，刘劲持才护送妻女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成都号”轮船，自沪西撤退至浙江温州青田老家。 刘劲持回到老家安顿好妻女后，即于1937年11月18日启程，先后借道金华、杭州，于11月22日到达南京抗战前线，并受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上校科长谭道平（陆大十一期同学）之邀，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上校作战参谋，并挂名军委会国防工事构筑警卫执行部上校参谋，随即参加了南京守卫战，负责起草了《固守附廓阵地的命令》等工作，直战至12月12日，南京沦陷，才随军撤退至汉口。 撤退到了汉口后，由唐生智推荐，刘劲持随即于1938年2月任军令部第一厅（掌国防作战事宜）高参、科长，并升任为少将。6月12日，武汉会战爆发后，刘劲持随即又以军令部第一厅科长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刘劲持于1939年1月又升任军令部第一厅四处少将处长，1940年12月改任军令部第一厅二处处长。 1942年，刘劲持任新编第五师少将副师长，1943年9月任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开始率领部队，但惜未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在八年抗战中，刘劲持主要从事参谋等工作，他多谋善断，克尽职守，尽心尽责，作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为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做出了卓有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刘劲持任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司长及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署长，次年6月任国防部第五厅（掌编制、训练）第一处少将处长，12月，升任第五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 1947年5月，由陈诚保荐，刘劲持任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旋于11月在重庆改任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长。1948年9月，新编第五十七师改番号为第九十八军，刘劲持改任第九十八军少将军长，奉命开赴陕西安康驻防，归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指挥。 1949年4月，刘劲持升任第九十八军中将军长，归川陕甘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裴昌会指挥。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11月25日，西安绥靖公署撤到汉中。次日晚，刘劲持即率全军向大巴山中前进。12月15日至17日，到达四川阆中县的南津关。第三天，迅速经樟潼至玉川陕公路以西地区集结待命。23日又率部撤离南津关，取小道到阆中南部地区的剑阁县元山场（地处广元、绵阳、南充及剑阁、梓潼、南部、盐亭3市4县结合部，今剑阁县元山镇）山区。26日下午，部队到达元山场宿营，当日下午5时多，已于12月25日率第七兵团起义的裴昌会，给刘劲持与副军长尹呈佐发来十万火急电文，曰：成渝已先后解放，兵团及一些部队已在四川德阳一带起义，遵照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旨意，为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嘱我奉劝两兄于27日前率部起义。刘劲持接电后，立即召开师团长会议，决定即日（26日）晚宣布起义，指派其亲妹夫、参谋处处长傅维周，率传令兵一名，与解放军联系，下令全军二万官兵人向剑南阆山区升钟寺出发，次日（12月27日），刘劲持等人即在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玉衡的带领下，晋见了贺龙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七兵团的起义。 起义后，刘劲持任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八军军长，旋参加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1年起任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战术教官。 整编57师副师长李则芬（1907年—？），字虞夫，广东兴宁人。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历任军委会总务处处长，陆军大学兵学教官，第五师副师长、师长，第五军副军长，整编第93旅旅长，1950年在云南被俘。释放后进入缅甸国民党残军，担任“云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之职。撤回台湾后退役，三十余年来，专心治史。着有《元史新讲》（五册）、《中外战争全史》（十册）、《中日关系史》、《成吉思汗新传》、《战争史话》、《泛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文史杂考》、《先秦及两汉历史论文集》、《三国历史论文集》、《两晋南北朝历史论文集》、《虞夫诗集》、《哀乐平生词集》、《八十自选诗词》等书。 李则芬，《战争史话》，台湾商务印书馆 记得抗战期间，军令部编印检讨某一会战的一本小册子，首先列举双方战力，在火炮对比上，我们的炮数还在日军之上。以我们的近战迫击炮，与敌人的野山炮及重炮相提并论，已是不伦不类，自欺欺人，这且不谈。最危险的是「只算炮，不算弹」的观念。日军野山炮以百弹为基数，攻击时，每炮有七基数(七OO发)。我们的每一步兵营有一迫击炮排，炮二门；每团有一团属炮击炮连，炮六门；三团制的师，有迫击炮三十六门，然只有很可怜的弹药携行量。由於缺额、病患、士兵体力差，及缺乏驮兽的原因，部队所能携带的（含师、团运输连携行的一小部分），每门炮的炮弹，实际只有四十发左右。军辎重部队（人力的）罕有携带弹药的，即有也为数无几，且以步机枪弹为主，用以支援全军一Ｏ八门迫击炮，可说杯水车薪。战区兵站则距离遥远，很难及时补给。换言之，一师三十六门炮，只有炮弹一千四百发左右，仅相当於日军二门炮的弹数。然而，我们的炮弹虽少，一师却有三个炮连及九个独立炮排，人力的浪费及编制理想与事实的差距，多麼惊人！这情形好有一比：高级司令部的想法是「有炮万事足」，炮兵部队的感想是「无弹一身轻」，只苦了没有炮火掩护的步兵。 又在三十五年春，我在锦州受命，指挥第五师及八十八师的一个团，配合廖耀湘的新六军作战。廖军自沈阳沿铁路南下，我经盘山，渡辽河，进攻牛庄、海城。第五师是胜利后空运部队，师炮兵营此时还在两广等待船运。长官部临时配属一个独立的一Ｏ五重迫击炮营。该营有炮连三，每连八门炮，共二十四门，而全营只有二百几十颗炮弹，平均每炮十弹左右。锦州兵站无此弹药，我认为炮多弹少是累赘，命该营只派第一连出发，营部及二三连留在锦州；以全营炮弹拨交第一连。营长坚持留炮必须留弹的炮兵守则，几经协议，最后还是留下几十颗炮弹，我只带第一连八门炮及二百发炮弹出发，事实上，那次作战有三次战斗——辽河渡河及牛庄、海城之攻击，只使用过六门炮。 1938年2月任第197师参谋长，在鄂南参加抗战，1946年6月任国防部第5厅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整编第第57师117旅少将旅长，后任第98军117师师长，1949年任第98军副军长，同年12月26日在四川梓潼参加起义。 汪君勃旅长,安徽六安人,黄埔6期步科 ，第299师副师长 上校 1949/01/26 北 平起义，后逃离任整编第158旅旅长
周兆楷，生于1914年，字季直，浙江杭州人。1933年9月南京中央军校（也就是北伐后的黄埔军校）第十期炮科毕业，1946年任参谋本部第5厅1处2科科长，194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军参谋长，上校军衔。1949年在 四川梓潼向解放军投诚起义。。 陕南安康守备经过刘劲持 一、整编五十七师由川调陕守备安康 安康最初仅有地方保安团队担任防务，自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解放军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其一部刘金轩第十九纵队也西进至鄂西的郧县、郧西一带建立起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汉中及西南大后方受到威胁，才派部队在陕西的安康、白河、湖北的竹山、竹溪一带布防守备。起初，认为这一地区是大巴山的外围，鉴于一九三二年红军由陕南入川在通、南、巴等县建立根据地的旧事，将安康防务划归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指挥，由整编七十九师方靖部(辖九十八、一九四、一九九三个旅)担任守备。部队布防情形大致是将两个团分驻白河及其以南的教化街，一团驻竹山，旅部驻竹溪；其余一旅分驻平利、蜀河口、旬阳策应；以一旅控制在安康附近整补(一九九旅系后调旅)师部驻安康。据说，整七十九师驻防安康一年多，与十九纵队双方远隔，很少接触，重庆行营亦不允许部队过堵河东进。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急于抽兵东调。那时我担任整编五十七师师长(共辖两个旅)，该师驻在成都、重庆一带整补已接近完成。事前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来电告知我，国防部对整五十七师使用有二案(1)外调南京作战，(2)接替大巴山外围整七十九师防务。后来经过研究，以路途太远，船运困难，新兵太多，战力有限，才将方靖师由安康经房县东调宜昌，由我师去接防。当时我师各级官兵，都害怕开南京作战，这样部署都表示满意，并为防范逃兵及节省时间起见，先用汽车运万源，然后翻大巴山前往安康，驻重庆附近的预四旅(旅长朱则鸣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先开，驻成都附近的一一七旅(旅长尹呈佐辖三四九、三五○、三五一，三个团)则利用西安的回空汽车(当时西北补给都由重庆运去，回来多数是空车)先运至重庆，再转万源，只有少数师直属队迳运汉中转安康。开拔时逃兵还是很多，有的团不仅士兵逃了不少，甚至连长及副营长也逃了几个，都是参加鲁西沙土集作战被俘放回来的(整五十七师于一九四七年秋在鲁西沙土集被解放军歼灭大部才调成都、重庆整补)可见当时士气的低落，也了解到共产党释放俘虏政策的伟大。 十月下旬，部队到达前线接防完毕，我也赶往安康亲自部署。起初仍按照整七十九师的部署，以预四旅的第十、十一两团分驻白河及教化街，第十二团驻竹山，旅部驻竹溪。一一七旅的三五一团驻平利，三四九团驻旬阳，三五○团控制在安康后方，师部驻安康新城(安康有老城、东城、新城三个城，新城为土围子)。当时只知道解放军住在郧县、郧西一带，实力不清楚，白河以东以北是双方游击区，整七十九师对情况也无交代，在陕鄂两省交界线上，地方情况更是模糊不清。 二、两度出击，均遭碰壁 十一月初，我为摸清情况及练习部队作战能力起见，偕同副师长李则芬到竹溪视察前方地形，要求朱则鸣旅长亲自出马，率领驻教化街的十一团经顺水寺向鲍家店黄龙滩游击，并令驻白河的第十团抽一营兵力进占鲍家店西侧高地作为掩护。事情很凑巧，解放军白河县长刘华也率领所部不到一团人，由鲍家店向顺水寺游击，便衣人员先到，看见我军人多装备齐也很惊奇。但是朱则鸣胆子更小，他到顺水寺后，看见地方情况复杂，自己部队训练欠缺，后来查询道路时又受骗，认为至鲍家店都是大山不能通行，就置北面的一个营于不顾，在顺水寺停留一天，下午听到解放军前来，不敢迎战，就率领第十一团向南转进。这样刘华部队就放胆进至教化街，将守备的一个连击退，将驻地捣毁，公路、桥梁破坏，电线杆砍断。后来我抽调兵力增援，刘华部队达到目的后，也自动离开，才收复教化街，恢复公路交通。第一次出动就不顺利，部队更为胆怯，我也受到重庆行营的责备。 尔后于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我再抽调第十、第三五○两团兵力，由竹山及极阳关分两路向鲍家店前进。第十团在半路上和刘华部队接触，利用迫击炮的优势火力，击伤数人，刘华部恐被包围，就迅速经天河门主动撤回郧西。三五○团进驻天河口，第十团进驻黄龙滩。在天河口获得马数匹及粮食船只颇多，白河到黄龙滩公路也予修复，堵河以东的湖北保安团队也取得联系。同时，驻白河的团，也派有力部队过汉水游击，深入到甲河关及郧西境内。因此，对解放军的情况及地方情形渐搞清楚，便衣侦探人员更深入到郧县，知道十九纵队刘金轩的主力抽去参加淮海战役，留下的只有二团多兵力。这样我获得小胜，查明情况，士气稍振，就令各团守驻汉江以南堵河以西地区，继续搜索解放军情况，另作后图。 十二月初，师恢复为九十八军(整五十七师原系九十八军缩编)各旅恢复为师，官兵情绪比较兴奋；同时得知淮海战役正在难解难分，鄂西解放军兵力空虚。我又不自量力，趁此机会想鼓励士气，指派驻黄龙滩的第十二团协同湖北省保安部队，向郧县以南十堰镇等地区游击，预定扫荡三、四天后归来，并指定驻鲍家店的十一团两个营推进至黄龙滩策应。但是，由于湖北省保安部队要补充粮食，行动迟缓，纪律又差，消息不能保密。因此，十二团进至十堰镇附近时，即和一部分解放军接触。战斗约一小时，打伤几人，解放军即向西北撤退。当时我在报话机上接到消息，认为解放军不向东退，而向西北转进，似有截断十二团归路的意图，因命该团于次日撤回黄龙滩固守。该团长照办了，但因胆小而且缺乏作战经验，次日(十二月五日)中午即匆匆回到黄龙滩，少数解放军尾追，与殿后的湖北省保安部队略有接触。那天下午，他就麻痹大意的认为平安无事，既未将部队撤至堵河西岸(黄龙滩镇在堵河东岸)又未设防戒备，堵河桥梁也未架设，更未来电话请示，就自动的背水驻下，并嘱前来策应的第十一团部队撤回鲍家店。这样到傍晚时，由郧县西侧过汉江的解放军约一团以上兵力，从小路秘密接近黄龙滩侧击，十二团仓皇应战，顿失常态，相持约二小时，解放军进至镇上，被第八连连长王佑泰率部冲锋击退。当时我在报话机上得知这种情况，认为可以守住，次早就有兵力到达援助，但朱则鸣师长当时在白河，与黄龙滩可直接通电话，他未征求我的意见，就擅令十二团沿堵河东岸向西南撤退。因此该团人枪装备均有部分损失。这次出去游击又以失利告终。尔后数日内，由于报话机损坏，十二团行动都无消息，我们很惊慌，不得不将天河口、鲍家店两地部队自动后撤集结，直到后来解放军未过堵河追击，才稍放心，但从此再不敢出去游击，士气也更不振。 三、李正先军来安康协助守备 十二月中旬以后，解放军先向湖北保安部队进攻，由黄龙滩向房县方向压迫，将湖北省保安部队两个团击溃，随即进攻房县，驻在房县的方靖军一九九师（即整七十九师一九九旅)接战失利，弃城翻山向兴山溃退，房县在十二月下旬解放。这时九十八军也奉命改归胡宗南指挥、担任掩护汉中东侧安全任务，但仍须与重庆行营(这时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任长官)密取联系，巩固大巴山外围。胡宗南看见九十八军只有两个师，兵力单薄，拟调镇安方面二十七军李正先部前来协助(二十七军辖两个师，师长姓名及番号回忆不起)，李正先是以十六兵团副司令名义兼任军长的，因此，九十八军归他直接指挥。 房县被解放后，竹山、竹溪感到威胁，我军不得不调整部署，除留一个团(欠一营)固守白河等候二十七军到达交防外，将主力约三个多团(十一、十二、三五○团及一营)集结在竹溪东面的水坪、保丰间地区，对竹山方向严密防守。这里有一个古战场(相传是三国时的)地形相当良好，利于攻势防御，我要朱则鸣师长率各团营长事先侦察准备，如解放军再西进，即在此地决战。一九四九年元月上旬，解放军由房县西进解放竹山，过数日又进占保丰，与我军相距很近，我侦明解放军不到两个团，决定先发制人向他进攻。元月十三日，我按预定部署，以三个团(欠一营)分三路向保丰进攻，以十二团为预备队在中央后跟进，采用两面包围态势。企图消灭保丰解放军恢复竹山。当时我预定亲到前线指挥，但是头两天胡宗南派第三军军长盛文前来安康了解情况(盛文这时才交卸西安绥署参谋长职务，出任军长，他和我都是陆大第十一期同学，感情很友好)并告知二十七军李正先部还需半个月才能到达，现在房县、竹山失守，陕南有些震动，故来研究部署，劝我慎重不必亲去指挥。这样就临时改由朱则鸣在前线统一指挥，我只在安康陪伴盛文坐听消息。那天微雨后雾大路滑，几十米外看不见人，联络困难，朱则鸣及各团长都有些胆怯，行动迟缓，尤其担任右翼包围的三五○团各营都失了联络、行止不明。快中午时，雾稍退，忽发现解放军主力也循小路向水坪竹溪前进。想利用大雾天对我军奇袭，因此，双方就形成了遭遇战，朱则鸣即以预备队第十二团加入进攻，团长亲自带队冲锋，将解放军击退。但左翼第十团的一个营进至保丰附近与解放军接触时略有伤亡，团长即叫喊得很凶。当时因双方互有损失，并因天气确实太坏，官兵都成为泥人一样，就未前进。次日发现解放军向竹山撤退，我因二十七军未到，恐招意外，和盛文研究后，仍退守原防，未收复竹山、保丰，白河也只留一营等待交防，主力集结竹溪及其以东地区。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以后，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大局已定，和谈呼声甚高，各地战事停止，竹溪前面双方实力相等，也就平安无事。尔后只有侦察监视行动，一直维持到五月中旬，双方都无战事及游击活动。 一月下旬李正先率二十七军到达，担任汉江沿线防务，他派一个团接任白河城防，主力控制在远后方，教化街也不再驻部队。我曾建议白河前线兵力应加强，李正先未接受。同时，他并规定九十八军担任安康通竹溪公路线上防务，应以主力守住水坪前面高地，作纵深梯次配备。九十八军遵办后，以一一七师部队上去接替了预四师防务，将三四九、三五一两团部署在前面，三五○团控制在竹溪附近。从此竹溪前面第一线作战任务，就由一一七师师长尹呈佐负责。预四师部队，则后调至关垭子、平利线上整训作工，朱则鸣回驻平利，准备第二线作战事宜。 四、蒋军守备安康的计划 这里先谈谈国民党反动派守备安康及其外围的计划。安康到白河、竹溪、竹山、平利一带，到处都是山地，面积很广，由安康沿汉江至白河有三百多华里，全是羊肠小道，群山阻隔。安康至竹溪公路一百四十多公里，竹溪至白河公路一百三十多公里，比较利于用兵。但是只有两个军四个师兵力，欲守备这样广大纵深地区，事实上有很多困难。所以从整编七十九师方靖部担任守备以来，就将安康至竹溪、白河地区分为四道防线：第一线为白河、竹溪线，重点放在白河。在这线上要尽量侦明解放军情况，迟滞解放军进展。七十九军驻防时，就是以两个团驻在白河附近，当时房县、竹山还未解放，竹溪前面水坪高地比较次要，但后来竹山解放时就转趋重要了，也必须有重兵守备。第二线为蜀河街、平利、关垭子线。这线地形还好，但正面过广，只在关垭子附近筑有工事，公路是由关垭子进来的，其北面的铜钱关为交通要点，有小路可通平利及蜀河街。平利以北至汉江边都是崇山峻岭，部队无法通过，所以重点放在平利关垭子间。第三线为旬阳、女娲山、大岳妇高地至洛河街线。这线地形也颇有利，女娲山、洛河街均筑有据点工事，但战线也太长，补给困难，形成处处薄弱，所以只能迟滞解放军前进，争取时间在安康附近集结兵力决战。第四战线为安康附近高地及安康城垣。这里既可决战也可固守，原来计划是诱解放军深入予以歼灭性的打击，以保安康；打击不了则固守安康，并利用汉江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进。但李正先指挥无方，既未照计划办事，又未亲往前线视察地形和了解解放军情况。他下达的作战计划，是纸上谈兵与实际地形不符(陕南、鄂西只有十万分一地图很不正确)。如将铜钱关作为两军分界线归二十七军防守，但不派驻部队就是一例。我曾一再建议他去前方视察，并派部队防守铜钱关，他不但不采纳，反向胡宗南打小报告说九十八军纪律差，缺额多，没有作战能力，靠不住。其实二十七军纪律更差，空额更多，后来事实证明，战力反不如九十八军。我和李正先也因小报告之故，暗中发生磨擦，成为后来不能合作的局面(李正先打小报告说我坏话是盛文在三月间秘密转告我的)。 五、白河、平利相继被解放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得知解放军十九纵队刘金轩部主力参加淮海战役胜利后，已返回鄂西，人枪装备比前整齐并改称解放军十九军。四月下旬和谈破裂，大军渡江成功，解放军十九军也有行动模样，我们即加紧防范。到了五月中旬，我到前方视察部队，知道前方消息完全被封锁，便衣侦探无法出入，少数进去的也有去无还。当时我认为解放军即将开始行动，前方兵力孤单，恐遭奇袭，回安康后，即向李正先建议将白河、竹溪部队，主动后撤，将主力集结准备决战。但李正先认为不会发生战事，当面只有解放军十九军一个军，不敢进攻，不采纳我的意见，反说我胆怯。经我正式提出要求，他才转报胡宗南，亦未准允。延至五月廿九日，二十七军派驻白河的一个团，在下午四时许，遭到解放军十九军的奇袭，不到二小时，全团覆没。当天电话电报不通，情况不明。隔了两三天，由零星逃回官兵口述，才知解放军主力进攻，猛不可当。这样李正先才着慌，赶快请援，并要九十八军守住前线。我则认为白河已失，竹溪孤悬在外，左翼空虚将被包围，不能久守，要求缩短战线，并要求二十七军合作增援，李正先迟迟不肯作决定。到了六月上旬，形势已很危急，李正先才勉强准许放弃竹溪，将九十八军的一一七师部队调守女娲山、大岳妇、洛河街之线，由预四师部队担任平利、关垭子之线守备，尽量阻拒解放军前进，以待援兵到达。但时机已太迟，九十八军的预四师布防尚未就绪，一一七师未撤到平利，解放军主力已由白河经铜钱关、十八盘小进向平利猛进。这是一条小道，我曾几渡派人侦察，认为山高路险大军不能通过，无法预先派部队驻守或作工，临时，也只派一个营去守备。但解放军所派的平利县长，平时在城里打扮成卖笔的，将一切情形侦察得清清楚楚，届时领路前来，驱逐少数在高山上警戒人员后，就迅速占领制高点，由高向下猛压，九十八军的一个营不支，逐步后退，平利县城及公路交通受到威胁。次日，我派十一、十二两团反攻，并将一一七师的三五○、三五一两团也加入作战，都被解放军击退。十一团武器全失，人员星散，其余各团及朱则鸣师长率残部由小道退保大岳妇、洛河街之线，女娲山则由二十七军派队接防，平利于六月中旬初解放。事后据逃回人员说，解放军十九军在十八盘走了三天才通过完毕，骡马及重武器均绕道而行，所以占平利后休息几天并未追击。后来看见大岳妇高地的一一七师三五○团的部队，过于突出，威胁他的侧背，才派部队驱逐后仍撤回平利。这一次战斗，九十八军幸好及时由竹溪撤退，还能保全四个多团兵力，否则平利先被占领，后路被截断，势必大部被歼溃不成军。不过解放军因补给线过长，时进时停，二十七、九十八两军主力才得后撤。 六、胡宗南调兵反扑和六十九军被歼 白河、平利两城解放后，安康震动，胡宗南大不满意，认为二十七军、九十八军作战不力，特别对九十八军责备严厉。经我一再说明当面地形及作战经过，说明铜钱关是要点归二十七军守备，事前早请求设防，始终未派驻部队；建议女娲山、洛河街线亦只能迟滞解放军进展，不能固守，即反攻也很不利，须在安康附近决战或固守较为妥当，亦未蒙采纳。胡宗南因我是陈诚的人，不敢撤职处分，只指示惩办下属，整饬军纪，因此不得不办了几个连、排长。 这时胡宗南急于收复平利，巩固安康外围，以确保陕南。于六月中旬，由石泉及秦岭方面，抽调六十九军、第三军两个军增防安康，准备反攻。六十九军谢义锋部先到(该军辖一三五、一四四两个师)，第三军盛文部正由秦岭向石泉行进中，看情况再使用。谢义锋是胡宗南的宠将，他到达安康和我们研究情况时，态度很骄傲，我将前方解放军情况及地形介绍后，并说明各军要互相协作。他阻止说：“很容易，看我的，只要一个师就可将解放军十九军打败，不要你们帮忙。”当时我是败军之将，只好默然而退。六十九军随即开驻老城女娲山一带，沿途纪律很差，奸淫掳掠事件，层出不穷。谢义锋吹嘘一三五师战斗力很强，派其最得宠的黄团为先锋，沿公路向平利进攻，认为一经接触，就可胜利。但黄团和解放军的第十九军先头部队接战后打了一天，毫无进展，反有损失。当晚谢义锋才表现出惊慌，在电话上说解放军作战很顽强。次日重作部署，将二十七、六十九两军主力全使用上去，并由九十八军派两个团由大岳妇向平利侧击，威胁后路，解放军才主动的撤至平利以东。后来再经过几天的战斗，由九十八军派四个团攻下关垭子南侧两个高地，二十七军主力也从十八盘后面迂回过来，解放军十九军才撤退至关垭子以东，平利算勉强收复。这时李正先、谢义锋等认为作战胜利大功告成，就想守住关垭子线，不再前进，九十八军也奉命退回守大岳妇、洛河街阵地，作第二线配置。过数日，李正先忽无理的要九十八军派两个团挺进到关垭子、竹溪中间地区搜索扫荡(他们认为解放军已经远退，可以进去)经我说明解放军并未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肯执行。双方争执了几天，最后商妥由九十八军派一个团接任右侧警戒(地名记不起)归六十九军指挥。六月下旬某一天，我派第十团到指定地点去接防，才知道原来六十九军的部队远在指定地点后方二十余里，兵力只有一营，也无通讯设备。我将情况据实转报揭穿虚伪后，李正先才再命令第十团次日向指定地点推进。真凑巧，第十团先头营到达时，即碰上解放军迂回部队的进攻，迫击炮火很烈，营长罗文泰伤重被俘。该营受到重大损失后退，幸全团适时赶到，支持了一夜。次日拂晓，关垭子正面的六十九军部队，遭到解放军猛击，只数小时内就被包围，一四四师全部被歼，师长符树蓬被俘(后释放回来)，一三五师及二十七师部队，都有很大损失。一三五师师长唐明德及团长黄某通过大岳妇我军阵地后逃时，狼狈不堪，所剩实力无几。幸亏头一天第十团适时到达，阻住解放军迂迥，否则截断公路，谢义锋本人也会被俘。九十八军这次无大损失，第十团从小路撤回洛河街后面。后来谢义锋率残部不到两个团重过安康西开整补时和我会面，垂头丧气，再不敢狂妄自大了。 七、安康近郊战 六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及李正先等才相信解放军战斗力坚强，只解放军十九军一个军，就将二十七、六十九、九十八三个军六个师打得七零八落。他们深恐解放军乘胜进占安康，一面严令二十七、九十八两军残部守住女娲山、大岳妇、洛河街之线，争取时间；一面将第三军(辖一二三师及陈岗陵师)急调安康。九十八军不得不将全部五个团兵力拉上大岳妇、洛河街阵地布防，二十七军则以较完整的两团预备队守女娲山。第三军原来已向安康移动，因六十九军收复平利，又回驻原防，这时才再急忙仍调安康。从此可见胡宗南等判断的错误和指挥的慌张。七月上旬，解放军十九军休息了几天后，再开始进攻，将重点指向女娲山南面九十八军三五一团阵地，这是安康通平利的老大路(公路绕山而转)地形比较隐蔽易于接近。九十八军部队接战了两三天，一再增援并利用预先构筑的工事，都支持不住，补给品也输送不上去。第三天阵地将被突破，要求二十七军在女娲山的部队出击，李正先已允许于早晨八时出动，但该两个团迟不行动，候至十二时还无消息。这样一一七师将被包围，不得不逐步后撤，退至安康近郊，预四师则向岚皋方向撤退，掩护右侧，在女娲山的二十七军部队并未接触，也随同向安康撤退。这时第三军陈岗陵师(番号记不起)到达，在安康城南高地上布防，由汉中调来机械化炮兵一个多团，也开到汉水北岸。九十八军主力奉调守旬阳至岚河口沿汉水北岸线，一部守岚皋，二十七军残部守安康老城。从总的部署来看，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采纳我的意见，在安康城郊进行战斗，能战则决战，不能战则守的办法。这次他们比较幸运，因为第三天解放军十九军进至安康附近，和陈岗陵师争夺高地，已经攻下，陈师一个团损失相当重大，后因反动派用炮火猛烈支援，陈师又全力反攻，解放军十九军没有炮火，高地又被夺去，加上作战已近两个月，道路太远补给困难，时届夏令，民夫也要回家生产，解放军十九军就停止进攻，自动向平利后撤。陈师就宣称反攻胜利，但也不敢追击，更不敢前进收复平利恐遭反击蹈六十九军覆辙。后来陈师在原阵地上呆了三、四天，侦明解放军确已远撤，才敢离开高地集结休息。 安康南郊战事停止后，陕南作战已大致结束。尔后只有九月间在岚皋及两河关(镇安南面)两处有零星接触，经九十八军各派兵一团前往，因系解放军地方团队，就迅速退去恢复原态势，直至十一月底都平安无战事。 约在七月下旬，胡宗南调整安康防务，第二十七军残部西调整补，由第三军军长盛文指挥第三军、九十八军两军共四个师负陕南东面防务。第三军陈岗陵师驻安康老城及东城，构筑坚固工事固守，新城及城南高地均放弃；第三军军部驻五里铺，一二三师控置在五里铺附近作为机动部队。九十八军主力仍担任旬阳至岚河口沿汉水西岸守备，一部守岚皋城，也留有一、二团机动部队，军部驻恒口镇，另设前进指挥所于汉水西岸。这样的部署直维持到十一月初。 八、西乡开会检讨和胡部逃离安康时的军事部署 八月上旬，胡宗南在西乡召集第三军、九十八军主官及有关人员开检讨会议，事后宣布李正先、谢义锋二人撤职(当时李正先、谢义锋二人均不在场，等于不处分)，二十七军、六十九军两军部撤销，该两军各缩编为一个师。二十七军保留某师，六十九军保留一三五师，调四川后方西昌等地整补。李正先指挥无方，胡宗南不严责李本人，反迁怒在参谋身上，将二十七军参谋长王某及参谋处全体人员，全部撤职永不录用，这事荒唐已极，使人啼笑皆非。那天盛文得到口头奖励。我认为同是战败部队，应同负责，请求撤职查办，胡宗南未允许，反说我事先有建议部署还正确，部队损失不到两团，加紧整补，即可恢复战力，加上我是陈诚的人，所以不奖不罚。事后他派来十一团新团长陈以恒，想掌握我军实力（胡宗南人事控制直到团长)。 陕南从七月下旬以安康城为据点隔汉江对峙后，八、九、十三个月大体上平安无事，也确实侦明解放军主力将由川东湘西进攻，这方面全无活动，人员已撤走，防务很轻松。到了十一月初，解放大西南战事已经发动，胡宗南部队也准备放弃陕南，急于进入川西北，他通知我们于十一月三日要到石泉茶亭镇开会，部署陕南安全撤退的防务，地点选在汉中及安康的中间，便于双方人员当日到达开完会后回去。当日由安康前往的为盛文、刘劲持及第三军陈岗陵、邓宏义两师长共四人。胡宗南率参谋长罗烈及袁朴、李崑岗、沈策、徐经济等由汉中乘吉普车前来，王凌云由西乡来。胡宗南在开会后，当场规定第三军盛文全部即日开成都，安康城防由九十八军派队接替，掩护秦岭上面全部军队撤退后待命撤至城口万源。他问我能否达成任务，我答以一个月内可以做到。另委徐经济（黄埔一期，陕西人）为陕南行署主任兼游击总司令，在陕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王凌云以豫西行署主任名义兼豫鄂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先开至安康建立根据地，掩护九十八军撤退后相机向豫西挺进。他们二人都无正规部队，只有地方团队及自己带来的一些直属部队和政工人员，实力有限，后来也未发挥作用。这就是胡宗南对安康最后一次的防务部署。会后他还要盛文、刘劲持、陈岗陵、邓宏义四人参加新国民党(一说是精忠救国会)在蒋介石像前举行宣誓仪式由胡宗南亲自监誓。第三军于十一月五日即西开汉中，安康城防由九十八军预四师接替。王凌云也率所部于十一月中旬到达五里铺附近，实力不到一团。徐经济则规定在石泉设立行署，是否照办就不得而知。 到了十一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川东接近重庆，胡宗南部急忙调川应战，在秦岭部队都全部撤过汉水南岸，胡宗南本人也逃往成都，只留参谋长罗烈在汉中主持。他于十一月廿五日电话通知我说：川东战事很紧张，秦岭部队已全部安全撤下，九十八军可于明日开始向城口万源撤退，担任大巴山守备。九十八军遵示于廿六日夜撤出安康城分三路撤退，一路(预四师一个团)由岚河口经岚皋撤至城口，一路(预四师主力)由安康经紫阳撤至万源，主力(军部及一一七师)循公路撤至石泉后经油车坝镇巴道先撤至镇巴。除岚皋一路与解放军稍有接触外，余均平安无事。到镇巴时已十二月一日，知道重庆已解放，又奉命全军开通江，以后即进入四川境内，最后九十八军在阆中附近起义。当第三军撤退时，胡宗南命令将陕南壮丁全部拉走，骚扰不堪。九十八军撤退时，复命将公路及桥梁破坏，船只炸沉，物资烧毁，九十八军未全照办，只将公路要点破坏一部防解放军追击。王凌云部在九十八军撤退时不敢进驻安康城，他们随同九十八军后面也向紫阳撤退，安康大约在十一月廿八日解放。 刘海楼，号启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 刘海楼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陆军大学[1]特别班第六期毕业。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军参谋长等职 朱则鸣 第九十八军第一五八师少将师长 朱则鸣，字俊芝，代礼，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仁厚乡上扶村。1925年10月，朱则鸣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经理科大队第一队学习，1926年10月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某部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42年7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1948年9月，整编第五十七师改称第九十八军，以刘劲持为军长，预备第四师改称第一五八师，以朱则鸣为师长，下辖第四七二团（团长郑宗玄）、第四七三团（团长王竞业）第四七四团（团长刘榛）等三团。同年9月24日，朱则鸣晋升陆军少将。1949年12月27日，朱则鸣率尤剑雄、陈以恒、韩光烈、彭非等团长在四川省成都市随第九十八军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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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庵将军
突击队第五营士兵
特遣队员在缅甸整装待发，其穿戴莫名其妙，短衣短裤有，呢子大衣也有。
特遣队向云南进发。
湖南祁阳，突击队总部。
1942年，祁阳。SOE204特遣队指挥部，祁阳县赤塘乡？
1942年，祁阳。SOE204特遣队从基督教会聘请三名医生与护士组成野战医院。
1942年，祁阳。特遣队“郁金香”分队驻地，是一个水田环绕的村庄。
1942年，祁阳。 特遣队“郁金香”分队澳洲籍队员在合影。
1942年，祁阳。特遣队“郁金香”分队指挥官，MACDOUGAL中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