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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掌柜，可算把您给盼来了啊！快快快，里边儿请！” “哈哈，我怎会缺席会馆的聚会呢，何况今天还有梆子戏班演出，我早就盼着啦！” “乔大掌柜，最近票号经营可好啊？一会儿咱们细聊啊，我可还有问题要请教呢！” …… 临近年节，若是穿越到一百多年前位于苏州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想必人来人往，一片热闹红火，各位忙着聚会联络乡谊，祭祀神灵，演戏酬神。清末光绪年间，正值在苏晋商事业最为繁华的一个阶段，这些远离家乡的山西商人在江南鱼米之乡苏州建造了“全晋会馆”。这座具有明显山西建筑特色的宏伟庄重的建筑，在清一色粉墙黛瓦苏式建筑的平江河畔，显得别具一格；而它兼有的苏式庭院和民居，又毫无违和地融入了周边的水乡风貌。这种有机组合，实为外乡人在苏的努力和智慧，也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会馆是所有在苏晋商的联结 在今天的大学中，有诸多同乡会，每个城市也有不少民间同乡组织，这大概是缘于在他乡漂泊的人们在情感、经济等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自古就有。那个时候，离开故土的商人们在会在他乡建立一种同乡性的行会组织，叫会馆。 历史上，苏州的行会制度十分发达，明清时期是苏州各大行会组织的鼎盛阶段，据记载，苏州曾先后有会馆公所两百六十多家，有名的有潮州会馆、安徽会馆、岭南会馆、山西会馆等等，被清代人杭世骏描述为:“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 明清时期，大量的山西商人来到苏州，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利益，需要广泛联络同乡晋商，合力对外。而会馆，就是山西商人们联络乡谊，探讨商情的重要场所。当时苏州除了全晋会馆外，还有一处翼城会馆，但已被毁。 位于中张家河畔的全晋会馆，并不是这所会馆的原址。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山西诸多在苏客商出资，在阊门外山塘街半塘桥畔建造了一所会馆，当时的会馆内设有关帝殿，殿前有白石牌坊，因此俗称“白石会馆”。 然而此馆在清咸丰十年（1860）于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战火。于是，在光绪五年（1879），晋商们又商议并出资将会馆大殿移建至靠近平江路的中张家巷里，并花了三十多年把这所会馆造得更大更好，建筑融合南北特色，既有山西建筑的宏伟豪放大气，又有苏州民居和庭院建筑的精细雅致，到今天已经是苏州现存会馆公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且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 全晋会馆整体占地约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616平方米，坐北朝南，呈传统院落式布局，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群四角的围墙中有刻有“全晋会馆界”的界碑石。 中路是晋商迎宾、聚会、举行庆典和祭祀、酬神、演戏娱乐的场所，是会馆的主体。南北次列头们、戏楼、正殿、宏伟庄重。中央戏台结构精巧、雕刻细致，是苏州现存古戏台中最为精美的一座，其音乐效果令海内外建筑专家叹为观止。 东路为苏式传统民居建筑，供商人寄宿、存货、借住所用，以此为门房、厅堂和前后楼。由于第二进厅堂已损毁，前后楼之间以厢房贯通。 西路有二厅一庵，门房后是由小巧庭院连接的桂花厅和楠木厅，这里是晋商交流商情、相互借贷、调剂资金、洽谈议事的场所。万寿庵为停放在苏晋商灵柩之处，被损毁后建有楼厅客房等。 整个全晋会馆结合了北方和南方的建筑修造方法，可谓“吴风晋韵”。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华丽的砖木雕饰彰显出当时山西商人的实力、地位以及审美文化。每逢国家大型节庆日子、关公诞辰和忌日，会馆内都会举行庆典或祭祀仪式；同时，会馆也为旅居苏州的商人们举办娱乐活动，诸如山西梆子戏演出等等，以解千里之外的乡愁。 至于山西商人为何把会馆从阊门外繁华的山塘街迁至城内的平江路，史料推测，可能是由于当时沪宁铁路的兴筑和商业中心的转移，也可能是晋商从事行业的转型发展，以致不再需要以运河为运输渠道。个中说法，也是后人对他们的猜测和推断。 晋商影响了姑苏社会的经济生态 在明清年代叱咤500年的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其中“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闻名南北，而到苏州的大批山西商人也以经营票号和钱庄为主。这一点在全晋会馆的建筑也有所体现，出资建造会馆的商人大多为拥有雄厚实力的票号掌柜，因此会馆中有大量雕刻图案为古代钱币形状，这似乎也暗示着大部分晋商的职业属性。 经营票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金融业中打拼厮杀，而在苏州的山西商人的命运，也和票号经营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山西各大票号中，“日升昌”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个名字，这是我国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创立于1823年(道光三年),总号设在山西平遥西大街,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有“汇通天下”之称。而日升昌的苏州分号，就开在当时苏州最为繁盛的阊门。 日升昌，以及其它很多票号的生意，就类似今天的异地存取，有了汇票，商人免去携带大量现金的麻烦。后来，一些商人生意往来中甚至直接用汇票交易，省略了现金支付环节。这一方式有别于传统货币流通，甚至对苏州城的物价产生了直接影响。 据记载，清道光八年（1828），苏州城里物价上涨，持续半年多时间，这突然的变化让官员们措手不及。苏州向来风调雨顺，彼时又无战乱，怎会物价飞涨呢？ 事情最终水落石出，原因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有着很大关系。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道，“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藉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原来苏城银根吃紧，是由于北方商人们都用晋商票号中开出的汇票代替了现金交易。 所以说，山西商人在苏经商，不仅为苏州带来了巨大财富和多样商品，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苏州的金融业态和社会经济的生态。在苏晋商的人数之多，实力之雄厚，由此体现，而他们所筹备建造的会馆公所，更是见证了他们在当时苏州社会中的份量和地位所在。 （特别感谢中国昆曲博物馆刘鸣书记对本文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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