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故居：让都市更有涵养（附照片） 沈尹默在海伦路504号的故居
本报记者 黄春宇
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上海除了追求经济指标，也要完善文化的细节。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具有涵养和生命力的城市。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但情感的纠葛与未知的境遇没准可以改变命运、弥补遗憾；若是有些景被遗忘、被破坏的话，非但状态不可逆转，物质与精神损失也不是你我短短的一辈子就能衡量的。这里所说的“景”，便是学人故居，它在名人故居的范畴之内，受关注程度却相当有限。 先天不足 四年前，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18个区县的名人故居之现状进行过专题调研。当时的数据显示，上海的名人故居共有354处，列入保护名单的只是一部分，而多达155处名人故居属于“爹不疼、娘不爱”。不出意外的话，学人故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去年出版的《上海百处名人故居品鉴》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佐证——在收录的123处较有影响的名人故居中，严格意义上的学人故居不足10处，仅提到了胡朴安、张元济、陈望道、郑振铎、王造时等人，这与过去上海滩如璀璨群星般的学人数量完全不成比例。 “上海是公认的学人集中居住地之一，因为在我国近代发展的进程中，上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喜欢来这里走一走、镀镀金，做学问的人也是这样。”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长期关注近代上海文化，他表示，北平、南京在当时都是学术重镇，上海可以跟上述两座城市平起平坐，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掰手指数数看，已经挂牌的学人故居、建立的学人博物馆与纪念馆究竟有多少？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任由这种差距存在是说不过去的。” 何谓学人？众说纷纭，定义模糊。或可参考1948年中研院推选的81位院士，以学问为业，学术研究有所成就。“旧时的概念很狭窄，现在的范围大一点，有些人物的角色出现了交叉，但为大众所知晓的学人故居仍然少得可怜。”在张伟看来，学人故居“遇冷”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学人从事的领域通常具有专业性，工作内容比较枯燥，这就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比如最近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物理学家于敏，如果不是官方的积极宣传，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第二，学人的性格往往内敛、低调，恪守独立姿态，不太愿意主动推销自己，这就决定了他们与外界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长此以往，人们也就习以为常；第三，越来越多的目光和资源向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倾斜，以至于学人故居走到了少人问津的危险边缘。 上海往事 近代的学人志趣相投，经济条件又在伯仲之间，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他们会自觉地住在同一个弄堂、同一栋公寓大楼、同一幢花园洋房，或是相邻的几条马路。比如傅雷度过生命最后生涯的安定坊，那一带住过施蛰存、阿英这样的文化名人。类似的聚集地还有复兴西路、淮海坊、万宜坊、上方花园、武康大楼……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区域的住房条件都比较好，像新式里弄与公寓别墅，算不上豪华，但是达到了中等层次，而学人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身份地位，自己可以承担租金，彼此也会相互介绍。”张伟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就住在爱尔近路（今闸北区安庆路）的庆祥里，他屡屡在文章中提到“我的庆祥老友”，还写过好几首诗，这说明在同一时期，志同道合的邻居不少，而且苏曼殊、陈去病也在庆祥里住过。一个是创造社的那批人，像郭沫若、郁达夫的早期根据地设在民厚里（现已拆除），徐志摩的日记中就有去民厚里拜访郭沫若的回忆描写。那个地方适合刚刚出道的年轻人，位置相对较偏，租金便宜，等到郭沫若名气大了、钱袋鼓了，就搬去了价格高、更舒适的住所。郁达夫也是这样，他后来在杭州亲自修筑了“风雨茅庐”。 旧时上海住宅的档次高低，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最贵的房子在法租界，此处是成功人士的天下，比如知名画家、明星演员，他们的身影都活跃在思南路、淮海路；其次是公共租界，即合并后的美租界与英租界，鲁迅、茅盾住在山阴路的大陆新村，独门进出，两人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然后是华界，像闸北区、杨浦区、南市区，初出茅庐、有远大抱负但是碍于没钱的学人一般都从那里起步，住宿条件要优于厂里的工人，但是没办法与成名的前辈们相提并论。 由此观之，学人选房子，受到人际交往、身份地位、经济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并且他们会经常搬家，成了一种常态，很难有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住上很长时间。例外的人不是没有，比如冒广生在延安路的模范村一住就是28年。 雪中送炭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曾提议做一个“文学上海”的项目，调查统计在上海生活过的文学家有多少，并且围绕这个主题做一本文学地图，如今他对“学人上海”的概念同样充满了浓厚兴趣。“学人故居不可能只有这么几处，以前上海滩学人云集，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我们有必要呼吁一下。”陈子善的手边也有一本《上海百处名人故居品鉴》，他希望在后续的版本中能够扩大学人故居的比例，“大家喜欢电影明星没有错，但名人故居不等于明星故居，否则就太狭隘了。一些学人的学术贡献可能正在造福于这个时代，还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 张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不只有娱乐和狂欢。”他将学人比作土壤和空气，给整个社会提供不可缺少的营养，明星则是艳丽的花朵、诱人的果实，带给大众的是情感的愉悦，以及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官刺激。“人们对学人的存在视为一种理所应当，意识不到他们产生的价值——往往是荒原上的雪中送炭，而非明星那样的锦上添花。”张伟强调，上海在学人故居的保护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但还不够。“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上海除了追求经济指标，也要完善文化的细节。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具有涵养和生命力的城市。” 如何体现上海文化的多样性与完整性？陈子善的看法是拒绝厚此薄彼，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学人的遗物。“文化不是一味的唱唱跳跳，学术本就是文化的应有之义，学人的故居保护好了，也能给城市形象加分不少。”他回忆起去年到意大利都灵访问，当地政府对于类似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宣传就做得很到位，有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在都灵生活过的名人及其故居，其中以人文、科学、艺术领域的学人为主。“人家视其为财富，我们有一些人却当成了包袱，是否要反省一下，拿出应有的态度和行动。”陈子善希望研究上海史、文化史的高校可以申请一个专项课题，全面调研上海学人故居的现状以及保护工作，“即使是那些已经拆除的房子也要在地图上标注，认真梳理一遍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他山之石 “学人故居一旦被拆除就永远地消失了，重建就是假古董，没有任何意义。这几年到处拆迁，再不保护就真的来不及了，到时后悔也没用。”陈子善忧心忡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郑振铎在静安禅寺附近的故居就被拆掉了。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旧时学人频繁搬家，住过的地方那么多，这让故居的界定出现了争议。张伟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被广泛认可的参考标准：一是出生地，比如鲁迅在绍兴的故居，不会有人反对；二是主要居住地，逗留时间久，其间经历过重要事件；三是约定俗成，没有其他竞争对象，比如张元济的故居。 在意见达成统一后，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张伟的思路很明确，学人故居只要满足以下三点就应加以保护——政治与学术影响力均达到一定的高度；在某处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写出了重要作品；对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间难免会碰到纠葛和麻烦，但这是政府部门的责任，难度再大也要去做，该搬迁的搬迁，该补偿的补偿。”他针对一些特殊情况也给出了可行性的方案，比如有的学人故居只满足两个条件，或是保护经费不够，那就采用订铭牌、立碑石的做法，定期举办宣传和纪念活动。 “做同样的事情，放在过去简单得很，就是资格确认的问题，现在容易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变得复杂起来。”张伟对于去年丰子恺故居被迫关闭的新闻感到沮丧，“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丰子恺先生在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明明是他的故居却一直拖着解决不了。名人尚且如此，若是学人的话，恐怕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他直言政府部门要有担当，也要有眼光，以张乐平故居与柯灵故居为例，家属捐献的手稿与藏品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当初政府支付的安置费与补偿款；至于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那就更加不可估量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的“蓝牌制”让陈子善印象深刻，也很受启发。“有一次我在伦敦的街上走着，无意间看到路边的一栋建筑挂着一块蓝牌，凑近一看，才知道印度诗人泰戈尔原来在这里住过。”他说“蓝牌制”的涉及范围很广，挂牌对象包括了产生一定文化影响的流行歌手，而负责审核的是一个专业机构，并且有专门的程序。“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见过这样的做法，当地居民以此为荣。既然现成的经验摆在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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