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说，她和丈夫尹世平没有爱。1月21日晚上，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小桐放寒假回来，带来了武汉特产卤鸭脖。吃完饭，一家三口坐在余秀华的屋里，捣鼓起电脑。
这或许是这些天尹世平离余秀华最近的一次。他打工回来，却如同一个局外人，默默地喂兔子，喂鸡，出门买鱼、喝酒。妻子被记者包围，他从不会凑上去—余文海和周金香曾叮嘱他，记者来了，不要乱说话。
和儿子小桐一样，尹世平看不懂余秀华的诗，也弄不明白她的走红。他祖籍四川、比余秀华大12岁，1995年，他流浪至此，从此便在余秀华家“吃老米(当地方言，意为入赘)”。
1995年对19岁的余秀华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先是，读到高二便辍学回家。她说自己笨，书读不下去;父亲余文海则说，因为余秀华写的字难以辨认，语文老师打了零分，余秀华一把火烧了课本，立志不再去学校。
接着，余秀华接过父母在村口小路边为她盘下的小店。她身体不好，只能在白天帮忙看会儿店，她倔强、冲动的性格也惹了麻烦，如果客人讨价还价，她便不耐烦，把人家顶回去。
尹世平便是在此时进入她的生活。母亲周金香起先不同意，她觉得，四川比起湖北来说是“苦寒之地”，听说尹世平虽是个健全人，但爱抽烟喝酒。不过尹世平托介绍人来家里3次后，父母转了心思，觉得尹世平该会比较听话，肯干活，不会亏待脑瘫的余秀华。二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一切在余秀华看来，都是“草率行事”。
去年12月17日，余秀华登上了人生的一个小巅峰。在中国人民大学，余秀华作为“草根诗人”代表，朗诵了《我养的狗，叫小巫》，随之成为全场的明星，收获鲜花、掌声与热泪。而同样在北京的尹世平，却被拒绝分享这一切。
余秀华的创作，似乎暗指丈夫“出轨”“家暴”，这让尹世平面对记者时尴尬不已。余文海也讪讪地，连说尹世平“不敢”。
周金香把余秀华的感情问题，归结为两人“性格不合”：女儿爱静，写诗特别需要安静，而女婿爱喝酒，酒喝多了就絮叨。余文海清楚问题所在，却坚决反对女儿离婚：“她这个样子，再找别人，别人就会好好待她吗?就能圆满吗?”
她曾写下一首《离婚证》：“一叠新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
余秀华说，“写诗是不能让人看的，”停顿一下，打趣说，“像做爱一样。”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从何时，以及为什么开始写诗。这些天，她给媒体的“标准答案”是，2003年左右，她开始写写画画，因为手不灵光，字数最少的诗歌，成为她的首选。
余母周金香则记得，余秀华有次谈起投稿，说发表一首诗，能拿几十元稿费。周金香不相信，她觉得，那是要凭关系的。但余秀华在家里没事做，也就由她去了。
那些绮丽的景象，麋鹿、丹顶鹤、海水、大雪……在余秀华的脑海里自由奔腾，无异于一场隐秘而愉悦的冒险，而现实中，她只能用右手压住左手，握笔写诗，一使劲，整个身体都要跟着颤抖。光是写字这件事，就需要花费全身力气。
后来，她学会了用电脑。从横店村走到贺集乡的网吧，以她的速度，要走上1个小时。她举起手臂维持平衡，如同张开羽翼一般，在田埂上、水塘边，摇摇晃晃地行走。她满心欢喜，给自己的博客取名叫“云端梦呓”，“只有在写诗时，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
201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1200多公里外的北京《诗刊》杂志的编辑部，编辑刘年和余秀华的诗相遇。那些博客里的句子，给昏昏欲睡的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飞快地填下稿签：“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心情好的时候，刘年写稿签会像写诗一样，分行排列。
同样不吝赞美的，还有浙江知名诗人泉子。他说，余秀华的出名让诗歌界耳目一新。在余秀华的诗中，有很深的生命体验，也很注重生命的本质形态，“这或许与余秀华的身体状况有关，让她对生命和生活有着独特的体验。”
“我也看了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泉子评价说，这首诗的格局很好，前面部分的语言措辞也很扎实，但收尾的时候有点弱。总体而言，余秀华的诗歌作品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并且没有受到外界太多的影响，朴素、真实、原始，能直达心灵，“现在很多诗歌都会很注重技巧，但那些技巧对诗人会有诱惑、束缚甚至蛊惑。”泉子告诉记者。
曾经，刘年还在稿签上加了一句话，这是我看到的七零后女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之一。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直截了当地告诉余秀华，你准备好红吧!
两个月后，余秀华果真红了。围绕着她的喧嚣，至今仍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