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文物珍品撷粹

1、喇叭口尖底瓶（酉瓶）  是“海生不浪文化”时期（距今约5 000～5 5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大量使用的一种器皿。泥质红陶，喇叭口，束颈，亚腰，尖底，饰斜篮纹。通高约60厘米，最大腹径30厘米。最初为单一的汲水用具，古人类把它制成这种形状，主要目的就在于即使把它置于较浅的河床内，也可以较为轻松的注满水，而整体狭长和小口的设置，则便于人们往回搬运并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水的外溅。由于其形态颇似一个硕大的乳房，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古人类又逐渐对其给予了企盼人口兴旺、五谷丰产等许多特殊的寄托。由于这种器物的整体形态与商代甲骨文中“酉”字的形态十分接近，因此考古学界也把它称为“酉瓶”。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因此，由这件器物的形态与甲骨文“酉”字的关系可以证明，我国成熟的象形文字形成的时间，至少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即5 500年以前。另外，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这种形态的喇叭口尖底瓶，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形态也最接近甲骨文。由此可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2、喇叭口圜底瓶  是距今5000多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远古居民们使用的一种陶制生活器皿，由喇叭口尖底瓶发展演变而来。

在构成中华早期文明的核心成分中，有两种生活器皿至关重要，即“陶鼎”和“陶鬲”，他们不仅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最主要的炊具，而且也是祭祀等重大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器皿，最终构成奴隶社会至高无上的礼制核心。这件喇叭口圜底瓶的制作工艺，再现了构成中国早期文明核心之一的神奇器皿——陶鬲，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它是见证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最好例证。

3、双扳手大袋足陶鬲  是“永兴店文化”的居民率先发明并使用的一种炊器。随着人类熟食程度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炊器的要求越来越高，早年的夹砂罐炊具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所需了。“永兴店文化”的居民们受来自中原地区的一种炊器——釜形斝的启发，将他们日常使用的汲水器皿——喇叭口圜底瓶的制作工艺和夹砂罐有机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炊器——鬲。鬲的使用，免去了以往的夹砂罐底部无法受火，热能量利用不足，圜底釜要在底部进行支垫或将炊具进行吊装等诸多不便，最大程度的增大了炊器的受火面积，充分利用了热能源，是炊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成为整个黄河流域纵贯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近三千年的主流炊具。

另外，鬲并不仅仅因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关联的炊具而备受关注，它的具有三个硕大的垂乳状袋足的特殊形态，或许早在发明之初，就赋予了人们深深的寄托情结，使之成为祭祀等重大社会活动使用的神圣器皿，并最终成为以鼎、鬲为代表的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核心之一。

4、蛇纹陶鬲  是“朱开沟文化”独具特征的陶器之一。砂质灰褐陶，手制，烧造。具有三个空心袋状足的炊器，作用相当于今天我们使用的锅，主要用于煮制食物。因在器物的领部以及裆部和袋足等部位装饰有近似于爬行蛇状的泥条附加堆纹，故简称蛇纹鬲。是朱开沟人的祖先在长期制造陶鬲的过程中，为防止器物开裂创造的一种工艺。随着制陶技术的提高，这种附加堆纹的实用性不断减小，而装饰性、表意性不断加强，特别是到了它们发展的后期阶段，它的表意性已经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蛇纹鬲是伴随“朱开沟文化“居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向冷、干发展，社会经济由典型的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的转变应用而生，后来成为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广大畜牧、游牧民族十分喜爱的生活器皿，成为了一种游牧文化的象征。

5、三足陶瓮  这种上部呈浑圆的卵形，下附三个低矮的乳状袋足的器皿，考古学上称为三足瓮或卵形瓮，是“朱开沟文化”的居民置于室内，贮存粮食一类物品的用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谈到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曾激情洋溢的写过一首诗，其中的一句为“大青山下斝与瓮”，这里的斝指的就是在炊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器皿鬲的前身——斝式鬲，而瓮呢，就是这种形体胖乎乎的三足瓮。三足瓮不仅是“朱开沟文化”居民特有的一种生活用具，而且也是南流黄河两岸铜石并用时代以来古人类集团普遍使用的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器皿，一直到西周时期仍在大量使用。有关三足瓮的起源问题，考古学界的观点较为一致，普遍认为就在晋中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因为这两个地区一直是三足瓮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鄂尔多斯古代先民使用的的三足瓮，它同大袋足鬲、敛口直腹甗等器皿一样，都是“朱开沟文化”居民的祖先率先发明创造的，然后沿黄河南下，完成了向晋中等地区的传播与辐射。三足瓮下部的乳状袋足，应该同样寄寓着创造者企盼丰产的初衷。

6、陶甗  甗也是“朱开沟文化”居民的一种重要炊器。在甗发明以前,人们要蒸制食物的时候,就把食物放入一个类似于盆的形状、底部有网眼状孔叫做甑的器皿内，置于夹砂罐上来进行。由于甑的底部与罐的口部难免有空隙，蒸制时要浪费很多热能，所以后来的人们就改制成了这样的连体炊具。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甗数量众多，反映出蒸制的食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部分形体特别浑大的甗除日常生活中用作炊具外，还是“朱开沟文化”居民葬殓儿童时经常使用的瓮棺葬具。

7、陶盉  是鄂尔多斯地区自“永兴店文化”以来的居民大量使用的一种器皿，到“朱开沟文化”时期达到了极盛。这种器物设三个乳状袋足以及袋足外部的烟灼痕，界定了它一定和火有关，而管状流的设置则明确无误的表明，器皿内盛置的是液体，因此这类器皿的功用就应是把自身盛置的液体加热后注入其他的容器。结合遗址中与之伴出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陶杯、陶壶等，考古学家们确定它的用途为温酒器。

陶盉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个时期的遗址中大量出现，说明饮酒已经成为当时古人类日程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不仅表明当时的酿酒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也反映了酿酒业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8、方格纹单把陶鬲  是“朱开沟文化”居民墓葬随葬品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形体一般比较小，鬲体的一侧设置一个便于把持的扁平器把，故称单把鬲。它的功用有些像我们现在分餐制食火锅时的小火锅，每人一个，在食用的过程中不断加温。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单把鬲大多制作十分规整，特别是那些饰方格纹的单把鬲，不仅制作工艺非常高超，而且规整划一，如果不是专业陶工，很难达到如此境界。因此推测“朱开沟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陶工。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单把鬲，多数袋足以及裆部都留有明显的烟灼痕，证明它们应该是当时的实用器皿，随主人一起下葬的。而部分则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有的形体还非常地小，如同玩具，应该是为死者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使用而专门制作的冥器。

9、卜骨  当古人在遇到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时，总要进行一些占卜活动，以辨凶吉；当部落或家族要举行重大事情的时候，也要事先进行占卜，以预测成败与否。占卜的形式很多，卜骨占术是北方地区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最初在举行占卜活动的时候，先要对占物（多为牛或鹿的肩胛骨，亦有的为龟的腹板等，意寓将代表上天的旨意）表述所要询问之事，然后在卜骨的一侧用火集中灼烧一点，然后依照被灼烧处背部骨面所显现的卜兆（即开裂的纹痕），来判断所求问事情的凶吉。随着占卜活动的发展，巫师为了掌握占卜结果的主动权，让卜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显现，以达到控制“上帝”意旨的目的，就开始对所用的胛骨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这种人为加工的迹象，在考古学上的专业术语就叫做“钻”和“凿”。所谓“钻”，就是在将要烧灼的地方，事先钻一个园坑，占卜者用所钻园坑底部深度的不同，来控制希望显现的卜兆的方向。而“凿”呢，则是在要烧灼的地方，刻、挖出一个平面呈长六边形的坑，同样利用坑底部深度的不同，来控制卜兆显现的方向。“钻”出现的时间比“凿”要相对早些，“钻”和“凿”有的单独使用，有的两种方法并用，即在“钻”的一侧，再刻一“凿”，这是巫师采取的更进一步的措施，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讲的“双保险”的功能，代表着卜骨占术的最高水平。

鄂尔多斯地区以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卜骨数量最多，所用材料主要是牛和鹿的肩胛骨，另外还有少量的猪、羊、骆驼和熊的肩胛骨。多数卜骨在使用前都对所选用的骨料进行刻意加工，最常见的方法是将肩胛岗后缘修平，部分将关节角或关节颈亦去掉，仅有少数直接使用未加整治的骨料。发现的卜骨多数都有灼有钻，少数只灼不钻，还没有发现有凿者。

10、匈奴金冠 1972年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重约1 400克。上部是一只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鹰，脚下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图案。下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造浮雕的虎、马、羊图案。虎呲牙咧嘴，造型凶猛强悍；马、羊低头伏卧，作温顺之态。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造型逼真，栩栩如生。金冠金碧辉煌，制作精美，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它是战国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匈奴部落首领的头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套“胡冠”实物，稀世罕见，弥足珍贵。

11、匈奴凤冠  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汉代墓葬中出土。为一套罕见的早期北方民族贵妇人的头饰，“凤冠”的上部由云形金花片、椭圆形、五边形嵌蚌金饰件组成，下缘围绕数周长条云纹形金华片及由小方形金串珠构成的流苏。一副耳坠由金耳环、长方形鹿纹金饰牌、方形嵌蚌金串饰、包金边玉佩等组成，另外还有由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琥珀珠串成的项饰。雍容华贵，亮丽异常。这套装饰的主流风格应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其中的鹿形等动物纹饰则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的特征，而琉璃珠、琥珀珠等是盛产于中亚地区的物品，嵌蚌、镶嵌绿松石、包金边以及周边的连珠纹工艺等，却是波斯以及地中海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作风。因此，它不仅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精品，国宝级文物，同时也是研究汉代以前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以及整个欧亚草原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极好物证。        

12、包金卧羊带具   腰带饰。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墓葬。由带饰和带扣组合而成，一套4件，均铁芯包金。带饰平面呈长方形，长11.7厘米，宽7厘米，高6厘米。用金片锤蹀成卧羊形高浮雕图案，羊呈卧状抬头前视，羊角弯曲盘于头上，四肢内曲，羊身周围有卷云纹图案。铁质后背平整。带扣呈长方形环状，长9厘米，宽6.3厘米，厚1厘米，用金片锤蹀成卷云纹图案。扣合时带饰背部的钩钮搭入带扣的狭长孔内，两个羊头相抵，整套带饰金光灿灿，豪华显贵无比，是迄今所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珍贵艺术品之一。

13、虎牛咬斗纹金饰牌  腰带饰。出土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贵族墓葬。黄金质，呈长方形，长12.6厘米，宽7.4厘米，重220克。中央浮雕一只呈匍伏状的牛，四肢平伸，上下两侧各有两只头头相向的猛虎，分别死死噬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虽然完全受制于猛虎，但仍在拼死抗争，尖利的犄角分别穿透了两侧猛虎的耳朵。饰牌直观上反映的是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猛虎捕杀野牛的生动情景，但透过这个逼真画面的背后，可能还寄予着更加深远的含义。饰牌中的虎，应取意于天上的昴星团，牛则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由于昴星团位于金牛宫中，因此，虎群（四虎）噬牛所要展现的，就应当是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独步天庭的宏伟欲望。

虎被誉为百兽之王，在中国人心目中，虎是威严与权力的象征，几乎与象征中华民族的龙一样重要。虎虽是人类的天敌，却由于其在动物界的地位受到了人类的普遍崇拜，古人常借虎的形象表示权威和力量，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世代相传，崇虎的文化意识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

我国境内自原始社会以来虎崇拜的事例虽然很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地域内的古代先民，象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北方民族这样，对虎这种处在生物链顶端的动物，具有如此深的崇尚、仰慕、眷恋之情，如此丰富多彩的精神寄托和如此鲜活、生动的情景再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早期北方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以及邻人的劫掠，因此，他们不仅需要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也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和崇尚。基于虎在自然界的霸主地位，自然就成为他们效之以法的楷模和寄托，在日常社会生活或大型活动（战争、祭祀等）中佩戴大量装饰有猛虎捕食食草动物造型图案的饰物，将天象中的昴星团（白虎星）视为自己的族星、希望之星、寄托之星等，便是他们崇虎情结的最好见证。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虎造型的应用所折射出的以狄——匈奴系统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深深的崇虎意念和虎情结，（其实还应包括牛、羊、马等首先驯化于草原地带的动物），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于早期北方民族在我国传统十二生肖观起源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及发展进程中的所处的独特地位，给予重新的评估。   

14、虎豕咬斗纹金饰牌  腰带饰，一套两件。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贵族墓葬。黄金质，铸造。整体略呈长方形，长13厘米，宽10厘米，分别重291.4克和330克。周边饰一周绳索纹，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猛虎与野猪咬斗的场面，猛虎在下，前肢伏地极力撑起前肢，昂头张口凶狠的撕咬着野猪的后肢，后肢翻转朝天蹬踏野猪，虎尾下垂经裆部由后向前弯卷至背部；野猪在上，虽处于劣势，仍拼命挣扎，死死咬着猛虎的后腿，奋力反抗，双方厮杀的难解难分。饰牌背面满布失蜡法铸造技术制模时留下的粗麻布印痕，靠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刻款，字体接近于战国晚期秦人的书写风格。该饰牌造型生动，画面定格在猛虎和野猪拼死搏斗，身体缠绕在一起的瞬间，神态栩栩如生。这种欧亚草原典型的、似乎不合常规的“后肢翻转”浪漫主义风格，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高度再现，而且是艺术表现境界更为生动、凝练的升华，堪称草原文化艺术的佳作。另外，该饰牌还包含着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书法、金属铸造技术以及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交往等诸多领域的信息，弥足珍贵。 

15、虎噬羊纹青铜饰牌  腰带饰，一套两件。青铜质，铸造。一端宽、一端略窄，习惯上称为“P”形牌，长约10厘米，宽5厘米，浮雕，镂空。饰牌塑造的是一只刚刚经过一番奔波后捕获到猎物的猛虎，虎口衔羊的脖子，把整个羊甩到背上，虽略显疲惫，却一副胜利者洋洋自的的神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草原上猛虎捕食到猎物后的精彩瞬间形态，生动、传神的反映了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情景。

16、虎禽咬斗纹青铜饰牌  腰带饰。青铜质，铸造。一端宽、一端窄，习惯上称为“P”形牌，长12厘米，宽8厘米，浮雕，镂空。伫立的老虎张开大口咬着一只猛禽粗硕的大腿，而振动双翼展翅欲飞的猛禽则曲颈衔住老虎的脖子。饰牌的图案虽然采取了艺术夸张的手法，但其背后却隐匿着令人浮想联翩的信息。它有可能再现的是2 000多年前的鄂尔多斯草原上，确实存在着形体硕大能与猛虎较量的雄鹰；也可能暗喻着以虎为图腾的北方草原民族和以鸟为图腾的农业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殊死角斗；或许还是在告诉后人，这件饰牌的持有者，是由崇拜这两种动物的祖先交融而成……。  

17、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  腰带饰，一套12件。黄金质，铸造。略呈长方形，长5厘米，宽3.3厘米，总重252克。浮雕图案，主体为一只作匍匐状的猛虎，呲牙咧嘴，凶视前方，由虎头至虎尾装饰鹿角状的火焰纹，前后两端和上边，环绕八只鸟的图案，鸟已经简化为只突出头的形态，虎的身上镶嵌七颗红绿宝石。不仅造型美观，富丽堂皇，而且寓意深刻。饰牌中的虎，取意于天空中的昴星团。由于昴星团由七颗星组成，因此虎身上镶嵌七颗红绿宝石。星辰是发光体，故在虎上方以鹿角状的火焰纹来表示。饰牌周围环绕八只鸟，而同样的饰牌以12件为一组伴出，则可能意寓着狄——匈奴民族以自己的族星——昴星团周而复始的运行，来确定每年四时八节十二月的生产与生活。

18、动物交媾形、哺乳形青铜饰件      青铜质，铸造。形体较小，浅浮雕或透雕图案。为双虎、双鹿交媾和母羊哺乳小羊造型的青铜饰件，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它们既是草原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更是游牧民族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乞盼牲畜兴旺以及反哺情结等的深深寄托。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荡漾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珍品。

19、双马咬斗纹、双牛纹青铜饰牌、水禽倒影纹青铜饰件  青铜质，铸造，透雕图案。双马撕咬纹青铜饰牌精彩再现了两匹马相互撕咬时的造型，不仅布局合理、比例适中，而且动感十足，两匹咬斗正酣的烈马，仿佛一蹴即可从饰牌中跃出，奔向辽阔的大草原。双牛纹青铜饰牌双牛左右对称分布，牛头相对，低头屈颈，双目前视，四肢直立，牛尾上卷于背部，构图巧妙，犹如一幅剪纸画，生动而富于想象力。而水禽倒影纹青铜饰件中的水禽呈卧姿，下部仅采取连续折线或连续菱形图案等简单的处理手法，则把水禽静浮水面时形成的倒影映像，神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或风平浪静，或微波粼粼，表现手法虽简练，表现的意境却各有千秋，一目了然。均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再现早期北方民族超群艺术表现手法的经典之作。

20、双虎咬斗纹银饰件    1984年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布连乡石灰沟战国墓葬出土。银质，铸造。一套两件，长9厘米，宽3厘米。采用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两只呈匍匐状面对面相拥在一起的幼虎，两虎头左右偎依，张大口噬咬着对方的肩部，前肢相互搂抱，后肢略侧卧前伸，后爪则在撩拨着对方的前爪，尾巴悠闲的卷曲上扬。两只虎的背部各有一椭圆形孔，当初可能曾镶嵌有其它饰物。该饰件凝固了两只幼虎相互撕咬嬉戏时的精彩瞬间，造型生动，情趣盎然、憨态可掬，线条流畅，刚柔并济，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再现中国早期北方民族高超艺术再现能力和金属铸造工艺的珍品。

21、双禽交颈纹青铜饰牌  青铜质，铸造。平面呈长方形，长12厘米，宽6厘米。图案透雕，左右两侧为两只作交颈状的浮游天鹅（水禽），四周边框内饰连续的长方形条格纹。宁静的湖面上，两只天鹅交颈相偎，尽情享受着太阳的温暖，品味着对方的绵绵爱意。这充满温馨、浪漫情调的传神之作，使人们忘记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腥风血雨和北方戈壁的风雪严寒，抒发着人们热爱生活的强烈情怀。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较为另类的精品。

22、青铜短剑  多直柄，柳叶形剑身，直刃，剑脊隆起。剑身与剑柄处出“一”字形或扁圆突状格。通长约22～30厘米。

早期北方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由于短剑既是他们马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同时还具有一个勇士的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所以他们对短剑倍加宠爱。在制作上不仅坚固、锋利、实用，而且非常重视对它的装饰，整体通透一种威严而庄重的气势。早期的短剑剑身略弯，剑柄端装饰空心球形饰物或圆雕的动物形象，晚期剑身直，剑柄端的装饰也由抽象的动物进一步简化为双环或单环形。

早期北方早期民族使用的短剑要远远小于中原农耕民族青铜剑的长度，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昭示马背民族勇猛、彪悍，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他们对阵时，制胜的法宝并不仅仅在于手中的兵器，很大程度上要归根于群体急马奔腾时形成的的冲击、震撼和威慑力。

多数短剑不仅精美、华丽，而且剑身锋利、剑柄厚重，剑格外凸，便于握持格斗，实用性极强，但也有部分短剑装饰性明显大于实用性。这类短剑，既可能是早期北方民族首领或以主持仪式为生的神职人员手中所持有的法器，也可能是伫立在祭坛上的神器。青铜短剑剑柄的双豹图案，或许显示着持剑者本人的威猛尊严，或许昭示短剑自身所蕴含的象猎豹那样凶猛、强悍的神奇威力，会芘佑人们在即将进行的狩猎或战事中，所向披靡，大获而归。

北方草原民族有歃血盟誓的习俗，他们在举行庄重的盟誓仪式使用的法器——“径路刀”，就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那些柄部装饰华丽的青铜短剑。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的各种动物，实际上早已被寄予了超自然的神威，而锋利的短剑，又蕴含着他们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希冀。因此，这些青铜短剑（径路刀）,无疑又具有军神、战神等“神祗”的功用。将青铜短剑竖立起来，恭敬地加以奉祀，就成为了他们与祖先、天、神沟通的手段，籍此依仗祖先、神灵在天之光的庇佑。

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是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短剑，距今已有约三千五百年的历史。青铜短剑在中原地区自东周以来异军突起，不仅成为短兵器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且在制造技术、加工工艺等方面更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特别是佩剑甚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被历代牢固的传承了下来。为什么原本仅是一件血刃护身的兵器，后来却发展成为鑲金嵌玉，精雕細琢，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别是如“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等诗云所言，还秉承有独特的正义使命，占据着其它兵器只能望其项背的神圣地位？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研究可知，中原地区青铜短剑的兴起，应该是受到了相当程度早期北方民族的影响，而影响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剑文化”的形成，最初则与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对“径路刀”、“径路神”的古老情结，具有直接的关联。正是这种对“法”与“神”的无尚的崇拜情结，才使得“剑”这种兴起于北方草原的神奇兵器，融汇了后人如此无尽的渴盼与希冀。

23、虎头内青铜戈    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质，铸造、经冷热加工处理。直内、向下斜弧并出一小尖，内部的一个侧面铸有虎头形阳纹图案、周边铸有连珠纹，窄栏，上下均出格，直援、横截面呈扁菱形，后部略宽，厚脊，尖锋，双面刃、较锋利。通长28.6厘米。直内戈是北方草原民族借鉴或吸纳于中原农耕民族的一种长柄兵器，但戈的内部所装饰的虎头形图案，却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特征。两种不同的文化，虽然由于经济形态的不同，双方始终处于分道扬镳的境地，但由于千丝万缕的牵连，他们还是在这里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24、青铜刀  是当时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形体较大、刀身较直者应多用于动物的宰杀、切割等;刀身较短的可能用于日常生活及劳作，而刀身呈圆弧形的则应是主要用于皮革加工等。形制多样的各式青铜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刀柄部都装饰有造型精美、样式繁杂的纹饰，柄端有的圆雕伫立的马、羊或鹿首、龙首等动物形象，多数则为便于佩挂的环状及圆形或三角形镂孔，表现出人们对它的一种器重与偏爱之情。

25、龙首、蛇首、铃首、羊首或鹿首匕  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我国古代把进餐时使用的、具有类似于叉子功能的扁长条形食具，称作匕。这类匕器身细长、或直或略弯曲，匕柄首端装饰圆雕的蛇首、龙首、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镂孔的球形铃状物，刃端或呈圆弧状，或呈直刃微弧状，或呈斜弧刃状。有些匕身的一侧或两侧装饰有数个圆环，有些圆环内还连接有环形或坠形饰物。造型别致，制作精美。这类器皿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刃部不锋利，而且有的还很钝笨，不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显然并非普通生活用品。结合其精美的造型、华丽的装饰等综合分析，应该是一种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的，类似于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匈奴盟誓活动时：有“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的话语。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许多学者认为，匈奴单于调酒使用的饭匕——“金留犂”，即有可能就是这种柄部装饰豪华的青铜龙首、鹿首或蛇首匕。

26、青铜棍棒头、流星锤  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富有特征的器物之一。整体多呈六棱形、八棱形或瓜瓣形，棱平面上有的设尖状突起。棍棒头中心有圆形銎孔，是一种装柄使用的砸击工具。流星锤则在一个棱面上有圆形环钮，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一组，彼此用绳索相连，抛掷出去击打、羁绊动物的工具。主要用于狩猎活动，但也不排除在军事行动中作为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另外，棍棒头同时还用作权杖的杖首，《匈奴传》载：“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辅佐单于行使权力，即用此棍棒头作为权杖。“骨朵”即“骨都”，这一后来出现的对北方民族武士使用的一种类似于狼牙棒武器的称谓，即由此演化而来。 

27、青铜鸣镝  是一类比较特别的青铜镞，镞身前部呈三翼状，三翼之后为中空的圆球形，与銎通，圆球前半部的镞翼间各有一小孔。由于装有这种镞的箭发射后，气流贯入孔内能发出声响，所以也称为“响箭”。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匈奴首领冒顿（音墨毒）为了取代父亲的地位，登上匈奴最高首领的宝座，专门制作了一种带响的箭镞，用来训练部下。冒顿明确规定：我的响箭射向哪里，你们的箭也必须全部射向哪里，否则定斩不饶。他先率领部下在狩猎活动中进行训练，对于那些未跟随响箭射向目标的，冒顿毫不留情立即斩首示众。部下大惊，丝毫不敢怠慢。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当冒顿依次把响箭射向自己非常喜好的战马、自己心爱的妻子、甚至自己父亲的宝马时，部下们仍然毫无顾忌，随同放箭。就这样，在冒顿响箭的指引下，部下们射杀了头曼单于，实现了他的目标。冒顿当时使用的响箭，就是这类鸣镝。

另外，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一只只直入云霄的响箭，是草原民族相互沟通、传递信息、指挥战斗的极好法宝，所以也受到历代马背民族的喜好。

28、青铜圆雕动物  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富有特征的器物之一。狄——匈奴民族盛行用马、牛、羊随葬的习俗，随葬牲畜的多少，代表了他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所拥有的财富。部分墓葬中出土的用青铜铸造的圆雕的鹿、羊等动物，应该是其社会发展、思想观念进步在随葬品方面的具体表现。 

29、动物形青铜杖首  均为圆雕的动物形态、或伫立、或蹲踞，绝大多数下部均有可纳柄的圆形銎口。动物种类有羚羊、马、驴、狻猊等，亦有人称之为“竿头饰”。

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它是由图腾柱古俗衍生出的一种更适宜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代表当时社会集团中不同血源人群的崇拜物和标识物。另一方面，它又将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与地位、身份相结合，成为权利的象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这些圆雕的动物形青铜饰件，应该是具备神权、宗族权或地位标示功能的权杖的杖首。

30、鹤头形青铜杖首  整体呈鹤首形，长喙、或直或钩或曲，圆眼，中空。过去曾有人称其为“鹤嘴锄”，认为是装柄后点种用的农业工具。这样的推测虽然并不是没有道理，但由于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其社会经济形态以游牧经济为主，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原始农业经济，但用十分珍贵的青铜来制作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有多大分额的农业工具，恐怕就不大合乎情理了。

我国古代有一种被称为“鸠杖”的特殊物品，文献记载：周人即有献鸠敬老的风俗。而《后汉书·礼仪志》更是明确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也”。也就是說，王杖是朝廷授予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种权力性的凭证，因为鸠鸟有特殊功能，吃任何食物皆不会被噎死，所以送鸠杖是引申预祝老人健康长寿。这种遗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故民间在给老人做寿时，方有“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的寿联。从“鸠者不噎之鸟”的角度考虑，鸠为鹤类水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就应该和我国古代流行的“鸠杖”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它的发展过程，同样来源于由图腾崇拜而衍出生的权杖，与“欲老人不噎也”的鸠鸟形象相结合。

31、 四马驭车纹青铜饰牌  青铜质， 铸造。平面略呈长方形，以平面镂空的形式，表现四匹马驾驭单辕车的情景，四匹马在车辕两侧两两相背，车厢、车轮一应俱全，形象、生动。

车兵是中原地区自商周以来军队作战的主要兵种之一，由于用以驾车的马是生长在草原地区的动物，不可能由中原农耕民族首先驯化，因此，对于中原地区商代以来突然出现的大量驾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应该是由北方草原传入中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四马驭车纹青铜饰牌，以及商代小盂鼎等铭文中记载的被商王征伐的鬼方拥有马车的事实，便是很好的例证。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北方民族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首当其冲的重要作用，而商代对北方早期民族的屡次用兵，则加速了这种传播的进程，在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和强大的社会组织的依托下，马拉战车很快便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商人和周人中得到高度的普及和运用，成为达官贵人乘坐的工具和军队作战的利器。

32、青铜马具  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它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了先机。马既是早期北方民族的得力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马的驾驭、防护和装扮，同样是北方民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和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各式马具也由此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马衔、当卢、马面饰、节约、泡饰等。

马衔是用于驾驭马的重要工具，它是伴随驭马术的出现而逐步成熟起来的，骑手使用配备有马衔的马笼头，不仅更便于驯服野马，驾驭起烈马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因此，常规上都把马衔的发明与否，作为辨别历史上骑马术的掌握和马背民族的形成以及典型意义上的游牧业经济产生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马衔是青铜马衔，时代大体相当于春秋中期，据此，学者们推测中国北方马背民族形成的时间，应该在春秋时期。但也有的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北方早期民族在使用青铜马衔之前，已经在使用其它质地的，譬如骨质、木质的马衔，只是由于这类质地的马衔容易腐蚀，才没有被发现罢了。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发现的马衔一般都为两节直棍式，衔的两端有两个大环，节与节之间由小环互相套连，小环有的呈圆形，有的略呈三角形。与中原地区不同的一点是，部分马衔在衔两端大环的外侧，附有方形环钮，表明使用这样马衔的马笼头，缰绳和马镳是分别固定在衔两端不同环扣内的，应该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一种习俗。除青铜马衔外，还发现有铁马衔，形制与铜马衔相同。

目前“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没有发现青铜马镳，但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和玉隆太的墓葬中，发现过铁马镳和骨马镳。马镳是与马衔配合使用的一种器物，插在马衔两端的圆环内。使用同时配有镳和衔的马笼头，当骑马者使劲由一侧拉动缰绳控制坐骑时，可以避免因马不顺应而导致马衔由马嘴的这一侧拉出，从而造成无法有效控制坐骑的失误。

当卢，是指那些固定于马的鼻梁上部至额头间的青铜饰件；马面饰主要指固定于马的两颊的青铜饰件，这些饰件除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外，主要起防护马的这些要害部位的功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当卢，多数平面略呈宽柳叶形或瘦长的桃形，正面做成略鼓突状，不仅具有立体感，更加美观，而且鼓突的弧面可以有效的分解迎面射来的强矢的劲力，缓解对马的头部造成的振荡力。有些当卢正面的上部设一圆形管状銎，推测是用来给马的额头上固定缨络状饰物的。当卢的背面都铸有桥形钮，便于在马笼头上的固定。“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马面饰，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正面也都有一定的鼓突弧度，背面也都有用于在马笼头上固定的桥形钮。较为讲究的马面饰，在圆泡形的下面，还悬挂有柳叶形饰件，当纵马奔跑的时候，这些悬挂的饰件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与马项下的銮铃交相呼应。

节约，是一种主要用于马笼头上的组件，多数为青铜质，少数为青铜镏金或银质，平面多呈圆形或圆角方形。平面呈圆形的节制，正面形如圆形泡饰，背面有可供同时纵、横穿插的十字形穿钮或等距三角桥形穿钮。平面呈圆角方形的节约中空，周边有对称的十字形四出穿孔。制作马笼头时，将皮条分别由节约的十字形或等距三角形穿钮内穿过，节约就起到节制、约束、固定这些皮条相对位置的作用，节约一词也由此而来。节约不仅具有实际功效，同时还具有美观装饰的作用。

铜泡饰，即平面呈圆形，表面弧鼓或圆鼓，类似于水泡或气泡类的青铜制品，他们大多是马的笼头或其它带具上的装饰品。

33、虎头形银节约  是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节约，银质，铸造。整体略呈竖长椭圆形，正面作一个直立虎的上半身造型，上部的虎头为高浮雕，虎耳竖立，双眼园睁。虎的前肢贴身抬起，虎爪置于颌下，虎的上躯简化为卷云形图案。背面上部有十字形穿钮，出土时穿钮内保留有相互交叉的皮条朽痕。下部分别刻有“少府二两十四朱”、“□工二两十二朱”等铭文，刻款中的“两”字，字体与战国时期赵国铸造的园肩园足布上的“两”字相同。该银质节约不仅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是目前所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考究的马具之一，而且在研究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书法以及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交往等诸多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34、青铜銮铃  青铜质，铸造。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大量形制多样的青铜铃铛，其中除较大型的应为车舆銮铃及动物项下佩挂之物外，多数应是人们的随身佩戴饰物。在各种集会活动中，随着跳舞者节奏的变化，清脆动听的悦耳铃声，时而整齐划一，如滚滚春潮；时而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令人神魂颠倒，扑朔迷离。部分铃铛还可能是神职人员（巫师）的身上饰物或举行法事（祭祀）时使用的法器。

35、青铜鍑  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炊具，除铜质的外，还有铁质的。整体略呈口大底小的圆筒状或半球形，圜底或平底，绝大部分在口沿上设有竖立的对称双耳，多圈足或镂空高圈足。有大有小，直径20——60厘米不等。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就炊时搬动方便，更主要的是为了马背民族迁徙时的携带方便，而镂空高圈足的设计，也是针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就炊时随便找一个略平坦的地点，把铜鍑从马背上解下来就地一放，在高圈足下一拢火就可以炊事了。 

36、“上郡守寿”戈  1985年6月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出土。青铜质、铸造。戈内的两侧均刻有铭款，一侧刻铭清晰，为“十五年上郡守受之造，漆垣工师乘、丞鬶、治工隶臣牙奇”，另一侧刻铭多数模糊不清，可识别的仅有“中阳”、“西都”等。该戈锐长援、中长胡、三穿，据其形制分析年代约相当于秦惠文王至秦昭王期间，结合刻铭可知，这件青铜戈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国的上郡由名“受”的官员监制下制作的，而这名监制官就应该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秦昭王）十三年伐韩取武始”的大将向受。秦上郡是在征伐义渠戎后所设，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城东南，如今的鄂尔多斯东南部当时均属上郡所辖。“上郡守受戈”不仅是目前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刻铭最多的战国兵器，而且刻铭中的年号、监制官、主造工师、操作工匠、管理小吏、地名等等，可补多处史料记载之不足，对于研究鄂尔多斯地区战国时期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37、汉代中阳铜漏  1976年5月出土于杭锦旗阿门其日格乡军图村。青铜铸造，是古代的计时工具。铜漏通高47.9厘米，重8 250克。壶身作圆筒形，直径18.7厘米，容量6 384立方厘米。近壶身底处，斜出一园管状流，用以泄水，壶身底部有蹄形三足。壶盖上方有双层横梁，梁高14.3厘米、宽2.3厘米。壶盖与两层横梁的中央有上、下对应的三个长方孔，用以安插沉箭。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两字，壶身外面流的上方，竖行阴刻“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文字一行，在第二层横梁加刻“中阳铜漏”四字。该铜漏是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在千章县铸造，后加刻“中阳铜漏”铭文。千章和中阳在西汉皆属西河郡。中阳铜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完整、且有明确制造年代的泄水型沉箭式漏壶，稀世罕见，弥足珍贵，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38、汉代犁铧  铁质，铸造。平面、横截面均呈等腰三角形，底面平整，顶面纵向起脊，中空，长度和顶部宽度均超过40厘米。汉代铁犁铧是鄂尔多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金属犁铧，也是所见最大的铁质犁铧。铧是犁具的主要部件，安装在犁床的前端，主要起破土、翻土的作用，制作和使用如此巨大的犁铧，反映了人们农务劳作中对深耕技术的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据考古发现可知，至迟在西汉时期，鄂尔多斯的居民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娴熟的掌握了牛耕技术。在鄂托克旗凤凰山、米兰壕和乌审旗嘎鲁图等汉代墓葬壁画中，都发现有牛耕图的画面，均为双牛并列挽单辕犁，犁头深深切入土中，耕田人一手扶犁，一手扬鞭，神态轻松自如。这种牛耕技术在中国农村延续了2000多年，其间虽然也有技术上的改进，但整体格局未变，足见其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对人们生产、生活影响之深远。 

39、唐代姜义贞墓志铭  出土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政府所在地南。用两块长方形青砖写成。砖长22厘米，宽16.5厘米，厚5厘米，用墨笔楷书撰写铭文。一块为墓志盖，上书一行7字：“故人品子蒋义贞”，另一块书写墓志铭文，共五行66字：“胜州榆林县归宁乡普静里故人品子蒋义贞年卅五开元十九年岁次辛末二月庚辰朔三日壬午故其月十一日辛卯殡在州城南一里东西道北五十步祖在其前铭”。该墓志铭详细记录了墓葬的具体位置，为最终确定依据文献记载推断的十二连城古城应为隋唐时期的胜州榆林城，提供了决定性的实物资料作证，价值非凡。

40、排子湾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  出土于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时代属于五代至北宋初年，居住在夏州（今统万城）一带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葬中。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在隋唐之际，活动区域主要在四川西北、青海东部地区。唐贞观初年，随着土蕃势力的不断强大，以拓跋部为首的党项诸部遂沿河北徙，入居庆州（今甘肃庆阳地区）一带。唐朝末年，拓跋部酋长拓跋思恭因配合镇压农民起义军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予李姓，并授予夏州节度使，领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成为长期割据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强大的少数民族势力，并最终建立了鼎立西北地区的西夏国。

关于西夏拓跋部的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西夏拓跋部乃鲜卑拓跋部，而非党项拓跋部；二、西夏拓跋部就是党项拓跋部，属于古羌族的一支；三、西夏拓跋部的部众是党项羌人，而首领是鲜卑拓跋人。三种观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新发现的排子湾李氏家族墓志铭中，开首用了大段的文字，记述其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这是截止目前为止所知时代最早的西夏拓跋李氏家族自己对本族起源的记录，当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因此，排子湾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的发现，极大地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西夏拓跋部李氏家族的族源、世系、与汉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以及相关夏州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41、西夏首领铜印  铜质，背部带有长方形柱状钮，印面为方形，边长一般为5.5厘米左右，通高3.5厘米左右。印文大多数为字体繁复、屈曲盘回的西夏阴文九叠篆书“首领”两字，印背钮两侧及顶端刻有行书体的授印年款，掌印人姓名以及标示印章方向的“上”等西夏文字。

西夏的官职一般均效仿中原王朝，但由于所设置的官职多由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充任，因此，西夏印章中最常见的就是印文为“首领”的官印，相当于现在官员的个人印章，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和单纯的个人私印具有本质的区别。

42、西夏文“内宿待命”铜令牌  铜质，铸造。通高6.9厘米，整体略呈“凸”字形，上端有穿系椭圆形孔，下端为向内的双联弧状，周廓起棱，正反两面均刻有西夏阴文，正面为“内宿待命”四字，背面为“定如□□”四字，“定如”为西夏人的族姓及姓氏，因此推测背面的文字为持有者的姓名。西夏时曾设“内宿司”，主要负责宫内的“宿卫”之职，“内宿待命”令牌应该是西夏高级侍卫官所持有的证明身份的信物。

43、西夏牡丹纹剔花瓷瓶  伊金霍洛旗白圪针西夏窖藏出土。台形小口，斜折肩，弧腹略鼓，平底，环形圈足。通高39.5厘米。施酱釉，肩部露胎，下腹部施釉不到底，腹部采用剔釉露胎的技法，剔划出两组牡丹纹开光图案，两组图案间刻画组合平行弧线。近底部刻划一只奔跑的鹿，作回头惊恐状，口中喷吐一团云雾。这件牡丹纹剔花瓷瓶工艺精湛，技法娴熟，图案主题突出、凝重浑厚，是西夏文物中少见的精品，多次应邀赴北京、上海等地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出。

44、西夏花瓣口剔花瓶  准格尔旗西召乡西夏窖藏出土。胎质较粗，略呈土黄色。通高17.1厘米。花瓣口，直颈，球形腹，平底，高圈足、底部外敞。通体施黑酱釉，圈足底端露胎，腹部剔刻两组缠枝牡丹开光图案。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剔花技法简练，线条流畅，是西夏瓷器中少见的精品。

45、西夏羊首铁灯  伊金霍洛旗瓦尔吐沟西夏窖藏出土。铁质，锻造。圆柱状长灯杆顶端为一圆雕的羊首造形，羊首的犄角后部披挂有垂叠的条带和向额部弯回的冠状圆形饰物，羊首下颌髯须向前弯曲，衔接圆形浅腹圜底灯碗。灯杆下端接长三足灯脚。如此形状的羊首造型，在西夏文物中还是首次发现，据专家考证，西夏的皇族宗室，有将他的神像作成“羊首絺冠”的奇特习俗，假如这件铁灯顶端羊首造型的后部所披挂的垂叠的条带和向额部弯回的圆形饰物，的确是人们理解的冠和结绶（即系上的飘带）装饰的话，那么这件珍贵西夏文物的发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西夏民俗学的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皇族对羊的崇拜，同时也表明了这件羊首铁灯绝非一般的民用物品，它一定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的器皿。

46、西夏铁犁镜  准格尔旗西召乡西夏窖藏出土。铁质，铸造，平面略呈弧顶梯形，面微凹，背部有四个桥形纽。宽23、高20厘米。

犁镜与犁铧配套使用，安装在犁铧的上端，主要起控制犁铧所翻耕土的倒向作用。在没有发明犁镜之前，要想达到深耕和控制所翻耕土倒向的目的，就必须使犁铧达到一定的长度和宽度，这样犁铧不仅耗材多，而且截面大、易破损。而犁镜的发明，一方面可以缩小犁铧的体量，减轻犁具的重量，降低犁铧的耗材，减少牛对犁具的挽力，另一方面，可以便捷这种易损品的制作、加工以及更换，可以说是犁具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件铁犁镜是鄂尔多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犁镜实物，它的发现表明西夏时期的农耕生产技术较前代又有了飞速的发展。

47、大元国内铭文画花瓷罐  出土于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乌兰沟村。敛口，圆唇，矮直领，鼓腹，平底。通高23厘米。通体白釉上绘有牡丹花图案，腹部用赭黑釉纵书：“至元二十二年大元国内二月二十日”三行15个字。是鄂尔多斯境内首次发现的带有纪年铭文的元代瓷器。

48、成吉思汗陵供奉圣物：主要有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皇后灵柩、忽兰皇后灵柩、古日别勒津皇后灵柩、成吉思汗季子拖雷与夫人额希哈屯灵柩、成吉思汗包银鎏金马鞍、胡日萨德格（弓箭）、宝日温都尔（圣奶桶）、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黑纛）、大蒙古国阿拉格苏勒德（花纛）以及林丹汗敬献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马鞍等。此外，属于成吉思汗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还有供奉在乌审旗毛布拉，被称为“大蒙古国三面旗徽”之一的查干苏勒德（白纛）等。均为蒙古历史上的文物珍品。

49、伊克昭盟盟长印  银质。铸造。虎钮，虎前肢伸直，后肢作蹲踞状。印面呈方形，边长10.5厘米，通高11厘米，重4102克。印面四周设朱文边框，印文以满、蒙两种文字镌刻，朱文，汉译为“伊克昭盟盟长印”，印章的虎钮两侧及前、后、左、右侧面上分别刻汉、满、蒙文“伊克兆盟长印”、“乾字壹百拾捌号”、“乾隆拾叁年四月制”、“礼部造”等铭文。银印盛放于红木雕龙镶银印盒中。此印系清朝皇帝授予伊克昭盟盟长的，为清廷对鄂尔多斯地区实行盟旗统治的实证。

1649年（清顺治六年），清朝开始对蒙古地区实行盟旗管理制度，将鄂尔多斯万户划分为六旗，合属一盟，1736年（清康熙元年）又新增设一旗，共辖七旗。由于最初的会盟地选定在鄂尔多斯地区当时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乌哈尼格巴达日古拉格齐”庙（俗称伊克召或王爱召），因此，将该盟称为伊克昭盟。

在盟旗管理体制中，盟是因要求所属各旗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则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构成。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盟长的主要职责就是会同、协调各旗礼萨克处理重大事务，接受上诉和会审案件，检阅各旗军事力量等。盟长起初在会盟时由各旗札萨克（即旗长）中推选，后来改为由朝廷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人选，由皇帝任命。盟不设衙署，时任盟长的札萨克衙署即为盟署。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一名札萨克，即旗长，掌管全旗要务，协理（札萨克助理）两名，章京（秘书长）1名，梅林（副秘书长）两名。在大清律令的原则下，札萨克可以全权处理领地内的行政、司法、财政、赋役机职官任免等，对领地内的土地、山林等有传统支配权。

朝廷任命的伊克昭盟各旗札萨克均为蒙古黄金家族齐渥温氏的传人，包括时任鄂尔多斯济农的额璘臣及其直系血亲，并同时赐封有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可世袭罔替。首任伊克昭盟盟长应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札萨克额璘臣。    

50、鄂尔多斯扎萨克印  银质。铸造。共七枚。虎钮，虎前肢伸直，后肢作蹲踞状。印面呈方形，边长10.6～10.8厘米，通高9.7～11.1厘米，重3 762～4 237克。印面四周设朱文边框，印文以满、蒙两种文字镌刻，朱文，汉译为“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印”等，前、后、左、右分别刻满、蒙文“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制”、“礼部造”等。银印盛放于红木雕龙镶银印盒中。此印系清朝皇帝分别授予鄂尔多斯左翼前、中、后旗及鄂尔多斯右翼前、前末、中、后旗扎萨克的，可世袭罔替。为清廷对鄂尔多斯地区实行盟旗统治的实证。鄂尔多斯博物馆现存六枚。

51、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札萨克令牌  外廓为木质，整体形状略呈葫芦形，顶部有金属环扣，正、背两面镶嵌圆形银牌，分别铸造纵向五行蒙、满文，汉语意为“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札萨克令牌”，是持有者代表札萨克行使权利时的凭证。

52、独贵龙签名图   鄂尔多斯是近代蒙古族以“独龙贵”组织形式进行反抗封建统治的发源地。从1828年至1920年“独龙贵”运动曾席卷鄂尔多斯大地，他们以不同的组织和斗争形式，为争取平等独立进行可歌可泣的民主解放斗争。“独龙贵”蒙古语为环形圆圈之意。参加“独龙贵”的人在聚会和议事时将签名签成环形，围座成圆形，以示成员的平等。同时也不易暴露组织的领导者。“独龙贵”签名单布质方形蒙古文签名，分内外两圆圈，大圆圈与小圆圈之间有27条蒙古文字签名为辐线相接。签名为毛笔墨书。“独龙贵”签名单原件现存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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