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故宫收藏明代款识的紫砂器多为仿品。（叶佩兰）
从文献记载看，同明代紫砂壶制作业相当兴盛。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一书，记录了不少的制壶“名家”和“大家”都是制作神品的名匠。明代最有声望的是龚春，又有“四家”（即董翰、赵梁、元畅）及“三大”（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之说。晚明人时大彬是当时的“三大”之一，也是后人研究明代紫砂壶的重点名匠，时大彬在紫砂工艺的发展中有很大贡献，他不仅自己制壶，同时培养了许多制壶名手，并总结前人的经验，改进了“断木为模”的制法，以槌片、围圈、打身筒的方法成型，或用泥片镶接成型。
明清两代文献中常把时大彬与龚春并列，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其提梁、卧瓜、双桃、扇面、八棱细花、夹锡茶替、青花、白地诸俗式者，俱不可用。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任何时候皆最高，然制小而俗，金银具不入品。”“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
这些记载对龚春、时大彬制壶风格给于概括， 同时也说明大彬是龚春以后的名手，他们二人制壶价值一样的高。遗憾的是传世的真品稀少。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五件“大彬”款的器物:
时大彬款紫砂六方壶
明万历四十四年墓出土大彬款紫砂六方壶
大彬款紫砂诗句大执壶
明嘉靖十二年墓出土紫砂提梁壶
大彬款紫砂挂釉笔山
紫砂刻诗大壶，通高27.5厘米，紫黑色砂体带红小“石榴皮”，壶腹部一面竖刻行书“江上清风，山中明月”八字，文尾刻“丁丑年，大彬”款；紫砂六方形壶，高6.5厘米，紫砂红色砂体带黄色梨皮点，壶底刻“甲辰春日时大彬制”八字款； 深米色砂扁圆小壶，高4厘米，壶身带黑色的梨皮点，壶底刻“大彬”二字款；
紫砂圆筒状壶，高约13厘米，底刻“时大彬”三字款；
米黄釉山形笔架，长13.7厘米。砂底，底刻“万历乙未岁九月望日制于万玉山房，大彬”十七字款.
有四件“大彬”款紫砂壶，过去院内老专家鉴定为清代仿品。只有“大彬”款笔山目前仍放在明代藏品中。“大彬”壶为明代紫砂中的名品，在当时和后代仿品很多，给鉴定带来一定难度。近几十年来国内一些明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5件时大彬款的紫砂壶，为鉴定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标准器。
（1）1968年在江都县丁沟镇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一件“大彬”款六方紫砂壶。
（2）1984年无锡甘露乡明崇祯二年华师伊夫妇墓出土一件“大彬”款三乳足紫砂壶。
（3）1986年底四川绵阳晚明墓出土一件腹部阳刻“大彬仿古”款圆形紫砂壶。
（4）1987年福建漳浦县万历三十八年工部侍郎卢维桢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件“时大彬制”款带盖紫砂壶，
（5）1987年陕西延安柳林乡崇祯十三年墓出土一件“大彬”款提梁紫砂壶。
这几件“大彬”款的紫砂壶，造型各不相同，嘉靖和万历出土的胎色较红，崇祯墓出土的从胎色及制作工艺上看比前期精细些，有的还刻有简单的文字题句。福建漳浦及陕西柳林乡出土的紫砂壶到矿宫博物院展出过，这两件壶给人的感觉造型古朴、简练、大方，胎色泛红，胎质不够细腻，表现出明式紫砂器的风韵。值得重视的是宋伯胤先生曾指出紫砂陶器断代研究方面需找出某些科学发掘品作为比较模式，并以江都县丁沟镇出土的六方壶为例，提出“大彬”壶的五大特点：
（1）有明确的纪年墓出土。
（2）有作者名款“大彬”，二字用笔熟练，“大”字最后一捺，有点滞重，名下无印章。
（3）赭戏院的胎，坯体含有小泥粒故少平整明润感。
（4）造型上壶嘴、壶柄和壶口未达到“三平”。为了增加壶的稳定性，壶嘴的底部作得壶柄稍高。
（5）壶身素面无纹饰也无文字题记。
以上几点是科学的总结，联系我院的几件大彬壶，总的观感从胎体到造型比较精致，与明代墓葬出土相比，艺术风格上截然不同。可见我院老一代专家对紫砂壶的鉴定是有见地的。关于“万玉山房”大彬款米黄色釉笔山也有可能是清代仿品。紫砂挂釉是属宜均类，清人继续烧制。特别是乾隆以后紫砂挂釉的器物较多见。这悠扬笔山结合清代瓷器特点分析，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常见仿哥釉，仿官釉小型笔山非常精巧。
××山房”为清代一种室名款，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粉彩瓷器中见有“文石山房”“九畹山房”“百一山房”等。“大彬”款紫砂米黄釉笔山以层层叠叠状的山峰组成的笔架的型体，非常精巧。加上“万玉山房”款，应为清代雍、乾时制品。
清宫旧藏的紫砂器
清宫旧藏的紫砂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乾隆茶具，有两组珍品均带有乾隆御题诗和烹茶图的茶壶和茶叶罐。
（1）一组为紫红砂高桩六方形，另一组为米色砂圆筒形，这两组茶壶的腹部均一面绘烹茶图，一面刻乾隆御题诗。高桩六方式茶叶罐，腹部盖面上有“雨前”、“莲心”茶名。
（2）圆筒形茶叶制一面刻乾隆御题诗，另一面有的绘梅花，有的绘笔纹罐盖的盖面上有“六安”“珠兰”茶名。
这两组茶壶、茶叶罐的装饰画面，无论是烹茶图还是花鸟和花卉都是用很细的泥浆慢慢堆画出来的。画面生动自然，这种用泥浆绘画的技法是紫砂陶艺的创新之作。壶与罐上面的乾隆御题诗，均为“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查《高宗御制诗文集》这嘉德1724年所作），“卧游书室”为船的名称。这两组紫砂茶具，分别与乾隆皇帝举行茶宴时喜用的青花松竹梅纹诗句盖碗或矾红彩松梅纹诗句盖碗组合在一起放入紫檀木或藤编的提盒内（提盒内有炭炉、铜箸、铜铲、银柄勺、过滤器等）。
据故宫原始记录看，成套的乾隆紫砂茶具原藏处为承德避暑山庄，是故宫古物陈列所成立后整理登记时的留平文物。由此可证实，这成套的茶具是乾隆皇帝巡视时的用品。在清宫藏品中还有三件：
（1）乾隆御题诗壶，壶造型独特，撇口、细颈、硕腹、大底，腹部两侧置曲柄和流，腹部另两面一面开光人物烹茶图，一面是御题诗，题目为《惠山听松庵用竹炉煎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书王绂画卷中》，是乾隆十六年所作。
（2）除此之外还有放在故宫养心殿乾隆款绿地粉彩描金瓜棱式壶。
（3）原存放在故宫永寿宫的乾隆紫砂小壶以及紫砂描金山水人物诗句茶壶，这些都是乾隆时代的标准器。
清宫藏品中还有部分无款紫砂壶如仿金漆的六方式、竹节式壶，仿瓷器式样的僧帽壶、圆壶、提梁壶、竹节壶，仿铜器式样的方斗壶，仿瓜果类的南瓜壶、桃式壶、凸雕百果壶，以及凸雕蟠螭壶。这些紫砂壶胎泥较细，工艺精良，制陶风格近似于景德镇生产的乾隆时代的瓷器。但也有时代较晚的作品，如紫砂胎描金漆竹节式壶，顾景舟先生认为是太平天国时期。
清宫藏品中的紫砂文具也很突出，有二件乾隆彩画山水人物大笔筒，仿圆木大笔筒，树根式笔筒，方形笔筒，还有各式小水丞及印盒等。这里有的是原存放在故宫古董房或懋勤殿之物，都很古朴、规整，水丞印盒之类也很精巧，属清中晚期作品。清宫旧藏许多乾隆至光绪的紫砂陈设品。如乾隆仿古铜花觚、仿朱漆花觚、兽耳衔环瓶、描金天鸡尊以及刻花、凸花瓶、蟋螭瓶、鱼尾瓶、四系带盖浆壶、竹节花插、绿里粉彩花卉渣斗、经文盖钵、海棠式高足盘、紫砂陶塑中的核桃、异兽等。有意趣的是海棠式高足盘及经文兽钵原收藏在慈宁宫，可能是皇后在慈宁宫大佛堂举行佛事时用品。
再有宫中的紫砂花盆，造型丰富多样，有长方形、四方形、三角形、圆形、椭圆形，或梅花式、海棠式、树根式以及浅式盆景花盆。其胎体有紫砂、紫红砂、米色砂，制作工艺都很讲究，盆体上有印花、雕花、该诗、彩绘等。
（1）如乾隆米色砂四方委角花盆，口径36.1×23.8厘米，高14.2厘米，此盆四面开光，光内雕贴竹梅纹饰，非常端庄古朴。
（2）清道光紫砂花鸟纹三角形花盆，口边长22.1厘米，高16.7厘米，盆的三面用细白砂泥绘画洞石梅雀、竹蝶和兰草等纹饰，栩栩如生。道光时期，这种用细白砂泥绘画是宜兴窑新兴的一种特殊装饰，形成时代特点。
（3）光绪紫红砂树根式花盆，口径35.9×29.5厘米，高13.9厘米，这件花盆模仿树根的形象绕制，盆外壁一侧凸雕一枝树干，树干从盆底向上蟠曲，树干上有几朵盛开的梅花，树干帝还雕刻一树洞，此盆造型与装饰形态逼真，可看到当时工匠们高超的塑造技巧。盆底有“许”字印章，为工匠姓。
乾隆款红砂泥烹茶图御制六方壶
乾隆款紫红砂烹茶图御制诗阔底执壶
乾隆款紫砂描金山水四方壶
乾隆款米色砂泥御制诗圆形罐
乾隆紫砂胎绿地红彩描金菊瓣式壶
光绪红砂树根式花盆
乾隆白砂泥绘亭台楼阁大笔筒
乾隆白砂泥雕花四方折角花盆
清宫藏品中带人名款的紫砂器物，有如下：
（1）邵邦祐“料彩”壶。
（2）邵亮生款圆壶。
（3）“香茗自娱”款刻字扁圆壶（少林铭）。
（4）“阳羡茗壶”款刻花扁壶（少林刻字）。
（5）荆溪邵元祥大壶（顾景舟先生说邵元祥是明末清初人。此壶造型硕大，胎泥粗，具有明代风格。壶身文字为后刻。）
（6）“徐恒茗制”彩漆方执壶。
（7）清嘉庆惠逸公款莲瓣纹碗。
（8）“荆溪董氏”款温器。
（9）“圣思”款双螭水丞。
（10）“种花读书”款黑砂匜。（据顾景舟先生介绍宜兴的黑砂到嘉庆、道光时已没有了。此匜应为乾隆时期的）。
（11）“荆溪×龙制”广彩开光花卉大壶。
（12）民国“张鸿坤制”款覆斗式壶、四方小盖杯，杯里挂白釉开细小纹片，杯盖面刻“茗茶清香”四字。
（13）民国“吴云山制”款凸款经彩梅花米黄色砂壶、小杯，杯里挂白釉开细小纹片。
这部分带款的器物，有的是过去留平文物，有的是原存放在重华宫、茶库、御茶膳房之物。但有的工匠生平不详，如邵邦祐，徐恒茗等需进一步查找文字资料。值得提出的是圣思款水丞，是原存放在古董房之物，此器小撇口，圆腹，圈足。口沿上凸雕二蟠虎，腹部刻“入我书房，著我文章，为龙为光，同行所藏岁在癸未暮春之初，制‘梅溪书室’”，文后一“圣思”方印款，圣思生平不祥。南京博物馆有一件清乾隆圣思桃式杯，由桃树的枝干，桃叶、桃花和小桃组合成杯外的凸雕装饰及杯的底部，有强烈的立体感，构思巧妙，技艺精湛，近代陶艺家裴石民为此杯加一托，并在托上题介绍圣思说“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于实无一不妙。想必项圣思喜作凸雕装饰之器物，工艺精良。以此风格研究故宫院藏这件圣思螭虎形象逼真，与腹部诗文相结合欣赏很有雅性。此物又是原古董房之物，并有室名款及干支款，是否就是是乾隆二十三年作品？总之从以上原清宫藏品中不难看出紫砂器在宫中的广泛应用。有许多在院外是难以见到的真品，也是我们研究紫砂陶艺的珍贵资料。
“曼生壶”与“杨彭年制”款的紫砂壶，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紫砂名品。一般人都熟知曼生是清代著名画家、篆刻家陈鸿寿的别名（清乾隆三十三年——道光二年）。他亲自设计，亲自动手在壶身镌刻诗句和曼生铭。因此得名“曼生壶”。又一说陈鸿寿喜爱紫砂壶，在宜兴作官时其居处名为“阿曼陀室”，所以曼生壶的底款为“阿曼陀室”四篆字印章式款。还有陈鸿寿将设计好的壶往往交给制壶名匠杨彭年制作。将工匠的名字印在壶盖里或壶柄的下端。陈鸿寿本人在壶身镌刻的铭文也很讲究，或切壶或切茶，或取自商周青铜器或历史典故、座右铭等。以上是对曼生壶的一般说法，其实联系实物也不尽然。
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可看出曼生壶的款识与刻铭也是丰富多样的。例如：“阿曼陀室”款描金山水腰圆形执壶。
此壶腰圆式腹，短流，曲柄，盖与壶口密合。底印“阿曼陀室”四篆字款识。整个壶体结构严谨，制作精巧，壶泥累呈暗紫色。腹部金彩纹饰亮丽，绘“两峰神云”图，其画面在两座嶙峋的山峰间立一亭台，画面的左上方篆体横书“两峰神云”四字。这四字与画面结合起来欣赏，让人们幻想，每当壶中茶水的腾腾热气从壶里、杯里冒出时仿佛团团神云从峰间而过，像是一处“神仙府地”，表现文人墨客在亭台饮茶作乐时悠闲风雅的情景，饶有一番情趣。此壶仅有“阿曼陀室”底款，无工匠款识，绘画林木苍郁，湖石奇秀，又有浓重的金石味，应是曼生作画。凸印“延年”款圆形曼生壶，此壶圆形腹，短流，曲柄，通体结构线条圆润并达到流、口、柄三平的技术水准。底凸印一展翅翔鸟，在双翅上印篆体“延年”二字。整个壶底宛如一瓦当，壶盖里有“彭年”小印章款。腹部刻“鸿×于肠饮食珩，是为桑苧翁之器。
垂名不刊，曼生为止侯铭”等24字铭，铭刻笔力遒劲，不难看出此壶是曼生为好友铭刻的，壶底款识新颖。“阿曼陀室”款南林铭四方壶，此壶仿佛四方形但棱角非常圆润。底款国凸印“阿曼陀室”四篆字款，壶盖里有“竹溪”小印章款，壶腹部刻“外×古朴中××，南林刻”等10字铭。竹溪原名吴月亭，是嘉庆、道光时人，咸丰元年尚在世，工制壶，善书刻、刀法流利。南林原名为王南林，是乾隆、嘉庆时著名陶艺人。这件紫砂壶圆润古朴，是王南林与竹溪合作的陶艺，虽然是“阿曼陀室”款但它不是曼生壶。综合以上分析，曼生壶款识，多数为“阿曼陀室”款，壶盖里或柄端为工匠杨彭年小印章款。曼生壶也有其它款识或无款者。有“阿曼陀室”款者，不一定是曼生壶，需结合铭文而确认。其铭文，除陈曼生自名外有时也与好友相互题句铭刻或用金彩绘画、题诗。可见紫砂壶在文人墨客那优游的生活中的地位。 关于曼生壶的主要合作者，据《阳羡砂壶考》介绍，除杨彭年外就是杨宝年、杨风年及吴月亭（竹溪）。其实不仅于此。上海博物馆藏一件曼生铭竹节式紫砂壶，是1977年上海市郊一个清代嘉庆八年墓出土。壶通体竹节式，流与柄处浮雕竹叶作装饰。整体造型稳重而挺拔。壶腹部刻八个金石文字，署名“曼生”楷书阴文款。壶盖里有“万泉”篆书小印章款。壶底无款识。南京著名收藏家王一羽先生藏一件清“曼生仿古”三元式紫砂壶，壶底无款识，壶腹中刻“注以以丹泉，饮之吉，勿相忘。曼生仿古”14字铭。盖里有“友兰”小印章款（友兰原名邵友兰是顾景洲先生祖母的前辈人，道光时制壶名家）。
冯其庸先生珍藏一件曼生铭漱石壶，此壶通体光素无纹饰，古朴大方，壶底刻有铭文较为新颖。铭文为“寒夜最宜当酒，乙亥夏日、曼生”等12字铭。盖里有“维松”小印章款。以上资料证实与陈曼生合作的人目前看来还有“万泉”、“友兰”、“维松”等人，可能还有未发现者。
总之曼生壶是文人学士与陶艺家相互结合创造出来的新型紫砂陶艺术品，与实用相结合，造型精巧，镌刻字体遒颈。“阿曼陀室”款四篆字清晰，笔多圆篆，严整淳古。因而曼生壶融紫砂与书法、篆刻为一体，为紫砂陶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杨彭年制”款紫砂壶也珍贵，他不仅与一些画家、篆刻家合作，同时也独自制壶。故宫博物院藏有“杨彭年制”款泉文壶、“杨彭年”款刻梅花题字提梁壶（子冶镌刻，子冶原名瞿庆绍，字子冶，是继曼生石楳后又一志砂艺密切结合擅长金石书画的文人），“杨彭年制”四篆字款描金山水壶及“彭年”款覆斗多壶等。这些壶有的浑朴厚得，或玲珑秀巧。均具天然之趣。如“泉文”壶，壶底篆书“杨彭年制”款。壶的腹部一面模印汉代泉文“大富千万”四字，另一面刻80个字，介绍一但考古者，考证泉文的读法，指出古钱上的“千”字因年久腐蚀成“人”字，许多人习惯的读法将“大富千万”读成“富人大万”讹传。是一位孙氏古云者提供的泉文考古资料赠予制铭壶人，作为壶的文字装饰。让人们边饮茶边读泉文，又学到知识，非常有趣。铭文尾有“癸未仲秋，×几×”七字，为道光三年作品。此壶流下端刻“名华十友垒清玩”。再如“杨彭年制”款描金山水壶，也是件精品。此壶型体高雅，是用打身筒成型法制作的，口、肩、底三部壶线都很清晰，壶腹用金彩绘山水塔亭图，山石和松树作陪衬，整体画面既苍朴又秀丽清幽。据顾景舟生前讲，此壶为杨彭年真品，泥色标准，胎泥与制作工艺具有杨彭年的制壶风格。
“阿曼陀室”款紫砂描金山水腰园式壶
“延年”款圆形曼生壶
“阿曼陀室”款南林铭四方壶
“行有恒堂”款紫砂器行有恒堂主人是第五代亲王载铨（1794—1854载），载铨历任礼部、工部尚书，晚年出掌宗人府，颇得道光、咸丰二帝的欢心。定府收藏的古玩较丰，是北京传统工艺品的爱好。“行有恒堂”款的器物应是定亲王订制的。一般器身刻有“行有恒堂主人制”或“行有恒堂主人珤用”等铭，不加“定府”二字，但有的加印“定府清赏”方章，器底多为“行有恒堂”四篆字款。清代道光、咸丰二朝的瓷器上见有此款，都是皇亲贵族使用的器物。故宫博物院藏“行有恒堂”款紫砂器较为突出。
（1）“行有恒堂”款紫砂诗句壶一对，壶为圆腹、曲柄、短流，盖面平整，深紫红色帮派胎，壶泥较细，腹部印四言诗“挹彼甘泉，清冷注兹。先春露芽，一枪一旗。烹以兽炭，活火为宜。素瓯作配，斟斯酌斯。咸丰任子春，行有恒堂主人制”，文后落“定邸清赏”篆书方章款，是咸丰二年制品。唐云先生藏道光丁未（道光二十七年）春“行有恒堂主人制”紫砂壶，其胎色、造型、诗句与我院咸丰二年壶相同，又与我院乾隆御题诗圆形紫砂壶相近，可见皇亲定府家族紫砂茶具不仅制作精细，并具有宫廷御用的风格。
（2）“行有恒堂”款紫砂仿古铜饕餮纹橄榄式瓶，此瓶颈部两侧各凸印一兽面见衔环耳，颈部印五组蕉叶状饕餮纹饰，圈足内“行有恒堂”四篆字款。瓶体造型古朴，纹饰清晰，与乾隆紫砂仿古铜纹花觚风格相近，应是“行有恒堂”早期定烧的器物。
（3）“行有恒堂”款黑砂凸雕花卉蝙蝠把杯，此器极为少见。杯外刻五言六句诗。据顾景舟讲，黑砂器道光以后很少见了。
（4）“行有恒堂”款紫砂挂釉的餐具，有菊花瓣式梅花杯、菊瓣式梅花盘、梅花勺，这套紫砂器的特点是器表均刻梅花装饰同时均有“行有恒堂人珤用”铭文。器里均挂白釉，开细小纹片较为特殊。值得重视的是梅花盖碗，在碗盖纽旁有一“彭年”二篆字小印章款。说明嘉、道时制壶名匠杨彭年为定府制作过此砂挂釉餐具。这套餐具造型别致，器身雕刻折枝梅花，朴素大方。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行有恒堂”款紫砂火锅，造型古利古色又富有现代生活气息。总之“行有恒堂”款紫砂器除茶具外，还有餐具，餐具器里挂白釉开细小纹片，胎体有紫砂、紫褐砂、黑帮派。陶艺技艺娴熟，并具有宫廷御用的风格。
咸丰二年“行有恒堂”款紫砂诗句壶
“行有恒堂”款紫砂仿古铜器纹瓶
道光二十七年“行有恒堂”款紫砂诗句壶
清光绪蒋贞祥仿道光“行有恒堂”紫砂壶
“玉麟”款的“愙斋”款紫砂壶“玉麟”款和“愙斋”款紫砂壶是晚清紫砂名壶。
“玉麟”原来黄玉麟，是晚清继杨彭年之后的又一著名紫砂陶艺家。据说生于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殁于民国初年，终年六十余岁。在制壶技艺上据顾景舟先生介绍是个多面手，方圆器型都擅长，每器纹饰、细部、结构、衔接、刻画均清晰干净，但一般圆器终觉腴润有之，巧丽欠缺。“愙斋”是清代书画家金石家吴大澂的号。吴大澂（道光15年——光绪28年）擅长书法，收藏各家彝器、铭文拓本，著有《愙斋集古录》等多部著作，他的紫砂壶都为“愙斋”款。
据说黄玉麟曾受聘于吴大澂家，将吴氏收藏的青铜器、古陶器的造型特色融合紫砂陶中，因此吴大澂与黄玉麟经常合作紫砂壶，继承发扬了陈曼生与杨彭年的作壶风格，集紫砂篆刻为一体。故宫博物院收藏玉麟款的砂壶有光素扁圆形紫砂壶、覆斗式金文米色砂壶（一面腹部刻“子孙鼎”三字及小鱼纹闲章）、扁形葫芦式东溪刻字紫砂壶及树瘿式米黄砂壶。这几件壶有的圆润，有的金石韵味浓厚，有的结构巧妙。树瘿壶榖绉满身，理纹缭绕，顾景舟先生分析树瘿壶是黄玉麟与画家吴大澄合作构思制作的仿明龚春壶。故宫博物院藏“愙斋”款的紫砂壶有多件如东溪铭方斗式壶，腹部刻“一勺水、八斗才、引话话，自源来”。再如东溪铭扁圆形壶，盖里“逸间”小印章款，腹部刻“润我喉，伴我读，温其必至”。还有一件东溪铭王南林题字的提梁壶，盖里有“国良”小印章款。另外可借鉴的几件带具体年款的真品如：南京博物馆光绪十九年“愙斋”款东溪诗紫砂壶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光绪二十年“愙斋”款东溪刻诗画紫砂壶、香港罗桂祥先生藏一对东溪款题诗仕女紫砂枕，都是陶苑中的稀世之珍。借鉴以上资料研究证实东溪也是晚清一著名篆刻家，常与黄玉麟、吴大澄等人合作制壶，共同陶冶情操。东溪者，据云性赵名松亭，同治光绪人，精于刻陶，所刻颇见古人笔意，署款或别作“东溪生”“东溪渔隐”。愙斋的作品除以上外，故宫博物院藏还有一件似片金的铺砂紫砂瓜式壶，很精美，遗憾的是缺盖。
“玉麟”款紫砂覆斗式壶
“玉麟”款米黄色砂仿供春壶
院藏的清代紫砂器中的小器皿，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些高度不足10厘米的小紫砂壶，有乾隆的、嘉庆的、宣统的，多数都具有年款或斋堂款，是很好的研究资料。如嘉庆四年“澹然斋”款紫砂小壶，壶腹刻“共约试新茶，旗鎗×时绿，嘉庆四年秋日刻，徐展亭”文尾有一方章款，内篆书“壶痴”二字。
在藏品中另有一件篆书“壶痴”款的紫砂包袱式壶，壶体线条圆润严谨。另据院外许四海先生藏“壶痴”款的紫砂壶、香港罗桂花祥先生藏“壶痴”款彩绘包袱式紫砂壶，这两把包袱式壶虽然表面装饰不同，但壶身均为弓形方柄及直折方流，陶艺技法极为相同，塑技颇高，想必是一人之作。
这几件“壶痴”款紫砂壶与故宫嘉庆四年“澹然斋”小壶结合分析均应为嘉庆时期作品。“壶痴”姓氏不详，从现有资料，可知为清中晚期人，喜作包袱式壶。
再如宣统时期的小紫砂壶有十多种，形式各样，有圆式、瓜式、竹节式、提梁式等，还有带三个乳足，壶的胎色以紫红为主，其次还有暗红、深米黄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器底均有一行篆书的竖款为“宣统元年正月元日”八字。壶盖里所孔旁有“匋斋”是清末满洲正白旗人端方的号，字午桥，堂号“宝华庵”，咸丰十一年生，宣统三年卒。光绪时举人，得慈禧太后庞信，曾任湖广部督、两江总督，1909年（宣统元年）移督直隶，被摄政王载沣罢免。他精通金石学，又酷爱陶瓷，著有《匋斋吉金录》等著作。“匋斋”宣统元年小紫砂壶应是端方本人订烧的，这些壶都光素地纹饰，很精巧、素雅。
故宫博物院藏还有乾隆红砂六角形鸟纹小茶叶罐、灰砂四方印花梅兰菊纹小茶叶罐、清晚期的“逸公”款紫砂光素步盘、“王胜长制”款紫砂小壶、“孟臣”款开光广彩花鸟小笔筒、“史宝丰造”款小方花盆，盆外壁四面印有寿字，蝙蝠或用浅米色泥画亭台和影梅。总之这些小件紫砂器胎泥较细，作工精细，都有刻花印花和雕花装饰或彩绘花纹，非常端丽精致，也是目前在院外难以见到的精巧作品。
壶痴”款紫砂袍袱式壶
仿“鸣远”紫砂龙柄凤首壶
清宣统元年款紫砂小壶
清光绪“逸閒”仿曼生款紫灰砂壶
清末至民国的仿品
清末到民国时期紫砂器与景德镇瓷器的发展状况相似，此时的紫砂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制壶能手，如裴石民、朱可心、吴云根等。这时期紫砂艺人在从事紫砂工艺的恢复和研究过程中，不仅有新的创作同时也大量仿制明清两代的名品。仿明代时大彬、仿清初陈鸣远、仿清中晚期陈曼生和杨彭年等，这些仿品故宫博物院也都征集过。如仿明代时大彬的作品，在本文前明代部分已有介绍。关于陈鸣远的作品，陈鸣远生平不详，清乾隆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说：“鸣远一技三能，问世特出，自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但陈鸣远的真品难以确认。
顾景舟先生从少年习艺直到暮年的五六十年中所见陈鸣远真品数件，凭此能窥见其艺术素养之深湛。他说：陈鸣远作品特点，承袭了明代器物造型朴雅大方的民族形式，又着重发扬精巧的仿古写实技法，他的实践树立了砂艺史的又一个里程碑。故宫博物院藏陈鸣远款的器物有凤流龙柄壶、竹笋形水盂、印花鼓钉小罐以及象生干果等。过去院里鉴定为清代或民国早期仿品。凤流龙柄壶，整体壶体线条流畅，凤头及龙柄形态生动，底刻“鸣远”二字，竹笋形水盂，整个形体竹笋式，中间孔为水盂口，竹节为水盂尾部，二个蘑菇和二个蛤蜊为水盂四足，底篆书“陈鸣远制”款。对陈鸣远作品的认识，90年代以来渐有了解，1990年7月在章浦赤岭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墓葬中出土一件紫砂壶，壶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文尾有圆“鸣”方“远”篆书小印章示。经宋伯胤先生多方考证，此壶为“鸣远”壶的真正模式，其特点:
（1）坯体泥质细纯，栗红色，壶面素纯。
（2）造型圆而扁，稳定性强。
（3）题款二行八字晋唐风格，刀笔熟练。南京博物馆还有陈鸣远瓜式壶。四足方壶也是可借鉴的模式。
以上与我院藏品相对比较，精美有余，古朴不足，虽然是仿品，但也不失其精粹之作。曼生壶与杨彭年制款的假品社会上流传的很多。故宫藏品中有几件“彭年”款的假品，均为米色砂胎，器身都刻诗题款。
如葫芦式壁瓶，瓶上部刻“作葫芦，悦亲戚之情话，彭年”十一字。 竹节式印盒，盒盖刻“竹解×是我师，彭年制”十字。竹筒式笔筒，筒外壁刻“平安竹，南风薰，时报我，赖此居。彭年”十四字，这几件破绽之处在制作工艺上，不是用手工制作而成型上是用模子做成的。另外杨彭年是著名紫砂艺人，是陶艺家，不是书法篆刻家，所以他的制品，除有底款外，一般不刻诗题字。再如曼生壶的仿品，壶体扁圆形，短流，曲柄。底“荆溪陈制”款，盖里为“逸閒”小印章款，壶肩部刻“半瓯春露一×书曼生”九字。此壶整体看小巧精致，但“逸閒”是光绪时“愙斋”壶上见有的小款。曼生此时早已去世。所以核对款识年代互不相符。此壶应为清末仿品。关于壶底款与壶身不相符者在故宫藏品也有，如一件刻道光己酉年行有恒堂主人款的壶，其底为“蒋贞祥造”。但蒋贞祥据说是光绪时人，因此该壶也是年代有问题的。 关于伪年款的紫砂壶有“康熙辛卯年制”款紫砂扁壶、“康熙年造”款铜提梁紫砂壶，这两件康熙款紫砂壶都是假品，是清末制作的伪款器物。“康熙辛卯年制”紫砂壶，盖里印有“宜兴紫帮派包用”章，壶底单方框内“康熙辛卯年制”款。“康熙年造”款铜提梁紫砂壶的盖里刻“康熙年造”四字，壶底印一双方框中心为“宜兴紫砂”四字，四周衬以松竹梅式的印章款。这两件壶的问题是：
（1）壶盖里的标记与传世品作法不符，传世品紫砂壶，壶盖里应是制壶人的小图章款，很少见到在壶盖里刻年款，或“宜兴紫砂包用”之类的印。
（2）“宜兴紫砂包用”，“宜兴紫砂”四字外衬以松竹梅，这两件壶款的形式出现较晚，笔者见过晚清时宜兴店铺名称外围松竹梅的方形印章款。
（3）铜提梁壶，结合瓷器的发展状况，清朝晚期才出现带铜提梁的器物。所以这两件康熙款的紫砂壶不是康熙时期的产品。目前掌握康熙紫砂真品的资料，只在台北故宫有收藏，为康熙款珐琅彩紫砂茶具。
故宫院藏其他人名款的紫砂器故宫藏其他人名款的紫砂器，是社会上的传世品，后来征集到故宫博物院里来，这些藏品有的是清乾隆或清中晚期作品，也有是现代艺人作品但也有部分需进一步研究的，总共约有数拾件，有许多是著名工匠的佳作，不能一一赘述，仅举几例，其余将有款者列出供爱好者参考。“邵友兰制”款二泉铭紫砂壶。此壶器内府一紫砂多孔屉，腹部刻“庐同七碗风生液，李白吟诗百斗篇。二泉”16字铭。壶底为凸印“阳羡邵友兰制”篆书圆形款识。另有一件邵友兰款王竹坪铭紫砂壶。此壶盖钮作2个绳纹环装饰，壶盖里有工匠“友兰”小印章款，腹部刻“直云正也，汲云清也，右之贵而今程也，竹坪”18字铭。这二件邵友兰制壶均为圆筒形，一件线条规整，一件线条圆润，壶泥细，制作工艺精巧，是道光时名匠邵友兰作品。“石楳摹古”款长方形壶。此壶朱石梅刻竹题诗，柄下端有“用霖”小印章款。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底款为“道光十有九年朱石楳监造”虚盖石飘壶，南京博物院藏一件道光九年朱石楳铭刻梅花诗句钟形壶，把端为“申锡”小印章款，此壶底凸印“茶熟香温”篆字款。上博与南博收藏的这几件朱石楳壶均古朴典雅又有具体年款，证实了我院落“石楳摹古”紫砂壶为道光时的作品。朱石楳原名朱坚，擅长金石书画，是略晚于陈曼生的文人。常与陶艺家彭年、申锡等人合作制壶。我院还有一件“茶熟香温”款阴阳文长方壶，与南博藏品相互对照款识的风格相同，也应是道光时作品。值得研究的是“茶熟香温”是否朱石楳的室名。“虔荣”款紫砂壶，此壶扁腹，短流曲柄，壶身光素无纹饰，壶底篆书诗句及虔荣铭。这件壶的造型与置铭于底的作法均与香港一件“虔荣”款莲子壶相同，香港这件壶底款楷书“岁在辛卯仲冬虔荣制时年七十六并书”16字，为道光十一年作品。据介绍此壶数十年中辗转新加坡、台湾、香港，现为私人收藏家寄存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虔荣，潘姓，字菊轩，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联系我院虔荣壶也应是道光年代的。其特点是壶形莲子式光素无纹饰，将字铭置于壶底。
“杨彭年制”款紫砂描金山水壶
明宜均仿哥琮式瓶
清道光虔荣款紫砂莲子壶
明清宜均天蓝釉桃式水注
其他带款的紫砂器还有以下一些：
邵玉棠款覆斗式紫砂壶
蒋贞祥造款扁圆形紫砂壶
杨梦臣款提梁式紫砂壶
荆溪惠臣制款菊瓣小壶
荆溪邹贵犹款紫砂广彩大壶
荆溪华凤翔制款紫砂炉均大茶壶
荆溪陈制款黑砂壶
邵元详款提梁紫砂大壶
邵元详款刻诗紫砂大扁壶
“朱龙”款荷叶式紫砂水壶
“味泉”款竹节式紫砂茶壶
“东溪”款刻诗刻竹提梁紫砂壶
“笨岩”紫砂壶
“芝亭”炉均釉紫砂小壶
“芝亭”题字紫砂壶（腹部“东溪”）刻诗
“绶馥”回文龙琉璃柄紫砂壶
“荆溪”炉钧釉紫砂壶
“荆溪”紫砂大扁壶
“石溪”款紫砂瓜式壶
“大方”款紫砂金彩篆文龙流壶
“芝兰”款碧云穿破玉玲珑壶
“汉瓦”铭紫砂小壶（汉瓦二字刻在盖顶系面上）
“海村”款紫砂刻字凫壶
“国良”款紫砂提梁壶
“吴南石堂”款紫砂印回纹鼎炉
“世德堂”款紫砂包袱式壶
“松鹤轩”款紫砂壶（民国）
“自×轩”款刻花提字米色砂壶
“陈×堂”款瓜式紫砂小壶
“虹舫品定”簠式紫砂壶
“冰心道人”款紫砂壶（程寿珍制作。程寿珍为晚清陶艺家，所用印章为“冰心道人”、“八十二老人”等。）
“邹东帆制”款黑砂蟋蟀罐
“杨季初款”彩绘山水人物紫砂笔筒（清乾隆，此人制作过宫廷御器）
“孟臣”款紫砂广彩开光花鸟小笔筒
“友义”款米色砂连座小笔筒
“王南林制”款紫砂盖罐
陈觐候款紫砂莲瓣碗（清乾隆）
邵任远款紫砂莲瓣碗
“陈子畦制”款紫砂海棠式盖盒及陈鸣远、蒋蓉、鹤邨、石民、徐少农、徐鼎等人款的干果或干果盘（有菱角、核桃、瓜子、花生、荔枝、荸荠、蚕豆等）。
“茶熟香温”款紫砂花浇（底刻“岁在道光甲午谷雨前五日心轩主人造”）
“韶明仿古”款紫砂梅花式花盘
“逸公”款紫砂光素小盘（盘心刻二字）
“韩记”紫砂双兽面衔环水丞（孙瀛洲捐献，水丞底有四个标记“韩记”“闰堂”“三合”“浭阳”）
“史宝丰造”款紫砂蝠寿小方花盆（清乾隆，盆外浅米色泥绘影梅亭及印寿字和蝙蝠）
“陈圣思制”款紫砂佛手式杯（杯外刻“香从指上升”五字，后为“陈圣思制”四字方印）
“牧冰造”紫砂里挂白釉八方小杯（杯外刻“一片单心瘦石醉后刻”）
“祖德”紫砂里挂白釉小杯（杯外刻“一片单心阳羡瘦石刻”）
故宫院藏明清两代的“宜均”釉陶 “宜均”是宜兴鼎山地区所产的一种带釉陶器。而“宜均”一词出现较晚，近代瓷书《饮流斋说瓷》说“欧窑一名宜钧，乃明代宜兴欧子明所制，形式大半仿钧故曰宜钧也。”清乾隆时人唐秉钧《文房肆考》宜兴条中记：“明时我江南之常州府宜县欧姓者，造瓷器曰欧窑。有仿哥窑纹片者，有仿窑均窑色者，彩色甚多，皆花盆奁架诸器，旧者颇佳。”可见“宜均”为宜兴地区在明代民间创制的一种仿钧釉为主的带釉紫砂器。明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均窑”条说：“近年新烧，皆宜兴沙土为骨，釉水微似，但不耐用。”另有明代记载说：“近复出一种似钧州者获值稍高”。可见宜均在明代后期已闻名于世。并指明宜均的特点釉色有仿钧、仿哥、仿官，彩色甚多。造型有花盆、奁架诸器，不耐用。故宫明代的宜均传世品有仿哥釉琮式瓶，天蓝釉凫式壶、桃式水注、秋叶大洗、六方洗、水丞、葫芦式瓶、蓝灰釉仿古铜纹方壶、高45厘米的蓝绿釉长颈瓶、海螺式洗等都另具一格，但花盆奁架之器少有。值得提出的是对明代宜均的认识问题。
（1）明代宜均釉紫砂器与广东石湾窑釉陶不易区别，院藏明代地方窑传世品中，宜均与广窑混合放在一起收藏，在整理和鉴别时曾将广窑或称为阳江窑（胎体厚重，施较厚的窑变花釉者）及天蓝釉的宜均等物划分出来，但至今一些仿米色哥釉等器的产地仍存疑，它们是宜均还是广窑有待今后考察。
（2）天蓝釉的桃形水注等天蓝釉宜均器物是“明”还是“清”也是值得探讨的。桃式水注现陈列在陶瓷馆的明代地方窑柜内。
冯先铭先生在“略谈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瓷器”一文中将桃式水注定为清代，并结合清宫造办处档案进行考证。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六日档案：“朗中海望持出……宜兴双喜水丞一件、宜兴仙桃一件、钧窑花插一件，钧窑秋叶笔洗一件”，档案所记前两件为宜兴窑产，后两件为钧窑产。
按钧窑无花插及秋叶洗，清宫旧藏秋叶洗多属宜兴仿钧作品。冯先生在世时还曾指出过，故宫旧藏的东西都应是宜兴作的文房用具，无圆器（盘、碗之类），档案中无广窑的记载。如按冯先铭生前意见院藏宜均天蓝釉的器物应划归到清代藏品加去。据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发现的大量早期紫砂及欧窑器残片，可见“欧窑釉较为丰富，釉色有绿、月白、黄、灰诸色。制作也较规正，盆底足多有云纹饰，但未发现款识。”“这些欧窑产品当在明末，而盛于清代。”
清代宜均也很名贵，据清光绪陈浏撰《陶雅》一书介绍：“近日宜均绝昂贵，大印合有浑圆者，有四方者，盖内蓝晕有甚美者”。从故宫藏品看清代宜均在制作上比明代有很大进步，不仅仿各种釉色，造型丰富多样，在装饰上出现凸花、雕花、镂空等多种技法，有的器底为沙底并印有款识。如故宫藏天蓝釉镂空花篮，全器是在泥片上镂雕菱形孔组成蒌花，然后镶接成型，素烧后再釉烧而成。花篮中心附一铜胆，可插花，将花篮吊起非常优美。还有仿米色哥釉凸雕花缠枝莲花梅瓶仿古哥釉花口碗、“宜兴县鼎山葛木椿造”天蓝釉腰圆式大水仙盆、“周×××”款灰蓝釉直口大罐、“陶×主人”款灰釉葵瓣式盘等。还有“葛明祥造”或“葛源祥造”款灰蓝釉橄榄式瓶，也是当时著名产品。晚清瓷书记载葛氏为清代乾、嘉时人。
总之故宫博物院紫砂藏品很丰富，本文仅重点的介绍。是根据笔者十几年前工作笔记整理归纳的，故宫院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历年整理任务繁重，对明清两代景德镇以外的地方窑产品，未作过重点研究，本文有错漏之处，希望同志们指正。在写此文过程中借鉴了顾景舟主编《宜兴紫砂珍赏》一书中的许多珍贵资料，使一些藏品的年代作者进一步确认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