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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 内容提要：颜钧哲学思想的基调是儒家的。但颜钧在儒家思想的宣传、儒家理念的实践和儒家经典的解读等方面，都与儒家的传统方式有异，由此使颜钧学行思想表现为“率性而行”、“儒禅兼济”、“放心体仁”、“自立无私”四大特征。具此四大特征的颜钧学行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颜钧平实之学闭关悟道勤勉布道侠行践道奇解创道 颜钧（1504—1596，字子和，自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人，是泰州学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由于颜钧集晚近才发现，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还存在一些误解。本文拟从“悟道”、“布道”、“践道”、“创道”四个方面，对颜钧思想的基本倾向、与佛教的关系及其为人为学的性质等问题加以考察，力求对颜钧思想做一较为系统的介绍与评论。 颜钧的平实之学《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闭关悟道 颜钧的家学及师承都较为简单。其父颜应时曾任江南常熟训导，二兄颜钥中嘉靖甲午举人，三兄颜铸为邑廪膳生，五弟颜镗则恩受贡士。虽然颜氏家族至颜钧一代已十分凋蔽，但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正如颜钧所说：“少承父兄蒙养，以正首训，承祖绳尺，孝友律身。及壮，引导崇信圣学，仁义养心，遂乐从事，誓以终身。”在师承方面，《急救心火榜文》，黄宣民点校：《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颜钧自认阳明为“道祖”，而亲聆教诲的两位业师则是徐樾、王艮。颜钧是否通读过阳明著作不得而知，但其学问开悟于诵读阳明“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十六字诀。所谓“仲兄钥以德著廪庠，举入白鹿洞，听传阳明致良知之学，手抄《传习录》，归示男子。男子诵味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四语，遂自醉心启，津津溯穷，迸息耳目形躬之用，静坐七日夜，凝翕隐功，专致竭思，一旦豁然，心性仁智皎如也。”《明八卦引》，《颜钧集》，第11页。颜钧虽学宗王阳明，并秉承了泰州一脉王艮、徐樾的心学方向，但学问上的创获却与其“七日闭关”的神秘觉悟密切相关。颜钧曾记述其24岁 “七日闭关”觉悟的经验如下： 二十四岁，际兄钥，廪员在学，宗主以孝行取入白鹿洞听讲，道祖阳明大倡良知之学，随抄示弟立志说四句，曰：“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孵卵。”农见触心，即晚如旨，垂头澄思，闭关默坐，竟至七日七夜，衷心喜悦，忘食忘寝，如此专致，不忍放散其胸次，结聚洞快也。又逼激三月，后化为臭汗，滋流皮肤毛孔中，出体如洗，洗后襟次焕然豁达，孔昭显明，如化日悬中天，如龙泉趵江海。《履历》，《颜钧集》，第33页。 颜钧还在其它文章中反复提到这次觉悟，足见在其学问中的重要性。并且，颜钧此次闭关觉悟之后，便在家族邻里设坛开讲，施以教化。 何谓“闭关”？颜钧说：“必须择扫楼居一所，摊铺联榻，然后督置愿坐几人，各就榻上正坐，无纵偏倚，任我指点：收拾各人身子，以绢缚两目，昼夜不开；绵塞两耳，不纵外听；紧闭唇齿，不出一言；擎拳两手，不动一指；趺咖两足，不纵伸缩；直耸肩背，不肆惰慢；垂头若寻，回光内照。如此各各自加严束，此之谓闭关。夫然后又从而引发各各内照之功，将鼻中吸收满口阳气，津液漱巽，咽吞直送，下灌丹田，自运旋滚几转，即又吸巽津液，如样吞灌，百千轮转不停，二日三日，不自巳已。如此自竭辛力作为，虽有汗流如洗，不许吩咐展拭，或至骨节疼痛，不许欠伸喘息。各各如此，忍捱咽吞，不能堪用，方许告知，解此缠缚，倒身鼾睡，任意自醒，或至沈睡，竟日夜尤好。……须自辗转，一意内顾深用，滋味精神，默识天性，造次不违不乱，必尽七日之静卧，无思无虑，如不识，如不知，如三月之运用，不忍轻自散涣。如此安恬周保，七日后方许起身，梳洗衣冠，礼拜天地、皇上、父母、孔孟、师尊之生育传教，直犹再造此生。”《引发九条之旨》，《颜钧集》，第38页。“闭关”首先要有一间干净的房屋，其中各人挺胸直腰而坐，身体放松，眼、耳、口一律关闭，手脚不可动弹，心思凝集，向内观照。并且， “闭关”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有“津液”漱巽，此“津液”由咽喉到丹田运旋不停，吞灌不断，有大汗淋漓，有骨节疼痛，有呼吸困难等，但都要顺其自然，日夜沉睡，如此七日七夜，醒后便会产生清明在身、形爽气顺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就叫“道体黜聪，脱胎换骨”。这样，“七日闭关”即完成，从而也就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一次再造，当然要拜谢天地、皇上、父母、孔孟、师尊等的教恩。 “七日闭关”之说出自《易经》，所谓“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周易·地雷复卦》）而《象辞》的解释是，“雷由地中冲出，是地震之象，地震后一切恢复，故卦名复。先王在发生地震之日，闭塞关中，停止经商和旅行，君王也不省视四方之事。”（《易传·象辞上》）可见，在《易经》中，“七日闭关”是因自然灾害而采取的暂停经商和旅行的行为，有避害趋利之意，颜钧引申为修养工夫，与原意有很大距离，但颜钧借用了“闭关”、“利有攸往”等词汇所隐含的意义。而所谓“津液”在体内轮转，是道教修养方法的一种；七日静卧，无思无虑，默识天性，则有禅宗打坐之气味。颜钧自己也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印证‘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之快心，即是敦敦打坐，默默无语”。《七日闭关法》，《颜钧集》，第54页。不过，颜钧所悟为儒家之道。在颜钧看来，由于受名利声色之诱惑、知识之遮蔽，人之善性难以彰显，只有靠自己澄思自我觉悟的方法，因而“七日闭关”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神秘体验，而是一修养成圣的方法。总之，“七日闭关”体现了颜钧的创新精神。在“七日闭关”之神秘觉悟过程中，颜钧巧妙地综合了儒、佛、道、易四种思想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勤勉布道 颜钧认为，当时社会“人心欲，不仁已极”，而孔孟圣学则是“将以苏天下之痹者”。《告天下同志书》，《颜钧集》，第5页。但圣学又呈式微之势，所谓“圣学不明，自孔孟至于今，不知几千余岁。”《告天下同志书》，《颜钧集》，第4页。因此，致力于讲学、布道，使圣学深入人心，从而救拔人心、匡扶社稷，这是颜钧的最高志向。 布道方所不定，随遇开讲。受阳明十六字教言启发之后，颜钧首先在族里讲道。所谓“发引众儿媳、群孙、奴隶、家族、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聚庆慈帏，列坐两堂室，命铎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自传》，《颜钧集》，第24页。另外，颜钧身陷囹圄时还将监狱当作道场，对囚犯狱吏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令在狱囚犯深受感动和教诲。所谓“先生被拷掠，囊三木人，谓死矣。罗公竭力周旋，囊饣之暇，问先生惫乎？先生笑曰：‘嘻，是犹风之过，而揭吾衣也，吾何涉焉。’凡系狱三岁，日与诸囚论学不倦，诸囚有启悟者。即出狱，诸囚百余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诃曰：‘若囚旦暮死不哭，哭颜先生何为？’囚曰：‘不然，颜先生在狱，吾身如在天宫，今先生去矣，吾无所闻，即不死犹死耳。”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颜钧集》，第83页。可见，颜钧布道没有方所的，只要有听众，随处都可讲学。这也体现了颜钧无拘无束、特立独行之风格。 布道方法多样，不拘一格。首先，发布告示。《急救心火榜文》、《告天下同志书》都是颜钧发布的重要告示。如《急救心火榜文》开宗明义地讲“立学养心、立教养人”的意义，并提出“六急六救”之主张。即所谓“一急救人心陷牿；二急救人身奔驰；三急救人有亲长；四急救人有君臣；五急救人有朋友；六急救世有游民。”通过告示布道，有鼓动人心、影响广泛之功效，所谓“会讲豫章同仁祠，畅发学庸旨，士类景从。”《永新县县志儒行传》，《颜钧集》，第85页。其次，集会结盟。颜钧很注意利用聚会结盟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利用一切机会聚徒讲学，因为这不仅可以将求学者凝集在一起，而且可以通过聚会结盟达到“成物”、“达人”之目的。所以颜钧周流讲学，逢会即至，足迹遍中国。主要者有金溪东岳之会、有泰州、如皋、江都各盐厂之会，有扬州、仪真之会，有灵济宫三百五十员之会，所谓“时徐少湖名阶，为辅相，邀铎主会天下来觐宫三百五十员于灵济宫三日。”《自传》，《颜钧集》，第26页。有河北沧州之会讲，有山东荏平之会，有邗江书院之会，所谓“游寓邗江书院，为会十日，剧谈正学，直辟中道。”《扬城同志会约》，《颜钧集》，第29页。另外，撰写诗歌也是颜钧布道的重要方式。如《劝忠歌》、《劝孝歌》、《歌修省》、《歌修齐》、《歌安止》、《歌乐学》、《歌经书》等等。这些诗歌，文字优美，朗朗上口，在儒家思想的民间推广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布道对象广泛，没有贫富贵贱聪愚之限制。颜钧的布道对象包括三教九流，有位居相国的高官，所谓“及游京师，相国华亭徐公首问学于先生。三公以下，望风咨学。”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颜钧集》，第83页。也有科举考试落榜生，如罗汝芳、程学颜等。既有邻里族人，所谓“发引众儿媳、群孙、奴隶、家族，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聚庆慈帏，列坐两堂室，命铎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悌，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自传》，《颜钧集》，第24页。也有非亲非故的窑夫、车夫、盐夫，如韩贞。既有和尚、尼姑，道士、道姑，所谓“沧州守曰胡政，号力庵，旧门人也，预受河间太守陈见吾名大宾会讲，急命迎铎，召州县官吏、师生、民庶，近八千人，斋道、禅林亦聚数千”，同上。也有在狱囚犯。可见，颜钧布道没有固定对象，愿听者即可传授，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并且，在这种教化方式中，颜钧还注意因材施教，所谓“志同者证心，心同者证命，珊佩而功名者徵政。”吴焕友：《纪游》，《颜钧集》，第77页。 无论是布道空间的“无方所”、对象的“无类别”，还是方式的多样化，都表明颜钧是“率性而行”的布道者，但布道的最终目的是要求人们实践儒家的道理格式，希望人们成圣成贤，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社会稳定。因材施教和以平民为主要对象的讲学特征，也使颜钧布道效果更佳，影响更大，而无方所、随遇而行，无固定对象、成员广泛，方法多样、不拘一格，都有利于儒家圣学的深入人心。在一定意义上，颜钧的布道是对传统儒家宣教方式的改革。 侠行践道 颜钧是一位儒者，更是一位侠儒。自称“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时人也指其为侠者，所谓 “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为贪横之私。”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引自杨鑫辉等编：《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称颜钧为侠恰如其实，而称其借豪侠以取贪横之私，则离事实太远。颜钧之侠行，实在于以侠行道，是一种为了“道”而甘愿牺牲的豪侠精神和行为。 坦诚无私的气度。颜钧传道有一重要特点，就是坦诚地把自己的低微出身、幼时笨拙、缺乏学传等“家底”通告求学之人，所谓“钧，山中农夫也”，“生质淳庞，十二岁始有知识，……习时艺，穷年不通一窍。”《自传》，《颜钧集》，第23页。这对欲为人师并企图教化社会的人来说，是不易做到的，因为这样可能影响自己的形象和号召力。由此可见颜钧身上的豪侠之气。其次，把自己复兴圣学、救振社会、关爱穷民的学术主张毫无隐瞒地告诉求学之人，“愿望多士以道为志，以寰区为家，兴所会以联洽乎同志之士，兴所学以提挈未闻之人，俾世人咸归夫中正，正端心学。”《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第3页。在此，既不哗众取宠，也不矫情邀幸，有的是复圣学之态、友同志之志、济民生之情，这无疑也是豪侠气概的体现。 急人所难的侠骨。颜钧谙兵法，曾帮助两位将军打胜仗。浙直总督胡宗宪在驱逐倭寇的战斗中计穷策尽，屡战屡败，最终在颜钧的帮助下，倒溺千百倭寇于海。而与颜钧是“同年同道友”的两广总兵俞大猷，在作战遇到困难时聘颜钧为军师，在颜钧的谋划下，先后俘获海寇曾一本、山寇韦银豹。此外，颜钧好友赵贞吉获罪遭贬，颜钧长途跋涉护送其至贬所，使赵氏感动得恸哭流涕。所谓“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大洲感之。”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3页。徐樾战死在滇南，颜钧千里迢迢，翻山越岭，行数十日夜，打捞老师尸体。这些行为，都不是一般的儒家书生可以做到的，颇有“杀身成仁”之气象。 轻财好施的豪气。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记载了颜钧轻财好施的豪气： 先生豪宕不羁，轻财好施，挥金如土，见人金帛辄诟曰：“此道障也”。索之，无问少多，尽以济人。罗公为东昌太守，先生来，呼之曰：“汝芳为余制棺，须百金。”尽取其俸钱出，即救与贫者。又命之曰：‘汝芳为余制棺，须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俱百金，则蚤起，间其尚寝，跪床下白之。先生诟怒，不得已，称贷以进。取之出，又散与贫者。罗公归于江，先生至，罗公为制美材赠之。舟次金溪，见门人蔡制没，无棺，又以与之。《颜钧集》，第83页。 颜钧视财利为障道之物，向人索要财物一是可使其人不为财障道，二是可以财物救济穷人。其学生罗汝芳孝敬老师为颜钧制棺，但颜钧每每都兑为现金分给穷人，门生去世，也把自己备用的上好木材送给他。这就是颜钧的“挥金如土”和“豪宕不羁”，有时“侠”至背离常理。罗汝芳对其师的评价是“其轻财尚义，视人犹己，鬻衣装以给生徒之费，忍饥寒以周骨肉之贫，求之古人，亦难多得。”罗汝芳：《揭词》，《颜钧集》，第44页。 此言是矣。然而，这种在做人、为学及待财上的豪侠之气，当时被讥为“猖狂”、“好名”、“怪诞”。平心而论，颜钧那种对他人坦露自己“隐私”的行为，那种为师友排忧解难、奋不顾身的行为，那种轻财好施的行为，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因而，笔者认为，作为“侠儒”的颜钧使儒家之道得到了升华。 奇解创道 颜钧对儒家经典及命题、范畴的解读，与其业师心斋的点拨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学止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矩范《大学》、《中庸》作心印，时运六龙变化为覆载持帱以遁世。子既有志有为，急宜钻研此个心印，为时运遁世之告，会通夫子大成之道。”《自传》，《颜钧集》，第25页。这段话至少给颜钧如下提示：其一，《大学》、《中庸》是孔子思想精神的记录；其二，《大学》、《中庸》与《易传》六爻变化有关；其三，颜钧应努力钻研，以会通孔子之道。我们会发现，颜钧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深受此教言的影响。 关于《大学》、《中庸》的题解。《大学》、《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已千年相继，而《大学》、《中庸》分别为孔门后学曾子、子思所著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颜钧却认为《大学》、《中庸》为孔子所作，而大学、中庸也不是书的篇目，而是孔子用于传道的口诀。他的学生程学颜对此做了这样的记录：“《大学》、《中庸》书，名篇也。自汉以来皆诿视为书名，未有以为圣学精神，识达此四字作何用焉。我师颜山农独指判曰：‘此尼父自造传心口诀也。两篇绪绪皙章，并出夫子手笔，非曾子、子思所撰也。不然，何于《大学》引曾子之言，《中庸》直以仲尼名祖哉？’”程学颜：《衍述大学中庸之义》，《颜钧集》，第76页。那么，作为传道口诀的大、学、中、庸各具什么含义呢？颜钧说：“夫大之方体也，曰明德，曰至善，曰知在格，曰意心身，曰家国天下也。夫中之主宰也，曰天命性，曰道睹闻，曰隐微独，曰天地万物也。……云何系学以大，以庸丽中，将焉取裁？盖有取于精金出矿，胚胎庞朴。据以市贾，难竞信用，遂入炉火，煅化钅容煎，倾泻纹科，然后遍用贸易交通。所以，圣神识道识心，同乎矿金之肫肫，裁成辅相，翼以学庸。”《耕樵问答·晰行动》，《颜钧集》，第51页。“大”指方体之广，含明德、知、物、意心身、家国天下等，此“大”需系之以“学”则是止、致、格、诚、正、修、治、齐、平，因而“学”以助“大”成。“中”指主宰无偏，含天命、性、道、睹、闻、隐、微、独、天地、万物等，此“中”需丽之以“庸”则为率、修、戒、惧、见、显、慎、位、育等，因而“庸”乃辅“中”者也。可见，颜钧先将大、学、中、庸析为四个独立的概念，再将明明德、止于至善和率性、修道分别开来，最后将大、学、中、庸分别对应到相关内容，以错综其中而交互变化。这种解读显然是闻所未闻，为人们理解、研究《大学》《中庸》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而程学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大、学、中、庸四字含义作了进一步规定：“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程学颜：《衍述大学中庸之义》，《颜钧集》，第76页。也就是说，“大”指广远无外，“学”指凝集心思，“中”指主宰无倚，“庸”指妙应无迹，此四者皆由“我”为轴，故在内不在外，因而最终是“一”， 所谓“合而存，存一神也。”虽然很难把颜钧对《大学》、《中庸》的悟解等同于王阳明的“良知发明”，但笔者认同程学颜的如是评价：“此老亦操心弃身，神通不贰，所以毅乎直述其义为不刊，不啻阳明直指良知为真头面也。” 关于《大学》、《中庸》、《易经》三者关系。《大学》、《中庸》、《易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却少有论之。颜钧对此也有惊世之论。 是故学乎其大也，则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在格物，心不在焉，如此而曰五在，昭揭其大以为学。庸乎其中也，则曰率性，曰修道，曰慎独，曰致中和，如此晰四绪，绪扬其中为时庸。易乎其六龙也，测曰潜见，曰惕跃，曰飞亢，如此而为时乘，即变适大中之易，以神乎其学庸精神者也。《论大学中庸大易》，《颜钧集》，第18页。 所谓大学，是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为立学之本，而虽为立学之大本，却又不能刻意去求它。所谓中庸，是说率性、修道、慎独、中和为日常不偏之道。而《易经》中的潜见、惕跃、飞亢六龙之变化，实际上与大、学、中、庸交互变化，并由此显示《大学》、《中庸》精神之微妙。因此，《大学》、《中庸》、《易经》都是儒家圣学之体现，也都是简易之学。而在《耕樵问答》中，颜钧将《大学》、《中庸》、《易经》做了进一步的融合： 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是故中也者，帝乎其大，主积万善，从《中孚》，夫子所谓天下之大本。是大本也，家乎万有为《大畜》，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耕樵问答·晰大学中庸》，《颜钧集》，第49页。 在《周易》中，《中孚》有“节而信”、正固而吉祥之意，《大畜》则有刚健笃实、日新其德而利贞之意，既然，大、学、中、庸，都是交乘于心性、造化于时育之象状，而“中”（庸）对应《中孚》、“大”（学）对应《大畜》，因而，《大学》、《中庸》、《易经》内涵一致。所谓“大学中庸，即易运时宜，无二道，无二学，无二教也。”《耕樵问答·晰大学中庸》，《颜钧集》，第50页。总之，《大学》、《中庸》、《周易》三者的关系，不仅有运行变化上的错综协调，也有内容精神上的相契，因而大学、中庸、《易经》皆为“一”，是平实之学，故易知简能，皆为“我”，是自修之学，故率性而行。唯有体认到学、庸、易为“一”，从心为学，方可入道成德，方可实现教化天下的“外王”目标。 关于“放心”。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此先天善性，往往因为利欲而放失，因此便有“求放心”之说。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那么，颜钧是如何解释“放心”的呢？ 始罗为诸生，慕道极笃，以习静婴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谒之。先生一见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据子心，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罗公曰：“弟子习澄湛数年，每日取明镜止水，相对无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复动念矣。”先生复斥曰：“是乃子所以大病也，子所为者，乃制欲，非体仁也。欲之病在肢体，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闻放心之说乎？人有沉疴者，心怔怔焉，求秦越人决脉，既诊，曰：‘放心，尔无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闻言不待针砭而病霍然。已，有负官帑千金者，入狱，遽甚。其子忽自商持千金归，示父曰：‘千金在，可放心矣。’父信其子之有千金，虽荷校负铰铛，不觉其身之轻也。夫人心有所系则不得放，有所系而强解之又不得放。夫何故？见不足以破之也。蛇师不畏蛇，信咒术足辟蛇也。幻师不畏水火，信幻术足辟水火也。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则心不放矣。不能自见其心，则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放心之谓也。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放心则萧然若无事人矣。观子之心，其有不自信者耶！其有不得放者耶！子如放心，则火然而泉达矣。体仁之妙，即在放心。初未尝有病子者，又安得以死子者耶？”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颜钧集》，第82页。 罗汝芳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懈修炼，终至不动念于生死得失之境，但颜钧认为这是大病。在颜钧看来，罗汝芳劳其筋骨、抑制欲望的修炼，正说明罗汝芳仍然系念生死得失，仍然是“著相”，从而亦就没能“体仁”。那么怎样做才算“体仁”呢？“放心”。而“放心”就是将利欲之心一切放下。与孟子“求放心”说比较，颜钧“放心”说是有一定创造性的：孟子求放心，是把所丢失之心找回来，着眼于找；颜钧放心是将心放下，着眼于放。孟子所求之心是善，等同于性；颜钧所放之心是恶，与性有别。孟子主性善却注重以外在措施养育之，颜钧亦言性善，并坚信性其（心）正，从而排斥一切外在修养方法或教化措施。孟子求放心，很迫切，故有紧张，颜钧放心，很自然，故显轻松。因此可以认为，颜钧对“放心”的解读是一种大胆的具有突破性的尝试。 关于“人心道心”。陆九渊、王阳明都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十六字诀做过解释。陆九渊说：“《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易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陆九渊集·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页。王阳明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子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使也。”《陆九渊集·王守仁序》，第537页。综合陆、王的解释则有：其一，心只有一个，杂于伪时是人心，得其正时是道心；其二，因此，由人心言，则“危”，由道心言则“微”；其三，“中”即道心，即仁，执“中”即执道心、执仁。颜钧继承了心学路线，但也有自己的发挥。他说： 先圣制“心”字，以一阳自下，而湾向上，包涵三点，为三阳，将开泰以帝天地人物之父母也。是父母心，本能自湾，而竖立湾中，为佐以佩圭，为“惟”者也。是“惟”宪心作人也，为视听言动之几，不时危厉乎其发用；是“惟”作人以宪道也，则又潜乎隐几莫测之微，自时以妙乎其危厉；是“惟”能纯乎其精也；是“惟”能精乎其一也，所以允信自执己心之中，以为人之道。自精其一者，是一心也。其善曰“惟”，其妙曰“微”，其深涵曰“中”，其中灵曰“精”，其精肫曰“一”。一之生人，有时出日用之严危，故以“惟”惟之，斯微妙乎其执中也。如此而曰人心道心之危微精一，执中之仁，覆天下唐虞者也。《人心道心而执中辨》，《颜钧集》，第14页。 颜钧由“心”字结构展开解释，认为此心乃父母心。天下父母心皆恻隐，故可湾曲，而有一竖立此湾中，以作佩挂玉器之用，这就叫着“惟”。此“惟”显心于作人时，是人之视、听、言、动的隐微之状，故为危厉；此“惟”作人显于道时，则又潜藏在隐微之中而难以测度，故为神妙。“惟”能纯其精而又精其一，所以可执己心之中，以成人之道。由精一而言，是一心。此心为善时是“惟”，为妙时是“微”，为深涵时是“中”，为中灵时是“精”，为“精肫”时是“一”。“一”生人时，偶尔有严危之状，因此要以“惟”系之，这就是执中。执中也就是执中之仁，是对“心”之把握。与陆、王的解释比较，颜钧的解释显然更富独创性。 关于“日用”。在儒学的语境里，“日用”常与“庸常”联系，谓之“日用庸常”。“日用庸常是为道”之语很常见，意思是说“道”在日常生活中。而对“日用”二字的单独解释，笔者寡闻，目前尚未能见。颜钧的解读却别有意味。 夫日也，体曰阳精，运行为昼，亘古今而悬旋，为白日之明，曝丽天地，万象万形之生生化化也。夫用也，言在人身天性之运动也。是动，从心率性；是性，聪明灵觉，自不虑不学，无时无日，自明于视，自聪于听，自信于言，自动乎礼，动乎喜怒哀乐之中节也，节乎孝弟慈让为子臣弟友之人也，故曰日用。《日用不知辨》，《颜钧集》，第14页。 “日”即太阳，乃自然之象，但为万物生化之源；“用”乃人身之象，此人身之象又主要指“从心率性”之德、孝弟慈让弟友之行。因此可以说，“日用”即是道，即是圣学，因而圣学也就可以不虑不学。颜钧的这一解释，说明了“日用”即是道的缘由，从而明示了生活即“道”而不是“道”在生活中；说明了圣学无需学习的原因，从而为简化儒学和当下体“道”提供了根据。这在儒学解释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表面看去，颜钧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大都有“怪诞”之嫌。但将《大学》、《中庸》解读为大、学、中、庸四字传道口诀，将《大学》、《中庸》、《易经》做一体的串解，将“放心”解释为“将私欲之心，一切放下”，从“心”的字体结构、从“惟”字着眼解释“人心道心”十六字诀，将“日用”直接等同于“道”，都显示出颜钧对儒学传统的突破，更是对儒家解释学的丰富和发展。 结语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评论：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义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之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与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这段话是并非针对颜钧个人，但在黄宗羲看来显然也适用于颜钧。这段评语大体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其一，颜钧学行率性而行，无拘无束，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叛逆。这涉及到颜钧学问的基本倾向。其二，颜钧学问与禅同道。这涉及到与禅宗的关系。其三，颜钧主张人性本善，无需睹闻和戒惧，放心即体仁。这涉及到颜钧的修养方式。其四，颜钧讲学布道哗众取宠，为的是成一己之私。这涉及到颜钧学行的性质。根据前文，结合其它相关资料，笔者讨论如下。 率性而行：儒家圣学的特殊实践。颜钧的学行思想之所以被看成是对儒学的蔑视和背离，主要在于某些士人接受不了他不同常人的行为与思考。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认为科举考试是约束人的枷锁；他随心所欲地解释经典，提倡思想解放；他在生活中不拘小节，疯疯癫癫。但他绝不是一位远离了儒家道理格式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儒家圣学狂热的传播者和实践者。首先，他仍然是儒家道统领域中的人，他闭关悟道，悟的是儒家成圣成贤之道；他颠沛布道，宣传的是儒家教化伦理，如《劝忠歌》、《劝孝歌》；他侠行践道，实践的也是儒家道德精神，如昼夜侍守病体之父三年，是为孝，如兄弟之间的友爱相助，是为悌；他奇解创道，丰富、发展的还是儒家圣学，如对《大学》、《中庸》的解释，对“放心”的解释等，其宗旨都不背离儒家成圣成贤之目标。因而颜钧学行谈不上“非名教所羁络”。其次，颜钧对儒家学问的理解、践行又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泰州学派的特色。他主张圣学应该面向大众，凡有生命之人，都有权力理解圣学，这种学术旨趣无疑会对官方学者宣传圣学的动机构成冲击；既然圣学的宣传要面向大众，那就必须让它简单易懂，因而要简化儒家概念的繁锁和践行的框框，而要真正实行儒家理想，就应该身体力行，周济生灵，为千万民众的要求而奔走呼号。因而颜钧的学行思想不仅不是对儒家名教的叛离，反而是儒家圣学的虔诚守卫者和实践者。因此，颜钧之悟道、布道、践道和创道说明其学行思想是儒家圣学的延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儒家圣学有所升华的延承。之所以被认为对儒家圣学的叛离，不过是官方儒家学者的偏见，因为颜钧所宣传、实践儒家的圣学方式和内容，正好是官方儒家学者所反对的。因而颜钧学行思想被视为对儒家的叛离，也是思想史中话语权力之争的表现。而将颜钧学行思想与儒家最早最基本的理念对照，我们应接受颜钧弟子罗汝芳的评价：“山农与相处余三十年，其心髓精微，决难诈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圣，断断不惑。”《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第63页。 儒禅兼济：儒家思想的新型构架。《明儒学案》指颜钧学派隶属禅宗，所谓“正其学术之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与愚人一般。”所谓“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但颜钧后学却以为颜学“不杂乎佛老”。到底如何理解颜钧思想与禅的关系呢？首先必须承认，颜钧学行思想显然深受禅宗影响。比如在讲学方式上，犹如禅宗的棒喝，“适戊午六月七日，颜（指学生程学颜）生辰，耕樵索轴，笔庆乐生，便便诱学，点缀‘致知在格物’五字眼法。颜色改，神凝悚立，气春若跃如醉。耕樵侧目，试问曰：‘学若何？’颜亦曰：‘翁谓若何？’耕樵停笔，厉声策是者三。颜即以手举官帽置桌，就滚仓版上十转，……没奈何之几，起舞蹈曰：‘蚤知灯是火’。饭熟许时，如信美大圣神，只在此刻此关，此一醒后，自深造自得止耳。”《程身道传》，《颜钧集》，第22页。又如“七日闭关”，俨然禅坐悟道；再如把儒家思想概念简化成大众易知易能之理，与禅宗简化佛教修养方式以方便僧众的做法类似等。所以言颜钧学问“不杂于佛”是说不过去的。但说完全归于禅亦难使人信服。因为颜钧所讲之道是儒家之道，是在世之道，不是佛教之道，出世之道；颜钧认为可以离妻别子而实践的“道”，并非为了进入涅境界，并非为了成佛，而是为了成圣成贤；颜钧对传统概念范畴的新解释，是对儒家之道的解释、发挥，而不是对佛教教义的发展。因此，颜钧的学问不可归于禅。所以可以说，颜钧思想的“壳”是禅宗的，但“核”是儒家的。在这种“壳”、“核”互动之中，形成了以儒禅相济为构架的颜钧思想。 放心体仁：儒家修养的新方式。修身养性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个人的修养不仅仅是帮助自己成圣成贤的关键，也是儒家“外王”落实的基础。颜钧无疑注重个人的修养，他秉承了孟子性善的思路，认为人性天生如珠，没有尘染，因而反对感官睹闻，反对知识论的格物致知，反对静时动时系念人欲的戒惧心理，提倡当下即道，直认本心的修养，而在行为上则要求人们知晓本体即发用之理。这种修养方式可概括为两个字：放心。其主要特点是：自然性，心要做到无所系，而有所系了也不要天天想着要化解它，而要顺其自然；简单性，体仁成圣无需研读大量经典，也不需要面壁静修，只将一切利欲之心放下，便是仁，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轻松性，放心即体仁，而放心也是率性而行，是将一切系念放下，使人轻松自如。事实上，放心即体仁所表现出的自然性、简单性、轻松性等特征，与颜钧主张的《大学》、《中庸》、《易经》皆为易知易能之学、日用即道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放心体仁”的主张，显然由于过分坚信“性”对人行为的监督能力，而可能走向自然主义，甚至纵欲主义，因而放心即体仁的修养方式确实存在不严整之处。 自立无私：儒家人格的生动写照。《明儒学案》指颜钧讲学济私、坐在利欲胶漆盆中，事实是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颜钧面对胡宗宪、俞大猷赐封的官职，耻之不就，这在有私心的人是做不到的。颜钧挥金如土，经常向弟子罗汝芳索要金钱，是为了救济穷人，连学生为他购置的上好木材都可以送给他死去的学生做棺材。颜钧到处讲学，为的是使民众由愚变智，能理解圣学精神，为的是救拔社会，救民于水火。在颜钧这里，我们可以真正体验到“大公无私”的品行。而颜钧无私以求道的精神，更值得当今的学人反省。颜钧“自立宇宙，特立独行”之品质精神，常被时人诬为“畸行怪诞”。实际上，颜钧“自立宇宙，特立独行”的品格，既不畸，也不怪。他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而颜钧视之为人的枷锁；他人讲学循规蹈矩，颜钧讲学却无固定方所、无确定对象；他人视财如命，颜钧则视之为障道之物，有之则施与贫民；他人蹲狱会心灰意冷，对人生丧失信心，颜钧却与囚友谈笑论道；他人对儒家经典，谨守尺度，颜钧却敢任意指点，随心讲解。因此，颜钧自立宇宙、无所傍依的人格和毫无拘束、勇于创新的精神，既是儒家人格积极面的生动体现，也为目前学界所需。 责任编辑：彭国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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