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婴(张又君)，归国进步华文作家，一九一五年三月五號生于印度尼西亞棉蘭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寇以“抗日”罪名捕入印尼爪哇华侨集中营，过了近四年牢狱生活。1945年9月15日出狱后，與進步華僑創辦《生活報》，任總編輯。本文是黑婴(张又君)出狱后在印尼《生活报》连载的回忆文章，文中详述了他在集中营的悲惨生活。
死亡线上 - 华侨集中营回忆之一
黑婴(张又君)遗作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0月24日
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我们和各种各样的疾病斗争着。
饥饿是可怕的名词，每一个人听到了都要战抖的。可是，在惨酷的战争时代，我们翻开历史，这又是多么熟悉的名词啊！饥饿 —— 在战场上，在广大的后方，人民都受着饥饿的威胁。
而集中营，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名词，我们被送进去，和父母妻儿隔开了，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在我们面前等着的是敌人的凶恶的面孔，枪杆和长剑，暗无天日的囚室和整天的劳动和饥饿……
爪哇是“鱼米之乡”，几百年来没有饥饿，这生疏的名词现在和战争一起来了！我们每天只吃一次饭，是用天秤称了过来的，每天每人得到二百“加蓝”。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不知道肉味了，连椰子油也没有。最坏的时候，我们得吃木瓜汤，许多年老的人，吃了就不能够抵抗，晚上泻肚子、痢疾马上就来了。
早上我们吃四百CC的“浆糊”，用“三亚粉”做的，中午一块重量不到二百“加蓝”的面包。但是我们要做八个钟头以上的工。在烈日之下种菜、浇水、挑肥料，掘防空壕，背米包，开山路……。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咬紧牙忍耐着…..“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那个时候应该轮到他们来尝这种日子了”！有的却没有这种自信：“三年了，我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可是不能等待也得等待，咬紧牙根，束紧裤带，一天又一天。我们的同伴病了，痢疾是那么流行，最高纪录达一千人，病院挤满了痢疾患者。后来的连床位也没有了。苍蝇在病人的脸上、手上、身上爬着，他们连动一动的气力都没有，颜色是那么苍白，苍蝇也欺负人了。
“前天才进来，怎么就不行啦？”
“没有药，只吃一点茶”…
“本来就饿坏啦，现在再饿下去吗？”
“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每天，我们都看见一副以上的棺材静悄悄地由死者的同伴用两轮车推出去，有的时候一天八九个。为什么死去的？营养不足、肺痨……可是百分之九十是痢疾。还有连医生也诊断不出的疾病。一个好好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死去了，像狗一样地死去了。
我们把同伴的尸首放在棺木里，看他安静地躺着，就像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留恋也没有，两只眼睛全闭上了。棺木是那么薄，两边还是用竹做的，涂着墨水。我们用一块黑色的布盖上了，还放上一两个花圈。棺木绥慢地向营门行进。路旁的人都站起来，有帽子的就脱了帽。
坟场是那样的荒凉，草是青色的，椰子树竖立着，在我们的头顶蔚蓝色的天。世界仿佛是一个安乐的世界，可是我们的同伴……他被泥土掩埋着，从此不再与我们相见了！而他还有一个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回去……在灰黑色的泥土上，看坟人插起一个号数，连名字也没有……我对着这坟墓的行列,觉得在这样的时代,人的存在真是渺小,多少人死去,连名姓也没有留下来.
战争的残酷,不上战场的人也感到了,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消灭战争呢?
老人们——集中营回忆之二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0月27日
在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的集中营，我们可以遇到许多老者，有的鬓发俱白，有的秃着发光的头顶，有的眼睛已经不能够看出十步以外的东西了，有的耳朵半聋，还有苍老瘦弱，仿佛一阵风也可以把他吹倒似的……
他们最先和我们住在一起，受同样的待遇，后来另外划出一列房子，把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搬过去，大家叫那个地方为“老人院”。我们中国老人三四十位，合起来住一间，老人们每天多得两百CC的“浆糊”，免一切服役，这就是 “皇军”的恩惠了。
我常常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拖着沉重的脚步到老人院的面前，看他们散步或坐着谈天。我看见他们皱纹满脸，没有一点欢容，但是我看见他们很严肃，很坚定，他们都有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这些老人们为什么被捕？因为他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参加革命，信仰孙中山先生，满清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北伐大功告成，全国统一，他们是更加的快慰。可是，日本侵略的威胁没有解除，而且日益加厉，他们虽然是老了，却不肯卸下国民一份子应尽的责任，继续出钱，要帮助我们的抗战胜利。就为了这样的缘故，这些老人们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压迫，然而他们不怨天尤人，不懊悔已经做了的工作。
“我是罪有应得呵”一位老人幽默地说。我们当然明白，救国何罪？他不过是这样讽“皇军”的无理。
“老伯，你只有光荣，有罪的是发动侵略的法西斯军人。”我回答着。他含笑地点头。
现在，我们已经回复自由，而敌人却一个个被搜捕出来，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了。历史是残酷的，所有违反时代，企图用暴力来统治世界的罪犯，一个也逃不了的得到了报应，只有他们才是罪有应得。
在饥饿的状态下，老人的抵抗力最差，这是使人最担心的。如果不必送入集中营，他们都有儿孙，都有一个舒服的家，他们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可以享老年的清福。可是，处在这样的时代，民族的危亡使他们不能放弃做国民的责任，而现在，他们在风烛残年，遭受着敌人的迫害……
老人们一天天老了，瘦了！
和恶劣的环境战斗着，他们有的是光明的希望。有一个老人病了，被送进医院，他笔直地躺在破旧的椅子上面，眼睛没有一点神，说话的声音抖悸着：
“我的年纪已经不少，我是不怕死的。不过，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屈膝，那么，我死也瞑目！”
说到敌人，他的脸上，泛起两条青筋，这个老人没有能够等待敌人的屈膝，在一个风雨的早晨，悄悄地离开了这个还是漫天烽火的世界，两个月以后，敌人果然卑怯地向我们投降，中华民族已经完全获得了胜利。老人呵，在九泉之下，你也可以含笑瞑目了！你的儿孙已经不再是次殖民地的人民，而将是自由，光辉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人民了。
铁窗的忧郁 ——集中营回忆之三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0月31日
我不能够忘记被抓去的劈头几天，给关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狱卒用两重门把我们从外面的世界隔了开来。去除了一套身上的衣服，鞋袜之外，一无所有，而这狱房又是那么阴沉，冷森，使人毛骨悚然。人是不能够不说话的，在家里你可以和父母妻子说话，在外面你可以和朋友说话，可是，在这静寂无声的牢房，你向谁去说话呢？
我睁着眼睛，望着比人高出一倍以上的铁窗，黄昏的幽暗的光从窗格子那里射进来。夜晚我躺在士敏土结成的床上，我们只得到一张粗草席子和稻草做成的枕头，我对着高高吊在当中的一盏淡黄电灯，我不能想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我忽然记不起自己多少年纪了，有没有妻子和儿女，曾经做过什么事……四月二十七日的晚上，牢狱的每一个房间都关着人，但是我们是被隔开了的，不知道隔壁的人在哭泣呢，还是和我一样的平静?我也不知道对面房的是什么人，我们相识不相识？仿佛全世界的人类都没有了，只留下我孤独地在这狭小的笼子里——情绪的真空!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朦胧地睡去了，在牢房里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只能看见晨光熹微，判断现在是早上。电灯亮了，应该是晚上了。而晚上是最寂寞的时候，睡眠是寂寞唯一的救生。睡着，而且还会做起梦来：仿佛还是自由的世界，我们每天可以任意谈论，从报纸上看到反法西斯的文章，战争的消息，无线电收音机播送着我国庄严和平的国歌，还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在梦里，我还是在我的小小的家里，抱着出岁才八个月的可爱的女儿，但是，沉重的钥匙声响起来了，那样的刺耳，我给铁的声音唤醒过来，世界已经变了样，我的女儿呢？我的朋友呢？国歌，《满江红》，这庄严的歌声离开我们远了，远了！
我由僵硬的床上跳下来，开门的声音继续着，我穿好了鞋子，房门已经被狱卒打开来了。
在很长的走廊上，老的，中年的，青年的都出现了。相识的和不相识的都在一起了，有的绷着一幅失眠的脸，有的非常兴奋，抓住了相识的人就问：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早上就来了！”
“哈，哈！那个可不是老×？”
马上就追上去，向老×的背上用力一拍：
“怎么，你没有逃呀？”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我倒以为你早就逃啦！”
于是，声音嘈杂起来，谈话是很容易打断的。大家都不习惯监牢的窒闷，想到外面去呼吸一点空气。
“我们到外边去谈吧！”
要谈的话是这么多，像离别了十年以上的朋友似的，其实前几天还在一起商量要不要躲开一下，因为有抓人的传说。可是白盐红米饭来了，饿得耐不住的就争着去吃；有的是拿来了一口也吃不下；养尊处优惯了的连拿也不拿……
我们又被锁在狭小的房间里了，现在我们知道日本人抓了我们许多朋友，我们都是“敌性华侨”。这一批“敌性华侨”的命运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想象的，我们也不知道日本人到底要把这些人怎么处置。我们就是这样地给闷起来用白盐，红米，菜汤来喂我们，好几天以后，我们的生活稍稍自由一点，白天可以出去走走，只有晚上，铁门才给关上，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西冷的黄昏 ——集中营回忆之四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 1945年11月7日
在西冷，我们被送进爪哇最旧式的监狱，一切设备都是一百年以前的，进去一看，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失了自由的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地位的，一年多的囚禁生活使性情最暴躁的人，也学会了忍耐。于是，大家就这样默默无言地给关了起来。
从爪哇各地来的[敌性华侨]全部集中在这里，五百多个人囚禁在铁的笼内，吃井水还不要紧，洗澡是在露天的大水池旁边，水是沟渠里来的，浑黄而且污浊。西冷的天气那么热，房子又挤了那么许多人，不洗澡是不行的。因此，大家只好顺其自然了，问医生，说是这种水洗了于身体有益，信不信由你，在西冷的五个多月中，用沟水洗澡无碍身体，却是事实。
“不过我总不很相信”，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真的有益，医生自己要拿井水洗澡？”
我对说话的人笑了一笑，不知怎样回答。
西冷监狱看守的日本人，对于我们的精神上都给予相当的自由。逢到新年、节日、甚至我们的国庆日，我们都被允许自由娱乐。于是，在黄昏的阴影下，人们慢慢聚拢来了。节目不能说精彩，而且很杂乱，然而只要一想到我们是在狱中，有这样一点娱乐的机会，大家都觉得愉快了。
歌曲是陈旧了的，也有夏威夷凤的“吉打”，中国的洞箫。这些音乐器具，有的是随身带进来的，有的是在监狱里自己做的。这里集合了爪哇华侨的”敌性分子”,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才，会唱歌的，会拉胡琴的，说笑话的，会跳草裙舞的……
在音乐的气氛里，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出外的人，逢到节日都会想家，思亲，而我们这一群有家归不得的人，抬起头看见月正团园，世界仿佛是那么平静，心是想着家了。
“家啊，你在哪里呢?”
我悄悄地离开了那歌声还没有停止的地方，一个人走进牢房。我听见有啜泣的声音，是谁，在大家都陶醉在歌声里的黄昏，孤零地在牢房的一角呢？我走过去，找到那个哭泣的人，拍拍他的肩膀，，我问他：
“什么事啊！”
“一年多了，我今天第一次抑制不住感情的刺激，我念着家。”
“是的，人是有感情的，我也想着家 —— 不过我是不留泪的。”
那个哭着的人抬起头，向我望着。我看见他的眼角还留着泪痕，他坐得笔直地，倒抽了一口气。
“哭有什么用？”他忽然大声地说，“要给敌人耻笑的，我们要永远不屈服！”
外面广场上，不知谁在唱歌，歌声吹进我们的耳朵，我说：“再去听听吧。”便两个人一同站起来，重新投向四方形的广场，享受我们难得的聚会去了。
苦役 —— 集中营回忆之五
原载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1月10日
在那挨饥的，被损害的漫长的日子里，我们还得像牛马般地工作，这些工作都不是营养不足的人所能够担负的，可是我们都给迫着做了。我们曾经在强烈的太阳下，一连做八个小时以上的园工；也曾给载重车送到七八公里远的上山开路；谁也不曾忘记拖车，背米的粗重的苦役吧，这被奴役的记忆，是那么沉重地压着我的心……。
我们照例起得很早，日本时间还是六点钟，天色还滞留在黑暗中，但是，在天亮前后，我们就得把脸洗好，浆糊吃完，准备必要携带的东西。八点钟我们就得排队了。因为日本兵一来，就咆哮如雷，我们慢一点出去，难免就有人要遭打。我们就这样被押出营门。芝马圩的天气，清早是凉快的，不够强健的，衣服又穿得不够，难免要打寒噤。我们五个人一排，混杂着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一道到种菜的地方去。这些人穿得那么破旧，又那么肮脏，常常引起路上的行人投来怜悯的眼光。
菜地是一望无际的，多么辽阔的爪哇原野啊！我们这些失了自由的人，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来了，我站在青绿一片的菜地上，深深呼吸了一会，日本兵和兵補们就来监督我们做工了。
我们不懂得菜是怎样种的，一点植物学的知识也没有。我和几个年轻人常常被派到的工作不是挑水浇菜，就是锄地，从上午到下午，一连挑一百桶以上的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遇到凶恶的日本兵巡查，我们还有被殴打的危险。中午我们得到一个钟头的休息，吃一块面包，还可以用钱买一包白米饭，这白米饭是营里面的人吃不到的。
有的人被强迫的工作中，得到了许多耕种的知识。有的人却把身体锻炼得更壮强了。
“尝尝这种生活的滋味，对于我们也是有益的啊！”
“是的，吃这一点点苦算得什么？想想我们祖国前线浴血的将士吧，我们今天的遭遇，还比不上他们所受的苦呢。”
我们一面做工，一面这样地交谈，一说到胜利，很容易会连想到我们的恢复自由，和敌人的变成俘虏。于是在汗珠迸流的赤黑色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雨季是可怕的，大家都给雨水淋得落汤鸡似地，还有人这样就伤风起来。集中营里面的药是稀罕的，病了只得挨下去，一切听天由命。旱季呢，我们整天向干燥的泥土上面浇水，一桶又一桶，从早上到黄昏，还怕下了的菜种不肯发芽，发了芽又怕它不肯长大，菜地里的工作者是疲倦了，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拖着满是泥土的破鞋，沉重地在石屑路上向营门走去，没有一个人不觉得疲倦，大家都想倒下去了。
可是，第二天的工作又派到了。我们又照例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起来，一直工作到薄暮降临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休息。日本人是不管你的死活的，一切都得听命，否则就是鞭挞，甚至把你送进暗房。我们失却了自由，过着吃不饱的日子，还要负担起各种各样的苦役，而三年也不知怎样地挨过去了。今天我在马路上看见日本俘虏在印度兵驶向海口的车上，风尘仆仆地驶过，想到我们在菜地上的预言，果然实现了，我不觉笑着：“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山中 —— 集中营回忆之六
原载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1月17日
我们被载重汽车送到了山上，太阳是酷热的，一点风也没有，真是“炎炎夏日当头”。离开我们不远虽然有竹林，在竹林里是多么阴凉啊——这样地想着，却一步也不敢离开工作的地方，怕给看守的日本兵瞧见，会招来两拳或者几记耳光，锄头一下接着一下地向泥土上面锄去，黄泥带着韧性，不用力是锄不动的，用力又无力可用，我们是饥饿的一群呀!
一早我们就动身，日本制造的载重车，不知道本来就那么蹩脚还是用的时间久了，走起来东摇西摆地，而且走到半路就坏了，一辆车要装五十多个人，连押送的兵補在内，像沙丁鱼挤在罐子里似的，你碰我，我碰你，有的人却碰着锄头或者别的铁器，脚碰伤了，血流出来，叫苦连天。
在山上，我们做过两种工作：开路和挖壕沟。敌人在环绕芝马圩郊外一座小山上，开了一条新路，又在离开芝马圩八九里外的交通线两旁，隔不远就挖一个洞，似乎是准备在空袭时，给汽车躲避的。这些工作都是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我们甚至向集中营管理处提过抗议，回答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服从。
于是我们就被迫着上山去，还不一定有车来接，有的地方是要步行的。
“我们开的如果是滇缅公路，那就好极了！”
一个伙伴停一停工作，用破旧的毛巾揩着额上的汗，对我这样的说。
我向他苦笑。
两个日本兵指手画脚地说着，走向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便又不得不装模作样，动几动锄头。
我们一早起来，要傍晚才能够回营里去，中午就在竹林里休息，吃营里带出来的番薯。但是，几个胆子大的，却趁休息的机会，偷偷溜向近处的印度尼西亚人的住屋，买点食物。我们如果有钱，可以买到白饭，鱼，鸭蛋和香蕉。看守的日本兵这个时候找他们的休息地方去了，兵補对我们比较同情，因为经过三年，他们渐渐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了，有的时候，他们还替我们买东西来，大家一起吃。
“我们还不是一样吃苦，没有自由”？一个兵補向我们这样地说：“但是不会久了，你们可以回家，我也可以回家了。”
“你也想回家吗？”我们中的一个问他。
“我离开家已经一年了，只回去过一次。我看见他们比我离开时更穷了”
“是谁使他们受苦的呢？”
他的脸立即沉下去，咬了咬牙，一时没有回答。那两个看守的日本兵，又来叫上工了。
他们吃饱了午餐，一边还用牙签挑着牙齿，只有我们这一群，带着半饥饿的肚子，给迫着拿起锄头来，替敌人开路。
午后的太阳更毒辣了，颈部给晒得发红，而且有点痛。我们流着汗，几乎筋疲力尽地劳动着，忍耐着，一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的大学——集中营回忆之七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2月5日
在芝马墟的集中营，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和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图书馆，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取得精神的食粮。
但是，我们是失去了自由的人啊，要得到一点精神的食粮也不是容易的，当我们从西冷移到芝马墟以后，碰到一个叫中村的家伙在那里，真是凶得很！他不许我们读书。中央图书馆给封闭起来，又下令所有各“班”的书，以及私人的书都要交去审查。大家都以为审查了总可以发回来的，所以差不多全数都规规矩矩地交了出去，连圣经和字典也交出去了。
住着八九千人的集中营的书真不可少啊！一车又一车的推出去了，然后一堆一堆地丢进了一间阴暗的房间。我当时心就想：“这么多的书，果真要检查的话，要多少日子才查的完?”于是我也绝望了，同时后悔自己真笨，连一本英汉字典也交出去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中村睁着凶狠的眼睛站在那里，嘴巴露出狰笑。
我又想：“这里有那么多的书，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德文的……从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人来检查这些？干脆不给我们看书就是了，骗人的家伙，我们上当了，我应当大胆放开一二本，现在已来不及了。”
是的，来不及了。一房间都是书堆得比人头还高。然后，怒叫一声，把我们这些推车的赶走了，中村用一把锁匙把那两扇门锁了起来。
我们这些被拘留的人，连书也不许看。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强迫我们做苦工，每天，我是那么渴望着书本啊！因为日子是那么长，如果有一本我所爱读得的书，不是可以把时光在书本上消磨吗？现在我是每天都彳彳在路上，或者找朋友谈天，这样枯燥地打发了日子的。
有一些偷偷把一二本书藏起来的，便偷偷地在僻静的地方去读，但给中村那坏蛋遇见，就当场给殴打，一点理也不讲的，这疯狗。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点纸和笔，便叫别人写一点东西在上面，偷偷地捧着读。
中村去了以后，才慢慢想出办法，把中央图书馆的门打开，同时各人的书也领了回来，大家都欢喜得了不得，可是，后来也经过二三次的风波，地理，历史，科学类的书又给搜去了，只许读文学书。“聊胜于无，比较中村总好一点。”我们都这样说。做俘虏的人，事事都不能不退一步想了。
于是，每天的早晨，在温暖的阳光下，人们捧着书在读着。有一些生长在爪哇的，过去没有受过中国教育，现在就热心地学起祖国的文字来了。对于这样的难友，任谁也愿意做个义务教师。而在集中营内学印度尼西亚文，英文，荷文，法文的也有其人，各人以自己所好，学习，不断地学习。
这是多么好的风气！我们利用这些时间替个人的学问上找寻更多的，或者是新的滋养，我们的物质虽然这么缺乏，每一个人都瘦了，但是，却有不少从精神上得到补偿，我们年青的，虽然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服务，也都珍惜着清晨或黄昏的时光，来增进我们的知识。
“因为 ——”一个年青人说了。“在这里像一个大学，什么样的教授都不缺。昨天我才听完了一位神父的演讲，今天我们又请了一位去过苏联的外国人给我们讲莫斯科印象记。也许明天我们可以请个莎士比亚专家，后天请个农林学博士……”
说话的年青人，并没有夸张。日本人把所有的联合国侨民都拘禁起来了，在成万的人里面，真是十八般武艺齐全，著名医生在这里，第一流音乐家也在这里学习，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这是网罗了丰富人才的一个大学，只要你愿意学习，你可以得到不少新的知识……。
我们的秘密——集中营回忆之八
原载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2月12日
“你们在外边的人，是不可能想象集中营里的情形的,尤其是走私一类的秘密。”我这样地告诉一个来访的朋友。
他抽着一枝兴亚牌，聚精会神地听我的叙述。
“我们最初抓进去,是完全和外界隔绝了，但是，日子一久，情形就有点不同，有人偷偷地经过狱卒的手，递出消息给外边的家属,而且家里的信也回来了。……再进一步，食物也运进来，鸡呀鸭呀，还有海参和鱼丸！”
“哦，”朋友吐了一口气，“这些东西我们在外边的，都不容易吃到哩。”
“关于吃，到底是有钱人才能办得到，其实我们最值得做的，还是报纸的输入，使消息不会完全隔断，后来在芝马墟，人多了，各种人才也多了，消息的来源就不单靠报纸，同时也从无线电 —— 这是后来的事，我还是从头说起吧。”我说着,看见朋友更留神地听我说的话了。“我们是从一个高级的狱卒方面下手，用钱向他取得报纸，自然是《共荣报》，没有什么内容，但聊胜于无，有的我们也不难从字里行间，找出时局的动向来。”
“你们人那么多，能够每个人都看到报纸吗?”
我告诉他:“不，日本人不是不允许我们看报的。为了避免危险，不能不秘密。报纸是由一个至二三个人负责看，然后指定一个时间，向一小部份人报告之后，再由听过的了报告的人，回到各房间向更多的人再报告，在报告新闻的时候，我们先行“放哨”，如果有日本人来了，马上通知，大家就用迅速的行动分散，三年多中，日本人有时似乎也知道营里传着消息，可是总找不出消息的来源，真是无可奈何！”
“你们真勇敢。”
“要知道，没有报看，是最痛苦的事，简直比吃饭还重要。三四年失去自由，大家的精神依然那么好，是什么缘故呢？很简单：我们有胜利的信心，每一个都知道日本法西斯一定崩溃的。不过，由于消息灵通，日寇在所罗门群岛失败了，山本元帅阵亡了。菲律宾克服了，台湾又起了大海战……这些消息，我们都明瞭。等到冲绳战事一起，日本本土天天被炸得七零八落，我们就断定：我们恢复自由的日子快到了！”
“无线电呢?”
“无线电消息是完全由欧洲人方面传来的。他们的收音机放在非常秘密的地方，不单日本人不知道，营内八九千人中恐怕也只有几个人知道，我们中国人方面有联络员跟他们联络，一有消息，就很快地传出来了，我们从日本文的报纸上得到消息，也交换给他们。这些负责人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干的，你说我们真勇敢，应该是指的这些人。”
我说了，看他又抽起第二枝香烟来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集中营内八月十六日就盛传着，有人还不相信哩，”我接着又说了。
“为了走私，带报纸而受到日军的酷刑的，在芝马墟有好几个，有些生死不明。不过无论日本人的刑法如何厉害，勇敢的人还有，这是法西斯主义者最没办法的事。现在我们都出来了，想起那些做秘密工作的人，谁不佩服呢？如果没有他们，恐怕日本人屈膝了，我们还以为在菲律宾打仗呢？”
朋友不禁笑了，我也笑了。（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