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潘生平

国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广有争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赞其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

曾国潘（1811——1872），原名子成。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回京后，因受宠于权相穆彰阿，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礼部左侍郎等职。1853年奉命操办团练，后编为湘军，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任两江总督。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死于南京，谥文正。

曾国潘在世时，就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屠户”“卖国贼”等恶名。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和古人称其“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而近代的许多民主志士则痛骂曾“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孙中山甚至痛斥曾国潘“的汉奸行为是“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相对比较而言章太炎对曾氏的评价比较客观一些，称曾氏“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不论是赞扬曾国潘的人还是贬低他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曾国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行为和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官员乃至平民百姓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氏一生恪守儒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的修养，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

曾国潘在年轻时代便“锐意共鸣、意气自豪”。在西方文化东渐、内忧外患同是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曾国潘以国家的屏藩自居，经常自比誉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班霹雳从天降”、自勉“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句为座右铭。有“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向。曾国潘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抱负，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现身的精神。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能达成目的的。他把自己一生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二字，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政治上，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他深知“礼”是封建统治离不开的法宝。提出“礼”是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治军观上，曾国潘思想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说：“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其还非常重视对士兵政治思想的训练和军官的选拔培养，用封建伦理观念将军法、军规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等关系加以掩饰，以减少军队内部的摩擦，使士兵或下级更容易遵守上级的命令。湘军中的各种关系、军营风气乃至军阀制度的形成都与此有关。

在治学观上，曾国潘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表现在思想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经世致用的思想具体到治学关上，就是：治学要落到实处，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格物”、“诚意的效果。曾国潘还总结了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其一，强调看、读、写、作的综合训练，其二，主张专精一页，专攻一学。

在洋务问题上，曾国潘不像那些守旧派的士大夫一样沉睡在“天朝至上”迷梦之中，他清醒的认识到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巨大危机。面对严峻的现实他反躬自省、因时变通，在某些方面，勇于冲破传统文化的心里模式和传统的思维习惯，做出了更为冷静、现实、也更符合除害自卫的反应-----倡导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曾国潘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政治上，曾氏主张搞好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及其大德，忘其小怨。在他的眼里只有保住清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在技术上，主张“师夷智”以达“制夷”的目的。在他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首次奏请清政府选拔幼童赴洋留学，开创了中国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深造先河.

曾国潘还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曾氏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培植自己的私有势力，“兵为将有，督抚专政”这对后世军阀的影响很大。他们效仿曾国潘的做法，争揽兵权。以袁世凯组建的新军最为显著。

在教育事业上 和家庭教育上曾国潘对我们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曾国潘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慢慢 细细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