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

　　吴泽霖

　　列宁说，托尔斯泰的反动，是“反动一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本文就想说说作为“反动者”的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

　　进步者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

　　托尔斯泰的反动是不是因为贵族的保守落后和头脑冬烘？看来不是。青年托尔斯泰可谓是“进步”思想的积极践行者。可是为什么一个进步的积极践行者、一个受过西方启蒙和进步教育的思想者，会成为“进步”的反动者？

　　青年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最初就面向着西方现代化思想。作为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和手记中，充满对进步思想的激情思考。“我感到思绪泉涌”，“我的脑海中进行着紧张热烈的工作”，甚至常常整夜“在梦里看见和听见一些伟大的真理和法则”。

　　比如在比较叶卡杰林娜二世《手谕》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的笔记中，他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制立场上，讲述自己启蒙主义的国家信念，批判俄国君主专制的弊端，对叶卡杰林娜《手谕》的矛盾和虚伪揭露得一针见血：

　　“《手谕》中随处可见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革命精神，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专制主义精神，女皇多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拿来的共和思想当作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

　　1847年春天，19岁的托尔斯泰干脆缀学返乡，践行进步的庄园改革。虽然失败了，但这之后，托尔斯泰的笔记中仍不乏社会政治改革的构想，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设想未来俄国社会制度：

　　“1852年3月3日……读《政治家篇》，在我的长篇小说中要讲一讲俄国政治的弊端，今后，我要拟一个贵族选举制与君主制相结合的治国计划，以现存选举制为基础。”

　　“1855年3月4日，这些天我曾经两次连续几个小时写我的军队改革方案。进展艰难，但我不放弃这个想法……”

　　“俄国人民有能力过共和制的生活。”“俄罗斯的未来是哥萨克人式的－－自由，平等，并且每一个人有义务服兵役。”

　　当时，托尔斯泰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西欧派交往紧密，称西欧派的三个代表人物博特金、安年科夫和德鲁日宁为“最宝贵的三巨头”，对另一位西欧派代表人物契切林，日记中也说是“非常非常喜欢”。不过曾几何时，托尔斯泰就和这些人翻了脸。和契切林提出断绝“佯装的友谊”：“我们最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其理由是，“彼此轻蔑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信念”；而对提掖自己成名的恩师、自由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则经常在日记里评头品足：“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伪装淳朴”，他的“虚荣心好比聪明人的一种习惯”。有一次，屠格涅夫讲起家庭女教师要他的女儿给穷人补衣服，以示对穷人的善心。托尔斯泰不以为然道，“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膝上放着又脏又臭的破衣裳，是一种不真诚的表演”。屠格涅夫大为恼火，两人几乎闹到要决斗的地步。当然，这不过是一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闹剧。

　　促使托尔斯泰拨转西向船头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他的两次赴欧旅行（1857年和1860年）。

　　西方文明的最初印象令托尔斯泰十分兴奋。1857年4月5日，在给博特金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这一向我住在巴黎，快两个月了，还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城市会失去兴趣，对这里的生活不再迷恋……艺术享受，罗浮宫、凡尔赛、音乐学院、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的讲课，而主要的是享受社会自由，对于这种社会的自由，我在俄国甚至一无所知……”

　　而就在第二天，托尔斯泰看到了断头台上的文明，那一夜“铡头机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促我反思。”在给博特金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今天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很久无法恢复理智。我在战场上，在高加索看到过很多恐怖场面，但是即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撕成碎片，也不会像看到这部精巧的机器这样恶心，用这部机器一瞬间就把一个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人杀死了……”

　　使托尔斯泰反感的是西方文明的法律和整个国家机器：“人类的法律荒谬之极！的确，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剥削，而主要是为了使公民道德败坏而缔结的阴谋。”托尔斯泰说，“我大概今后不仅不再去看（杀人），我将永远不再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服务。”

　　三个月后，托尔斯泰在瑞士卢赛恩看到一个小小的场面，则使他对西方文明社会的道德方面无限失望。事情很小：在一家大饭店阳台下，人们欣赏了一个卖艺人的演奏。可是当他举起帽子来要赏钱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给他一个苏。“为什么在任何一个乡村里不可能有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在这儿，在这个文明的国家的最文明的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会有可能呢？”

　　托尔斯泰处于“可怕的兴奋，由于愤怒而燃烧之中”，他即刻写就小说《卢赛恩》，对西方文明社会的法律、自由、道德进行充满政论激情的抨击。

　　托尔斯泰对这两件“小事”的反应，绝非小题大做，他抓住的正是他对西方“进步”的最根本的两个否定印象：一是物质体制层面的暴力，一是精神道德层面的堕落。就此也形成了他一生追求的核心思想和救世方策——反暴力和道德自我完善。

　　反对伪进步

　　托尔斯泰从来不承认自己反对进步和文明，他认为自己否定的是“伪进步”，是以进步之名对人的暴力和对人性的扭曲。

　　托尔斯泰始终认为，进步应该人的进步，是人类的成长，而人类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精神的成长。物质的进步不是目的，只是人的进步的手段。进步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不能拔苗助长。而当时西方鼓吹的进步是一种伪进步，这种进步障眼于物质文明而忘却了人本身的进步。以致人为物役，人成为物质进步的奴隶，物质文明的进步以人的精神退步为代价。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进步成为一种违背天道、违背人道的异化力量。这种观念一旦侵入了人和社会的机体，掌控了它的魂灵，人和社会就会被扭曲。如果这种进步成为一种指标、一种宗教，成为世界观和强权话语，擎着这种进步的旗子就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为了进步就可以不择手段和无所不为。

　　所以托尔斯泰的矛头首先指向用暴力灌输进步，以进步的名义实施暴力。

　　当时正值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托尔斯泰在《进步和教育的定义》（1862）一文中指出，“我们却从来也不怀疑，进步是全人类的普遍法则，我们相信进步的人是正确的，而不相信进步的人是错误的……我们就带着大炮和枪支去向中国人灌输进步观……”“我不由得想起中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个强国十分虔诚，而且天真地要用火药和炮弹把进步的信仰送进中国。”

　　而随后他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创作主旨就是反对“进步”的暴力。小说中，当拿破仑站在波克朗尼山上俯瞰他即将征服的莫斯科的时候，他决定“要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处”宣告西方的文明：“我一定给他们公正的法律；我一定教给他们真正文明的意义！”他说，“如果说欧洲的体系已经奠定基础，那么剩下的便只是使之建立起来。”因此他在一封信里写道，“这场俄国战争是一场明智的战争”，“完全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和繁荣”。

　　一般人顾名思义，认为《战争与和平》之名指的就是情节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实际上，托尔斯泰是把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作为滚滚东侵的西方进步文明的象征。而面对这一“战争”，他推出的反击武器，就是充满古老东方文明精神的“和平”。

　　“和平”这个字眼在托尔斯泰那里有着深刻含意。在晚年写的《到底怎么办》（1906）一文中，托尔斯泰指出，俄国人自古问好时所说的“ваммир（直译给您和平）”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小说主旨就是要以东方的传统“和平”打败西方的“战争”。这样，从《战争与和平》就开启了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反动”之路。

　　比如第二部重要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其主旨就是被西方“进步”污染的都市文明中的死路和宗法制农村生活的新生的鲜明对照。

　　有人提出异议，说小说的两部分内容几乎没有情节联系，而托尔斯泰说，“我恰恰为小说的建筑学感到骄傲——拱门的联接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我致力以求的也正是这一点。建筑物的联接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交往），而是依靠一种内在的联系。”所谓“内在的联系”，就是指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

　　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则是对现代国家机器，对一切“进步”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而托尔斯泰指示的新的人生，则是主人公涅赫留朵夫的“农民生活”。

　　托尔斯泰最痛心疾首的是这种进步观使社会诸方面，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全盘走入迷途；这种精神的暴力导致人精神被扭曲、被腐蚀。

　　当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兴办学校，就是要和“进步”教育抗衡。在一系列重要教育论著中，他批判西方“进步”教育戕害人性的强制性、灌输性特征，用所谓进步的方法、把进步的观念灌输给孩子，“对智力造成巨大的荒芜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破坏”。

　　他说，“我认为学校里灌输的知识和分类法是儿童游戏，不能满足我对真理的热爱”。他指出当时的德国教育就是在依赖“纪律和暴力”来镇压孩子“野性的灵气”。在《培养和教育》（1862）一文中托尔斯泰反感地指出，“德国人说，人的灵魂应该被折服，就像身体应该用体操来折服一样”。其目的就是要把进步观念灌输给孩子，而这种进步并不是孩子们的自然要求。

　　托尔斯泰对科学的攻击，往往是他最受诟病嘲笑的地方。而托尔斯泰一直坚持认为，以进步为目标的科学在对人的精神进行扭曲、施暴，使精神枯萎、人生枯萎。

　　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进步，首先应该关注生命的大道，而当时的科学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根本问题。它不是指引人们去完善精神，不关心人类的终极追求，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物上引开，使他们转而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它不去“研究生命总和的课题”，却“企图从自己的角度去抓住全部的生命现象，于是陷入混乱”，“把人类的思维活动引向错误和空洞的道路”。“真正的科学在于懂得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建立起人类的共同生活，怎样建立性关系，怎样教养儿童，怎样利用土地，怎样自己耕种田地而不压迫别人，怎样对待外国人，怎样对待动物，以及人们生活中其他许多重要的事……”“然而，我们的科学……却兴高采烈地解释：太阳离地球有几多百万英里，光线以什么速度掠过空间，就光来说每秒钟有几多百万次以太的振动，就声来说有几多次空气的振动；科学又谈到天河的化学构造，谈及新的元素－－氦，谈及微生物和它的排泄物，谈及电能所集中的两极点，谈及x光，如此等等。”

　　这种科学专注的是“外部条件”的改善，只是在“体贴肉体”，所以托尔斯泰说，“当代科学避开了它的真正使命。”正是因此，托尔斯泰揶揄道，“认为并且宣称世界是进化产生的，和认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一样愚蠢。前者更愚蠢些。”

　　有意思的是，对科学技术、现代医学造福人类，托尔斯泰抱以怀疑的目光。1902年托尔斯泰重病之后，对医生幽默地说：“好啦，先生们，我一向是说医生的坏话的，可现在我对你们更加了解了，你们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你们的科学教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全都知道，唯一可惜的是，科学什么也不知道。”

　　他也曾揶揄医生说：“你们把一块肉切开，就以为了解了本质，也了解了整个世界。真是过于洋洋得意——好像一个拆毁玩具的小孩！你们就是些盲人，盲人！你们还不如盲人！”

　　托尔斯泰说“科学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它试图“用外部的手段研究人的需求”，来“解决关于生命的主要的唯一的问题”。他称这是“科学的骗局”。比如说，医学的分析不能理解生命的真谛，那么它怎么保卫生命呢。甚至他认为任何反对死亡的斗争，如医学等等，都是不愉快的，不好的。

　　当年一位法籍家庭教师安娜?舍隆曾记下这样一件令她奇怪的事：“一天，我看见一个老妇人用棍子掘马铃薯，我劝她用锹来掘。她说，"我们全村只有三把锹。"我对伯爵（指托尔斯泰）说起这件事。他说，这样很好：彼此借用一把锹，可以训练农民们的基督徒的友爱！”

　　实际上托尔斯泰这里和老子提出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道德经》80章）、和《庄子·天地》里的那个农夫对桔槔“羞而不为”，怕“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是一个心思.就是怕科学进步引发的“功利机巧”，使人“必忘夫人之心”。

　　也正因此，托尔斯泰才让受过西方进步教育的皮埃尔（《战争与和平》）“抛弃了那架他一直用来从人们头顶上看东西的望远镜”，而他竟然由此悟出人生的真谛。

　　托尔斯泰看到，“进步”越来越成为一种绝对的话语权，一种人工的“必然性”和人为的“法则”，理性被“进步”异化成条条框框和“守则”，人成为法则的奴隶，只有被灌输和服从的份儿。这样的“文明”需要用血肉做燃料，这样的“进步”需要以泯灭心灵为前提。而人一旦失去心灵的自由，成为进步的奴隶，就会形成一种奴隶的理念和道德，只会追求感官刺激（甚至都谈不上感官享受）而不知幸福为何物。

　　托尔斯泰的最后十年，已经顾不上把自己的思想寓于文学形象了。他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分析西方的这种进步文明扭曲着人的精神，孕育着战争和人类的灾难：“西方民族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工商业斗争和军事斗争，国与国在斗争，阶层与阶层在斗争，工人与资本家在斗争，党派与党派在斗争，人与人在斗争。”

　　因为西方人抛弃农耕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独立性，所以“希望千方百计地占有他人劳动”，“他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欺骗，即用大多是毫无用处的腐蚀性物品，诸如酒精、鸦片、武器之类，去换取各种必不可少的食物；二是暴力，即对亚洲人民、非洲人民和凡是他们觉得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掠夺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大肆掠夺。”“正是这种（进步）信仰和这种信仰的科学，使得西方人走着死路。”

　　同时托尔斯泰深信，拯救这种进步危机只有靠传统的东方。光从东方来，人类解救的希望在东方。所以托尔斯泰再三向中国人呼吁:　“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你们面临的危险在于，你们一旦一方面，被那一伙强盗通过杀人来鼓吹和表现出来的对暴力的崇尚所迷惑，一方面，被他们称为文化的那些淫技器物的华彩（即进步文明的华彩）所迷惑，你们就会离开自己领袖们，离开伟大的孔子。”托尔斯泰呼吁“中国人民……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完善技术。如果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术的完善只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反者道之动

　　当年，站在自己庄园的“教育阵地”上，托尔斯泰就曾庄重宣布：“我们的理想在背后，而不在前面。”

　　他想办一份历史哲学刊物，“这份刊物可以用名称标志其倾向，我幻想为它取名为《非现代人》”（和当时进步刊物《现代人》杂志对峙）。

　　实际上，对《战争与和平》书名的解释还可以深入一步：现代俄语和平（мир）一词，还包含一个义向，是指俄国农民的古老社会组织—－农民村社（米尔），十月革命前写作мiр。现今保存的1867年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时期唯一一处亲笔书写的书名“战争与和平”中，和平一词就写作мiр。

　　当年他与勃鲁多夫通信，讨论解放农奴时，就谈到“从мiр到мир的回归”的提法——从和平安宁的农耕社会的回归出发、抵制进步、走向“最高的幸福”的天国。看来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的内涵。

　　当年托尔斯泰谈到自己的进步观时说，“有人拿我和卢梭比较，不过我们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卢梭否定任何文明，而我否定的是伪基督教文明。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人类的成长。成长是必然的，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成长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便寓于成长之中，就像树木的成长一样。然而一段树枝，或者在一段树枝里生长的生命力如果吸去全部生长力，那就不对了，有害了。我们的伪文明也是如此。”

　　看来，托尔斯泰不是要返回卢梭的原始世纪，而是仿佛要让一台程序乱了套的电脑回归到一个原来的正常之点。由此，不由得想到多少历史哲人一次次的“回返”的呼吁：想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继亡，想到孟子“何不反其本”的呼吁，想到西方文艺复兴的复古主张，想到“反动”一词的一种最深刻的义项：反者，道之动，回归本初之善的永恒的周流复转。当然，这总是被历史反复考验和思考、经扬弃而理想化了的本初之善。

　　当年，托尔斯泰瘦小地挡在历史车轮前面，想反其潮流。其心虽耿耿明于天地，却不善于指出一个回归之点和回归之方。我们不信托尔斯泰的反动思想，高歌猛进、踉踉跄跄跑到21世纪。在托尔斯泰担心之弊接踵而至的今天，倒不妨回眸一下这位守死善道的老头，反省一下他的种种反动唐突之言，想想今天人类的处境，或者竟能得些警示。惚兮恍兮，其中有真。不过要先破除一种“进步之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HN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