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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教授 我毕业后从事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面对的是许多医家。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我感觉到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必须分类，并进行异同点的比较，否则就难以评价，也难以利用。1989年，我写出《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一书。那时，我对中医学的认识才稍微清晰些，思想也渐渐有些成熟，眼光开始盯住经方家了。书中的六经辨证派、经典杂病派、辨证伤寒派、通俗伤寒派就属于经方派中的几个分支。1989年秋天，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一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细野八郎接触，向他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日本汉方的诊疗思想和技术。也在他们的推荐下，翻译了近代日本汉方三巨头之一的细野史郎先生的《汉方医学十讲》，阅读了日本明治年间著名医家浅田宗伯的著作；同时，在其图书馆有机会细细研读了日本古方派泰斗吉益东洞先生的《类聚方》、《药征》及其弟子的著作，如尾台榕堂的《类聚方广义》。在日本研习期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细野诊疗所周四晚上的读书会，我经常向他们介绍中医学的观点和经验。为了让日本医生尽快了解和掌握处方用药的技能，我在讲座中提出了有关方剂家族（类方）以及药人（体质）的观念，比如“桂枝类方”、“麻黄类方”、“黄芪体质”、“柴胡体质”等，并提出了附子脉、桂枝舌等具体药证，力图使抽象的中医辨证具体化、形象化。这种思路和基本内容，成为我后来出版的《中医十大类方》的雏形。 在日本进修一年，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回国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以方证研究为主，并且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9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医十大类方》，当时我是41岁。写完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一味药、一味药地写下去，于是在1996年开始写《张仲景50味药证》。写出初稿以后，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讲座。1997年，首先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以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由于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这在我的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1995年，我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1994年省政府认定的113位名中医进行了一次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关键是抓住名医们常用的药物和方剂，每人限定5张方和5味药，问卷抓住用药的指征和应用范围、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禁忌证、体会等，非常实用。我的目的是探讨各个名医眼中的药证和方证。调查的结果编辑成《方药心悟》一书，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年后就加印了。紧接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交给我对全国名中医进行调查的任务。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全国的名老中医进行统一的系统的问卷调查，是对老中医经验所做的一次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任务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辑了130万字的大型著作《方药传真》，已经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以上都是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所做的工作。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方方证与经典药证的研究。经方仍未受到重视，很多人依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不想用经方。现在，我的工作是在做经方医学的推广。我首先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张仲景药证》，没想到大受欢迎。一开始讲甘草，我就要同学们亲自尝一尝甘草的味道。我说，尝药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药是我们的祖先亲口尝出来的；第二，要打破你们眼里中药是苦的误区，中药也有甜的。同学们觉得挺有趣，课堂上不时发出笑声。选修的学生有医疗系的，有医管的，也有护理及口腔医学专业的，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有些同学在后来的体会中说，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把选修课当成必修课来上的感觉。第二个学期人数爆满，第三学期选课达到500人。除了开课之外，我也到各地进行演讲，主题大抵是中医学魅力、经方药证应用之类。 我曾说过：中医的学习一开始首先要问“是什么”，弄清了“是什么”，才能去思考“为什么”。对经方有一定程度理解之后，开始尝试着思考“为什么”的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方医学理论的框架？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充实和发展经方医学，使经方医学与时代相映。经方医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循证医学”，不过，我们不叫“循证”而叫“随证”。《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说法。所以，确切地说，经方医学是“随证的医学”。我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如此。 版权声明 本文作者为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煌教授，最终解释权归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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