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文摘报”加关注吧--- 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 能公开讨论的地方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 虽然也想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在他课上，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他翻出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又得肝病又犯痔疮，马克思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教授《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20多年。他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动不动就放弃。 陶国璋说，这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总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我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丢失了的“脱敏”故事 王一方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一面抗争一面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工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让死亡拥有多种答案 卡根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卡根起初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 卡根说，他常常劝看过录像的学生不要选自己的课，因为他怀疑选课的学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简历上写一句很酷的话，“我学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来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开车遭遇车祸。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时候，卡根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那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死亡，而当死亡真的到来时，课堂的那套逻辑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忆说。 最终逃过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 王一方跟卡根有差不多的想法，“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事实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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