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财经十一人”
王宇|文
科学牵手经济？这句话如果让科学家看到，或许他们会冷笑一声，因为这俩遵循的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对于实验科学家来说，只要不断地有科研经费进来，让自己可以用敏感度更高的仪器，不断地做实验就好；如果能赶在同行前面发一篇响当当的论文，那就快意无限了。相对来说，理论科学家们就比较好养活，给些纸笔就好，能有台超级计算机就更好；当然，如果做实验、或者造实验仪器的同行不给力，自己的理论就进入漫漫平台期了。
去年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希格斯粒子，人们称为上帝粒子，就是个典型例子。早在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Peter Higgs），以及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恩格勒（Fran?ois Englert）和布绕特（Robert Brout）所组成的小组，就分别独立的提出了新的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其他的粒子具有质量，而这一理论进一步预言了新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但是近50过去了，才由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以99.99994%的可信度，探测并确认它的存在。不算运行的支出，单单这项大科学工程的造价就高达80亿美元。
也只有在人类科学技术以及国际科研合作达到现在的水平，这样的项目和发现才能成为可能。否则希格斯只能继续锻炼，方有可能获奖，因为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在世的科学家。（据说，希格斯自做出这个理论，就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想想也是醉了。）
当然，不能指望发现这种“上帝粒子”，人类就能瞬间喜大普奔。因为从理论走向实际应用，并进一步造福人类的生活，这是一项仅靠科学家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20世纪初量子理论的提出，更新了科学家在物理理论方面的知识体系，进而得以在此基础上实现的量子通信，或者量子计算机。虽然工程师们已经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实物，但它距离我们的生活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然而政治家们可等不及。毕竟当代的科学，已经不是像笛卡尔、麦克斯维尔那样的传统贵族们可以玩得起的了，它的背后是国家科研体系。因为理论的分叉很多，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每一个分叉上都有工程学突破。也就怪不得，政治家们急着把他们用于科研的财政预算变现，否则长期打理着这些梧桐树的枝枝叶叶，却不能经济收益，政治家们就不干了。
新近的科幻大片《星际穿越》倒是把这种困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环境恶化造成粮食锐减，进而导致民意无法容忍宇航事业，甚至给科学探索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如果不是NASA的秘密计划，女主角也不会从她那个已经进入高维空间的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数据，从而给理论研究带来重大突破，最终解决人类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现在的欧洲也是如此，制造业转移、人口老龄化、政府财政赤字高筑；更糟糕的是，似乎各种逆周期的经济干预手段都失了效。就连被誉为欧洲火车头的德国，也在上个季度露出停滞的态势。宏观经济数字的糟糕，很快就能通过工资和物价的齿轮，让居民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也能通过利率和汇率的齿轮，让投资和企业乏力；最终环环相扣的经济会越转越慢，失业率与通货紧缩步步紧逼，并赋予走上街头的人更多的政治权力。停摆，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此，政治家们希望能动一动总产出公式里面的技术系数，让同样的人力、资金与土地，办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便提出一句口号，科学与经济的合作。从逻辑上来说，是科学带动技术进步，再带动产品创新，最终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国家科技投入产出的闭环。
然而，科学与经济就像是一对陷入虐恋的恋人，没有人知道他俩的路会怎么走。
比如说，松下电器的赤崎勇从1973年开始研究氮化镓半导体晶体的生长。16年后，才和他的学生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学把它做出来，并实现微弱的蓝光。尽管如此，这与产业化应用之间，还相去甚远。又过了4年，日亚化学的中村修二才突破材料装备工艺的难题，研发出大量生产氮化镓晶体的技术。后来又传出美国人过来挑拨中村和日亚关系的传闻，中村也因专利权益问题，远走美国。再后来，东亚政府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购买晶体生长设备，最终使得蓝光LED得以产业化。
正是基于这种技术，才出现了白光LED，以其廉价、节能、长寿命等特性进一步推动了照明，以及平板显示业的发展。使我们也有幸因此摆脱了白炽灯的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更享受到了高清电视，平板电脑等显示行业发展的红利。
有了产业，自然也有了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或是经济政策的研究。在这些理论之上，也论证了FDI的溢出效应、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以及拉丁美洲曾经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然而，这些理论谈得更多的是现有技术周期上的问题。
虽然经济学也算是一门研究市场不确定性的学科，但是对于从科学理论到技术研究，再到产业发展和市场分析，我们对于这个系统里非线性关系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如何让科研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能够自行转动起来，不断产生创新的课题，这可不是养一支科技间谍队伍，再配上不差钱的产业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越是到如今，研发突破越是分散。它或是通过研究所的转制企业，或是创新型小公司，或是大公司的研发部门，逐步地把技术往能够被产业化生产的方向发展。然后小公司们在风投和私募的牵线搭桥下，或者被大公司收购，或者相互兼并重组，最终成为有资金实力和市场能力的高科技公司；而大公司的研发储备，也会根据市场的发展，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产品线。
分散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形态，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低降系统性风险。每一条单独的鱼，汇聚起来就会构成蔚为壮观的鱼群，并形成鱼群的逻辑。这正是受政府管制最少的互联网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一套经典的产业模式，就是美国模式。政府出于国防安全，这项美国最大的政治议题，
从而对科研进行大量投入，与此同时，通过立法对专利转化、企业行为以及资本市场进行规约。之后，就是逐利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竞争下自求多福了。这便造就了美国没有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对于开放经济体来首，贸易与投资政策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里先不做讨论。）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新生的美国，有着伴随着美国梦，所生长出来的愈挫愈勇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敢于像美国政府那样，大尺度地放开自己的资本市场；即便是泡沫破灭，也是给泡沫里的每个人带来或技术或市场的经验。更何况，每个国家最大的政治议题不同，就使得从利益集团到政策制定的传导模式迥异。
而信奉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就是另一种典型，他们更相信系统性解决方案。被誉为德国经济脊梁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往往盘踞在产业链的中上游，难得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入大众传媒的视角，便也不被众所周知。但是，如果终端产业乏力，比如汽车因为经济疲弱而卖不出去，他们就有大麻烦了。所以，德国人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市场运行模式得到系统性的优化，从而让经济和科技能够形成闭环。
然而，不论是哪种模式，都离不开坚实的理论与基础技术研究体系，以及行之有效的专利制度，从而保障技术的市场转化。否则，自主研发也好、引进消化再吸收也好，最终都会成为绑架科技的产业政策，或是绑架产业的科技政策。
南洋理工大学物理与数学学院博士生王子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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