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幽囚，舜野死”

尧舜禹的时代堪称是中国史籍上最光辉的时代，特别在儒家眼中是一个大道之行也的从未有过的时代，三代圣王又以“禅让”这一特殊的继承方式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成就，前有孔子感叹道：浸浸乎三代之志哉！后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饱含赞美。

然而和杜甫同一时代放浪形骸的诗人李白却却在他的作品里唱出了反调：

远别离⑴，古有皇英之二女⑵，
　　乃在洞庭之南⑶，潇湘之浦⑷。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⑸？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⑹。
　　我纵言之将何补？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⑺。
　　尧舜当之亦禅禹⑻。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⑼。
　　或云：尧幽囚，舜野死⑽。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⑾？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⑿。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⒀。

一句“尧幽囚，舜野死”借诗人之口吐露出了上古蒙昧时期的真相，禅让的光芒早应该褪下，取而代之的“权归臣兮鼠变虎！”的无奈和残酷。所谓尧舜禅让，说到底是一场上古时期的政变，历史虽然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但还是会让人抓住她的小辫子。

按照《史记》的记载，尧舜禅让的过程应当是尧年老的时候要求臣下推荐接班人，然后肱骨之臣的四岳向尧推荐了舜-一个成长在变态家庭却在道德方面达到极致的四好青年，尧将女儿嫁给他，并委以重任，舜也不负众望，内治家，外修政理，经历了重重考验之后，尧把天下让给了舜，舜又谦让给尧的儿子丹朱，但是天下人不承认丹朱的帝位转而朝拜舜，舜才终于登基。


整个故事充满了儒家所要求的忠，孝，谦等美德，却不禁让人怀疑，整个故事似乎完美地满足了儒家对明君贤臣孝子的要求，究其来源，就会发现，稍微比对《史记。五帝本纪》里关于尧舜的部分和《尚书》的尧典，舜典，里面的记载几乎相同，可见《尚书》乃是司马迁对于这一部分历史构建和描写的最直接依据，而事实上，可以说《尚书》乃是多数秦汉以来三代历史描述的直接来源。

而《尚书》乃是儒家著名经典，相传原身是周代的官方档案资料，为孔子所整理而成。其可信度经过大抵打过三次折扣，已然不能作为信史。
一。作为周代的官方档案，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周代是以礼为治国核心的国家，他的政治礼仪制度，本来就是儒家所力主恢复重建的，虽然胡适先生认为儒生来源于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文化的确是以周文化为本源的，儒家所提倡的一些社会道德规范正是来源于周礼的要求，那么作为周的官方档案，《尚书》的原材料本身就经历过大幅度修改来符合周代仁义道德，维护其君臣父子的封建统治体系的可信性很大，此其一。

二，据说《尚书》原本是由孔子整改而成，《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作为儒学的正式创立者，孔子本身就对原始《尚书》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康有为在其《六经皆孔子改制考》中说：“《书》旧名。旧有三千余篇，百二十国；今二十八篇，孔子作，伏生所传本是也。”则《尚书》旧竟有三千余篇！而江灏和钱宗武就说得更具体了，他们认为，上古《尚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定为一百二十篇，其依据大概是《书纬·璇玑钤》，虽然《书纬》被斥为假书，但是《尚书》经过孔氏大量删改的事情却可以认为是事实，那么去除其中不满足儒家思想的“舜逼尧，禹逼舜”大逆不道之举的内容是大有可能的。此其二


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李斯上表：。。。。。。臣请史官非秦
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秦始皇回复，制曰：“可。”
诗书，即《诗经》和《尚书》是被明确指出来不允许民间收藏的，而且不仅如此，法令还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作为儒学经典的《尚书》原本，经此一劫，恐怕早已阙略殆尽，到了汉代，虽然有儒生再行整理，可是早就面目全非，等到了太史公手里，已经从前文所说的一百余篇缩少到二十多篇，已经成为了残史。此其三也。


综上，作为上古三代历史的最常规和直接来源的《尚书》既是一本经过儒家改造和破坏疑史和残史，我们自然不能尽信之，但是如果能理性地看待分析《尚书》里的内容，作为从上古时代传下来的文献，其价值还是不容小觑的，下文会说到。

要找出“尧幽囚，舜野死"的真相，先要了解尧舜其人和当时的政治背景。

 

如图，是黄帝后代的世系表，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一是玄嚣和青阳应该不是同一个人，按史记索隐：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
又按索隐：玄嚣，帝喾之祖。案：皇甫谧及宋衷皆云玄嚣青阳即少昊也。今此纪下云“玄嚣不得在帝位”，则太史公意青阳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嚣是为青阳”，当是误也。谓二人皆黄帝子，并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误以玄嚣青阳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而史不叙，盖少昊金德王，非五运之次，故叙五帝不数之也。

则青阳与玄嚣非为一人，青阳乃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而玄嚣不在帝位，为姬姓。司马迁在“顾弟弗深考”的情况下将两人混为一谈。

另史记曰昌意降居若水。笔者查阅《水经注》，发现按水经注里面的记载的话“若水出蜀郡旄牛缴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那么若水就在四川，可是这明显与史实不符，黄帝部落从陕西高原和关中平原一带向东发展到华北平原，无论其本人还是子孙从未染指成都平原，古代交通条件的闭塞也决定了上古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几乎为0，黄帝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儿子昌意分封在蜀地呢？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黄帝末年所对应的文化类型，大约介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之间，而两文化在四川至今均未发现分布，最早直到夏商时期，四川盆地才和中原国家有所接触，但是同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地域性特征明显，个性化显著，亦说明此时交流尚不频繁，更不用说上古的炎黄时期了，此可以为佐证。而因其谐音，“若”或可做“弱”，上古音虽不同，然按中古音，“若”是日母麻韵，“弱”同日母，是药韵，发音略近，故我们可大胆推测若水乃是弱水，弱水在甘肃一带，黄帝把儿子封在远疆，尚能接受，然则也只是猜测而已，事实如何，文献已经阙略难考。


再说上古时期的继承制度，许多人认为上古时期是“天下为公”的公天下时代，其实不完全正确，从上面的系谱图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公天下，只是对黄帝的直系子孙的公天下，这也很好理解，黄帝之时，出现了像炎黄部落联盟这样的大型利益集团，则利益分化已经相当成熟，部落首领的权利高度和范围得到进一步提升，即使不能做到家传天下的程度，也已经有能力将最高权利限制在一个家族体系中。与之类比的有近古蒙古帝国的继承制度—忽里台制度，蒙古帝国的核心实际和黄帝时期类似，是大型部落联盟，蒙古帝国没有嫡长子继承制，理论上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直系后代都有继承权，通过召开忽里台诸王贵族会议来决定继承人。玄嚣和昌意是黄帝正妃螺祖所生，因此所谓的公天下时代的帝位都在这两直系后裔之间传递，但还不是世袭，并且当时参与选举和拥护部落联盟首领的部落贵族还有相当的权利核力量，史记记载“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帝王世纪》里说帝挚之废乃是禅让给尧，过于理想化，必不可信，然而从“挚在位九年.政软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其群臣造唐朝.”可推想应当是诸侯（即部落首领）拥护尧，导致帝挚不得不退位，在不直接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能逼天子退位，则当时部落首领的力量可见一斑，这也大致反映了原始长老制民主制度，所以上古帝王政治一般较为清明，是有他力制掣矣。

 

再来说说尧的生平，尧是帝喾的儿子，黄帝轩辕氏的曾孙，他是一名仁君，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不动声色地就夺取了兄弟的帝位。其兄挚本来是部落联盟的合法继承人，年纪在兄弟中最大，然而“帝挚之母.于四人之中其班最下”，当时男尊女卑的风气已然形成，传说帝喾曾经规定，男子在路中行走时，女子如果不避开，就要遭到责打，大致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形。所以不服乃至鄙视帝挚的兄弟估计不是一个两个，然而在这些人中尧是最沉稳的，他表面上“年十五而佐帝挚.授封于唐.为诸侯”，表示承认和服从挚的统治，暗地里却“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这里的百姓指的是“群臣之父子兄弟”）采取了最正确的政治策略，先争取本族（核心家族）的支持，继而向外发展，争取到了诸侯的支持，最终致使“唐侯德盛.诸侯归之”。顺利代替他哥哥挚成为新的首领。也许尧可以称为一个阴谋家，但是他也确实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估计是个李世民式的人物，无论从任何史籍来看，对帝尧从来都是赞誉，但是晚年却栽在了舜的手上。

而舜，往上历数和黄帝已经差了8代，应该已经被剔除在部落联盟核心家族以外独立发展，但是帝舜的家族恐怕也未没落为平民，舜的父亲可能还是部落首领之流，按史，舜大概不受父亲的喜爱，受到全家的虐待，后天的生活环境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使然，所以舜绝不可能像史书中一样是一个天生的圣人，而应该是一个内心比较阴暗的人，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两个发展倾向，一是自暴自弃，个性偏激;二是隐忍转而努力改变自己的境况。舜显然属于后者，他当是一个聪明而富有心机的人。舜的早年，史籍都有记载，《史记》里说“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舜“及有小过，则受罪。”，而他的家人甚至达到了“皆欲杀舜”的可怕地步，这些记载，已经夸张得不合常理了，必然经过了儒家变本加厉的修改，以衬托舜的仁德，但是舜家庭环境的恶劣还是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里，舜采取了最佳的应对策略，他“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按舜当时的力量，还无法反抗家庭的压迫，并且需要家庭的供养来生存，所以他一方面谨慎恭敬地侍奉自己的父母甚至弟弟，不犯大错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同时适当地犯点小错误，让他们责罚，满足一下他们对他的仇恨厌恶心理。逆境能毁灭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从舜的早年种种经历来看，从常理推断，舜应该是一个机智，沉稳，富有城府的人，当这样的人遇到夺取天下的机会，他所做的不应该是等别人让给自己，而是争取！禅让一说，于情理不符。 

 

正统史书中对尧舜禅让的描写，固然尽善尽美，却在事实和逻辑上存在许多巨大的疑点和矛盾，具体主要有：

一，舜的个性过于完美，过不合理，大部分上面一段已经详叙，而史籍对于舜的记载其实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庄子。杂篇。盗跖》里说“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吕氏春秋。举难》篇开首就说“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置意”，我们在联胤系《史记》里的记载“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舜是否真的如子道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记载却让人想起《史记》里的另外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在未央宫建成的时候曾经宴请群臣宗族，史载：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胤上胤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里没有说太公当时是否也笑得出来，依我看刘太公当时恐怕是非常尴尬的，他实际上成了群臣的笑柄，作为皇帝的刘邦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这也是刘邦被后人斥为不孝的一个原因。而上文说的舜朝其父，大概是类似的例子，舜父瞽叟，一向喜欢象而厌恶舜，舜如果真的孝顺瞽叟，为什么去见他时要载着天子旗呢？这似乎是在讥笑瞽叟，你不是喜欢象吗？现在谁更有本事呢？带有轻视之意，所以说舜卑父，说舜不孝。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舜妻尧二女，则尧在舜为岳胤父，而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或“舜囚尧於平阳，取之帝位”或“舜放尧於平阳”或“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说法不同，其实意思一样，就是舜囚胤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天子之位，囚父夺位，自然是天理难容的大不孝行为，所以说舜不孝，正可以说明尧舜次位是血胤腥的政胤变过程。
二，无论从任何资料来看，尧统胤治时期都属于政治清明，和平安定的时代，《史记》却说尧时“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於尧，尧未能举”又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胤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胤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 有八元八恺不能举，有四恶不能去，这未免和诸多史籍中描述的完美统胤治太大相径庭了吧。但是我们如果在认真一点看，就会发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这些都是舜在掌握权力的时候完成的，那么所谓选贤举能，惩奸除恶说到底不过是舜掌握实权后的一次政治大洗牌。前面说过，从黄帝部落得到中原的统胤治权以来，最高统胤治者的传递只在玄嚣和昌意两嫡系中进行，舜所任用的八元是高辛氏后裔，属于玄嚣系，八恺是高阳氏后裔，属昌意系，选用八元八恺实际上是舜对两系的拉拢，一方面得到了两系的认可，一方面有培植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本身舜任八元“以揆百事”，任八恺“布五教于四方”都是要职。而去四恶，则是对不服胤从自己的政治势力进行打胤压，效果是“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天下诸侯都安静了，说朝中没有坏人了，舜的权威第一次达到了顶点。
三，尧的后代不肖，《尚书》记载尧对自己的儿子丹朱的评价是“吁！嚣讼可乎？”意思是傲慢好辩的样子可以吗？《史记，夏本纪》帝舜更是直接地批胤评了自己的小舅子丹朱：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帝王世纪》说“尧取(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丹朱似乎是一个吊儿郎当，整天无所事事的公子形象，于是当舜避丹朱时，天下诸侯就很自然的“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然后“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但是俗话说上行下效，父行子肖，尧作为一个勤勉开明的君主，他的儿子怎么可能都“不肖”，甚至像丹朱被描述的如同废物一般呢？毕竟上古时期君主集胤权尚不强，宗室待遇估计也很一般，尧的儿子们并没有像后世帝王子孙一样近乎无穷的享受资料，堕胤落腐化程度不应该这么深，并且《史记》本身也说尧派他的九个儿子到舜身边，于是“尧九男皆益笃”，也就是说尧的儿子品德越来越高尚了，未免有些矛盾。 再说丹朱，关于丹朱，《尚书》中还有一段记载“放齐曰：“胤子朱启明。””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放齐可能处于奉承尧的目的从而赞美丹朱，但是我们知道，尧所问的是部落联盟继承的大事，放齐借这个机会来拍尧的马屁的可能性毕竟不是很大，作为开明君主尧的近臣和重臣，放齐应该还没有奸佞到这种地步，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此外，按《山胤海胤经。海内北经》载：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此四台是否存在不必细究，但是反而是传说，更能反映人胤民的真胤实情感，尧，喾，舜都是深的人心的明君，丹朱的台能够和他们并列，足够说明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丹朱在位不长，仅仅是在舜避之于南河之南的一小段时间内，却仍然有帝号也足够说明他的威望，如前面所讲的尧兄帝挚，在位时间当长于丹朱，却从未有文献或传说称之。又《山胤海胤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於阳，帝丹朱葬於阴。”这里又把帝舜和帝丹朱并列，丹朱能够有资格和舜葬在一个地方，也可以证明丹朱绝对不是一个嚣讼的花胤花胤公胤子，他在诸侯百胤姓心中是有相当的威望的，丹朱的抹黑，很可能又是儒家为了圆禅让的逻辑而为的。

 

六，三苗之不服叛变。三苗大抵是属于龙山文化的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打败后辗转来到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带，和当地的炎帝部落融合后形成的新部落，《舜典》传云：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按《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炎帝族有名厉山氏者，厉山在湖北一带（郭沫若认为厉者，烈也，烈山即烧山刀耕火种者，与神农氏授民五谷合），此可征矣。三苗大致对应考古学中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为铜石并用文化，则三苗族继承并发展了善用铜器的九黎部落的文化，为一彪悍而先进的民族，自古至于三代，都是一个让华夏族头痛的部落联盟。到了尧时，尧顺利解决了三苗问题，他软硬兼施，一方面他动用强大的武力表明实力，《吕氏春秋。召类》所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但是仅仅起到恐吓作用，并没有发动大的战争；另一方面，他拉拢三苗的首领驩兜，让他进入华夏联盟的统治核心，成为尧身边的重臣，从而将三苗和华夏部落保持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直到尧散失权利之前，都没有三苗再作乱的记载，也因此《荀子。成相》才会说：“尧有德，干戈不用而三苗服。”是未曾大动干戈也。三苗已经俨然尧所领导的华夏联盟的重要盟友了，俨如九夷之于夏。然而，舜即位之后，三苗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帝王世纪》记载：“尧崩.三年丧毕.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以土代火.色尚黄.乃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东巡狩.登南山.观河渚.受图书.表赐群臣.尊伯禹.稷契皋繇皆益地.有苗氏负固不服. ” 也就是舜刚刚继承尧的位置不久，三苗就反叛了，《史记》也说舜正式掌握权力之后，“三苗在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显然三苗十分反感舜的统治，作为尧的盟友，如果舜是尧认定的继承人，三苗为何反映要如此激烈呢？而舜的做法更是可以说是赶净杀绝。他“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则舜一边将在身边的三苗首领驩兜流放到了三苗活动地区还要南的崇山，另一边则强迫三苗的精英阶层迁徙到和南方气候条件大为不同的三危（在甘肃一带，《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洲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不一定在敦煌，但大致在舜时西北边陲。），从此三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直到禹时被一举灭亡。由此观之，三苗和舜之间的矛盾似乎非常深，若不是舜不叙人伦，囚父君夺位，引起三苗强烈的不满和恐慌，三苗也不至于和舜之间爆发如此激烈的冲突。

 

七，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舜上台后的政治作为太可疑。在原始部落制社会的尧时代，之所以得以政治清明，境内安定，不当仅是因为尧个人能力出色，辅佐部落盟主的诸侯百揆起到的作用应该更大。尧时期主政人员，在史载者内有四岳（以羲族和和族二族专之，《尧典》所谓“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也。）及放齐，驩兜，共工，鲧，外有八牧（《通典》所谓“分置八伯，以九州而言，八伯者，据畿外八州也”也）为地方诸侯之长。应该说这四岳八伯为首的统治体系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不足以成就尧之治。但是舜一上台，几乎立刻更换了尧的所有重臣，并重新划分了诸侯体制。史载舜在“摄行天子之政”后，就对旧的统治体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史记。五帝本纪》：“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并且马上替换上了自己的人马。对旧臣惩罚不可谓不重，可是被打击者到底犯了什么罪呢？驩兜不过谏议不善，共工淫辟，史籍不载，不详一工师能淫辟到何等程度至于流放？鲧治水无功，无功非有过，即使要惩罚，何至于殛？（集解马融曰：殛，诛也。）《史记》中所加的，恐怕都是虚妄之罪，是后人为了帮舜圆谎而加上的。本身史籍中对此就有不同的记载，如《吕氏春秋。行论》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其猛**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彷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步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那么，鲧之所以受到最重的惩罚（其他人都是流放），而犯的罪过反而最轻就可以解释了，因为鲧在舜继位后不服，甚至公开反对作乱（这很符合鲧的性格，《史记》记载四岳在向尧推荐鲧治水时，尧回答说：鲧负命毁族，不可。鲧是否真的到了狠戾到负命毁族不得而知，但是大致可知鲧乃是一个不喜欢循规蹈矩，敢作敢为的人），因为尧对他算是有恩，虽然不大相信他，还是任命他主持治水。看的出鲧的势力很大，《夏本纪》记载：“鲧之父曰帝颛顼。”按时间辈分来看，鲧不可能是颛顼之子，中间可能差了几代，但是鲧极有可能是高阳，即昌意这一系的继承人，所以舜开始选择“召之”的策略，不想正面冲突，但是鲧却“不来”，于是舜和鲧之间必然爆发了一场恶战，结果是“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不但把鲧在羽山处死，而且还用锋利的刀剖开他的尸体(肢解？副，即剖开），可见舜有多么的恨鲧，这可和舜的仁和形象不符，不过这也给后面禹流舜埋下了伏笔，禹不敢怒，处心积虑地讨取舜的欢心。而且鲧是否治水不利呢？也未必，不然舜日后也不至于一定要任用禹来治水，毕竟自己残忍地杀害了禹的父亲，但是很有可能当时找不出比禹更有治水能力的人，而禹的治水能力和经验必然是在协助他父亲的过程中积累的，那鲧治水是否一无是处，至于诛杀呢？此外，舜也对方伯体系进行了调整，无论如何当时并不是中央集权式的社会体制，利用方伯控制好诸侯更为重要，尧时前面说过外有八方伯，而舜上台后，立刻“肇十有二州”《通典》说舜时“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侯伯，即领诸侯之方伯，可见舜增加了方伯，削弱了原来方伯的势力增加了服从自己的方伯。至此，属于舜自己的政治体系终于建立了，内皋陶为大理，伯夷主礼，垂主工师，益主虞，弃主稷，契主司徒，龙主宾客，四岳依旧（羲，和可能迫于大势而变节，也可能是新的四岳，未详），又有十二州牧，共二十二人，其中除了四岳不详，全非尧时人，尧的势力被彻底清除，舜的天下建立了，篡位完成了。

 

综上，解开诸疑窦后，结合自己的推理，让我们来还原一下尧舜易位的实际情况。


尧统治末年，年老体衰，加之心力交瘁，统治出现了松动，故《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所谓尧德衰，说明了尧集团的势力力量在衰退。舜是昌意一系的黄帝后人，但年代久远，势力不强，大致为今河北一带的一个小部落，舜青少年时代家庭环境恶劣，但他予以隐忍，表现出美好的品德以及一定的能力，因此被族人选为首领，舜成为首领后，带着族人向南发展，并且一路学习先进的技术，实力不断壮大。（《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按《括地志》，历山为蒲州河东县，雷泽在濮州雷泽县，河滨有陶城也在蒲州，说历山和河滨在今天山西西南的蒲州不可信，现代一般认为历山在山东甄城县，河滨估计也在今黄河在山东段。集解郑玄曰：负夏，卫地。对寿丘，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然在今山东省北部一带。）舜南迁后一直在现在山东省西北部活动，后来又渡河来到了卫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尧的统治核心在今天山西省西南部一带，那么舜的势力正在逼近尧的直接统治区域。并且此时舜的部落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壮大，从前面可以看出来，舜的部落不仅会农耕（耕于历山），会捕鱼（渔于雷泽），会打猎（就时于负夏），还会制作陶器（陶河滨）和制作其他各种器具（做什器于寿丘，什，言种类繁多也。），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五帝本纪》说舜所在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周围的小部落见到舜部落强大先进，首领优秀（舜的政治才能无可挑剔），纷纷来投靠舜的部落，终于到了有一天，尧发现他再也无法忽视舜的部落了，便有意拉拢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结为姻亲。（古代联姻之风盛行，史籍说尧嫁给舜二女是为了试德过于美化，实际必是政治联姻），舜在尧的女儿面前装得恭恭敬敬，放松了尧对他的警惕，认为舜的确已经被拉拢了，而且是个可用之才，于是又进一步任命他为尧廷的要员，所谓“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舜开始表现出色，进一步得到了尧的认可和信任，慢慢爬至部落联盟的权利核心，此时舜开始了自己夺权计划的第一步，在与尧保持表面和谐的同时，趁着尧的年纪越来越大，力不从心之时，舜慢慢地培植着自己的势力，并尝试驱除尧方面反对自己的势力，这就是所谓举八元八恺，去四恶，舜的权威顿时大大有超越尧的势头了，到这时尧才意识到舜的意图，于是想办法把舜流放到了环境恶劣的地方，打算除掉他，此即尧“内舜于大麓”也。但是舜想办法逃了回来，并且马上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尧和他的儿子朱，此即《竹书纪年》所谓“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当时尧的统治之所以还能维持，很可能是因为尧有权，朱有智（前《尧典》放齐曰：“胤子主启明。”是也。）而舜很聪明地把尧和朱分开了，尧的势力进一步弱化，之后自己告命文祖，遍揖群神，巡游天下，宣告自己的祭祀权和统治权，表明大势。开始他可能并不准备完全情理掉尧的势力，正如我所说的，尧的重臣都是能治国的可用之才，所以才先进行威慑和拉拢，也有人变节投诚的，如前面说的四岳可能变节了，还有就是尧师许由，《帝王世纪》说尧“乃以尹寿.许由为师”而《吕氏春秋。劝学》又说“帝舜师许由”，是许由变节矣。但是多数旧臣依然心念帝尧，不肯服从舜，尧时华夏族的盟友三苗部落也反对舜的统治，这一切都让帝舜感到了巨大的威胁。终于舜在巡游天下，稳定诸侯部落后，下定决心一举铲除尧的势力，这才有前面的所谓放四恶，其中反抗最激烈的鲧更是被舜殛于羽山，以刀副尸，于是“四罪而天下咸服”。舜大权在握，就杀害了尧，又害怕诸侯愤怒，所以假意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扶植丹朱做傀儡天子，但是南河在哪里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处也。那么所谓舜避之于南河之南，其实舜就在丹朱的身边，假天子名义继续控制朝政，大有后世曹操之风，并在此时观察天下诸侯的态度。此时大局已定，诸侯都学乖了，“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虽然丹朱是名义上的天子，大家都转而拥戴舜，舜这才名正言顺地登上梦寐以求的帝位，“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说尧舜相继并非禅让也不是我一家之说，诸子百家里也有对尧舜相争的记载。《韩非子。说难》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尧舜禹三代乃是代代相逼，之所以流传下来的却是美名，是因为他们“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荀子也认为所谓尧舜禅让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荀子。正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 是不然。天子者，执位至尊，无敌於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又说“曰∶「死而擅之。」 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又说：“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 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执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荀子一次又一次否定了尧舜禅让的说法并且从逻辑上否认了他人提出的各种可能性，他认为天子之位是“尊无上”的，作为明君是内心欢愉的，有怎么会将位置白白送给别人呢？此外，对于尧舜之说最有力的支持文献无疑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又名《汲冢古书》，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盗墓人不准在汲郡作业时得到的，从上古载至“今王二十年”从其内容年代可知，今王乃是魏惠王，被盗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竹书》原简应该是战国时魏国的官修正史，那么它所记载的篡位说的可信度就要比现在一般的禅让说要可信得多。因为一方面它是迄今为止能找到的于史有载的最早的实物资料来源，而且还是官修正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它修史之时儒学尚未占统治地位，处于百家争鸣的时期，修史者不至于落入儒家教条的条条框框中，能够比较公正地记录下史实，战国时比较开放和自主的学术氛围更增加了《竹书纪年》的可信度。


由上，先秦之时，禅让之说未必就是主流，起码篡位之说相信者还大有人在，且流传广泛，可惜李斯上表焚书，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惩罚措施又极为严厉，导致了先秦史料亡佚殆尽，仅存的秦记也迅速散逸了，以至于现在对于先秦历史都没有直接的文献可以参考，秦始皇和李斯可谓罪莫大焉！到了后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君臣父子之道和规范历史书籍《尚书》从此统治了上古历史，至此之后两千年内中国的儒生终于将篡位之说斥为异端，予以否决，代之的是寄托着儒生理想却荒诞不羁的禅让说，真相于是被逐渐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去。

 

最后，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篡位说照样能找到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从多个角度来看，它是尧舜时期的都城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它的年代和尧舜年代重合，陶寺遗址年代据测定在前2300年到前19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和尧舜禹时代完全吻合。

二，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史籍中记载的尧舜禹的都城—阳城基本一致，《水经注》卷六曰：“汾水又南, 径平阳县故城, 东晋大夫赵晁之故邑也。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 舜并都之地也。北魏时平阳郡就在现在临汾市，与陶寺遗址距离不过数十公里，说陶寺城址是尧城，在地理上合理。

三，陶寺遗址的规模足以任王城。陶寺城址，是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地区的史前最大城址，在同时期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聚落。城址南北最大距离2150米，最小距离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并且有城墙环绕，城内还发现了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的宫殿遗址，（何驽《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王城。

因此可以推断它是尧舜之都平阳，并很可能后来也就是禹都阳城（《竹书纪年》说：禹都阳城）。这种说法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陶寺遗址曾经出土了一支朱字扁壶，上面有两个陶文，一个被证明是“文”字无误，还有一个经何驽教授考证可能是尧字

 

那么这件器物上的陶文写的就是“文尧”如果假设成胤立，那此地是帝尧之都就没有疑问了。

而在陶寺遗址的研究中发现，至少有6条证胤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
1.“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址所叠压或打破” 平城墙。
2.“IT5026、IT5126所揭破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胤圾中，出土了三大块蓖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建筑垃胤圾内的夯土块质量很好。。。。。。建筑垃胤圾的堆积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是陶寺文化中期。—废宫殿。
3.“IT5026揭胤露的垃胤圾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胚剥片，而且还出土了5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胤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 杀壮丁。
4.“IT5126H68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胤害致胤死，并在应道部位插胤入一只牛角。” 淫胤妇女。
5.“大型建筑基址2FJT1位于中期城址南边中期小城的祭祀区，。。。。。2FJT1被压在3、4层下，两层均为陶寺晚期文化。”
毁宗庙。
6.“M8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均已移位，人骨不全缺失严重。。。。。。填土内还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分属不同的个体。”“M22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胤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盒绿松嵌片等20余件。” 扰祖陵。
（以上来自王晓毅、丁金龙《也谈尧舜禅让与篡夺》，收录在《襄汾陶寺遗址研究》一书中）

从这些现象可以明显地看出，陶寺遗址中期到晚期过渡的时候，发生过及其野蛮的暴胤力事件，不但残胤忍(如34两点），而且影响极大，直接导致了陶寺城的政胤权更替（如12两点），一般认为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者陶唐部落的政胤权统胤治，那么，这起血胤腥的暴胤力政胤变就应该是发生在尧的继任者舜和尧之间的，考古发现再一次从现实的，非文献的角度验证了篡位说。

事实上，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中原地区居民有同事受到周围文明（如东夷南蛮等）无时无刻不向中原地区发展的压力以及史前大洪水的危害，生存压力空前，在物质文明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发展出禅让这样的道胤德水平呢？这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再看看尧舜时期前后，前有黄帝争天下，“与神农氏战于陂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战而天下大服.”血流漂杵，《淮南子》：“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可见惨烈。后者，益干启位，启杀之，太康失国，羿杀之，羿自傲，寒浞杀之，又杀帝相，寒浞势蹙，少康杀之，三代前后，分明是一部部攻杀不止的血胤腥史，岂惟三代独能修文治德？亦可以知其事伪。

舜逼尧，禹逼舜，皆以为自己是成功者，但是舜终究身死苍梧，禹之天下也久，商汤兴，夏桀灭，天胤道循环，以至于斯。前人忙于相攻不能察，后人当察而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