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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旺林 “庶吉士”一词，取《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书·立政》：“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据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周秉钧先生解释，“庶：众也。常：祥也。吉：善也。庶常吉士﹐言上列各官皆祥善也。”（1）自明洪武十八年（乙丑，1385）起，“庶吉士”才开始成为科举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15日）：“以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第二甲赐进士出身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李震为承敕郎，陈广为中书舍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危瓛为卫府……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之观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见《洪武实录》（2）第172卷）《明史·志第四十六·选举志二》指出：“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而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 庶吉士最初并非只在专属于翰林院。至明成祖永乐二年（甲申，1404）“庶吉士遂专属翰林”。（3） 翰林，作为机构名称，指的是翰林院。如“庶吉士遂专属翰林”、“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明、清时期，翰林院掌编修国史、编辑奏章、进讲经书和草拟诏谕等高级文字工作，是皇帝的高级文秘机构。而人们日常所谓翰林，则多是指翰林院官员（下面我们所说的翰林便是），他们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由于从明代永乐朝开始，历代帝王都将庶吉士放在翰林院，而大多数的翰林官又往往是从庶吉士中选拔。因此，自古及今，很多人都把庶吉士视为翰林。很多地方计算当地历史上出过多少个翰林时，也将只是当过庶吉士的人也计算在内。严格说来，这是不合适的。 有人说，“庶吉士勉强可算做翰林”。其实，说庶吉士是“准翰林”应该更为合适些。（4）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指出：“所谓庶吉士，是一种尚未正式评级授官前的储备官员。”（5）吴仁安教授也曾指出：“庶吉士还不能算是正式翰林”。（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二记载，自乾隆二年（1737年）后，翰林院官员着官服皆可悬珠，而庶吉士未授职前，非有史馆等差使，不准悬珠，亦可作为庶吉士并非正式翰林官之佐证。”（7）我们将庶吉士说成“准翰林”，是考虑到庶吉士中有不少人曾做过翰林的候选人，而且有很多人也确实成了正式的翰林。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阐明庶吉士充其量只是“准翰林”这个问题。 一、翰林院官员编制中无庶吉士 明代黄佐的《翰林记》（8）关于翰林院“官制因革”和“列衔”的记录中均未提及庶吉士。 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在选部分庶吉士入翰林院的第二天，明太祖朱元璋“命吏部定翰林院官制。正官：学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见《洪武实录》第172卷）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其中规定：翰林院学士正五品，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从五品，翰林院侍读、侍讲正六品，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翰林院五经博士正八品，翰林院典籍从八品，翰林院侍书正九品，翰林院待诏从九品，翰林院孔目未入流。并无提及庶吉士。（见《洪武实录》第222卷） 正德四年（己巳，1509）八月戊辰（初八日），“改定翰林院官制额为二十四员。学士一员，侍讲、侍读学士各一员，侍讲、侍读各二员，修撰五员，编修八员，检讨四员。有缺则量选庶吉士教养除补，或推诸司有学行者调补。”（见《正德实录》第53卷） 顺治元年（甲申，1644）十一月乙酉（初一日），“大学士冯铨等奏言：翰林院，明初原定为正三品衙门，后因詹事府有翰林三品、四品官，遂改为五品。今议暂罢詹事府，仍宜复翰林院为正三品。原额官二十员。学士一员，今应正三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员，今俱应正四品；侍读、侍讲各二员，今俱应正五品；修撰三员，仍应从六品；编修四员，仍应正七品；检讨四员，仍应从七品。员缺俱于新旧翰林中查其资序才能，通融补授。再查翰林原额虽止二十员，然明朝因职务殷繁，又为储才之地，将来备内阁、宗伯、少宰之选，故用人多至三四十员不等。会典开载以为无定员。正为此也。若庶吉士三年一选，或二三十员，亦无定数，临期请旨定夺。诰敕房办事典籍二员，并首领官孔目一员，俱应仍旧。其博士五员、侍书二员、待诏六员，旧不常设。今应裁汰。得旨：翰林院著为正三品衙门。詹事府，并尚宝司衙门，俱著裁去。”（见《顺治实录》第11卷）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闰三月庚寅（30日），“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王熙奏言：‘翰林官自侍读学士以至检讨，与臣等俱为同官，原无统属。凡给假省亲、终养、迁葬、告病等项，宜令自行陈奏。永为定例。’报可。”（见《顺治实录》第125卷） 顺治十六年九月乙酉（27日），“吏部定议翰林官外转例。除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上照常升转外，侍读以下应照科道（9）例，每年外转二员。春季一员、秋季一员。侍读、侍讲以参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编修、检讨以参议用。从之。”（见《顺治实录》第128卷） 乾隆元年（丙辰，1736）二月辛巳（17日），“命翰林官拟进上谕。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翰林以读书为职业。然读书将以致用，非徒诵习其文辞也。古来制诰多出词臣之手，必学问淹雅，识见明通，始称华国之选，有裨于政事。今翰詹官员甚多，于诗赋外，亦当留心诏敕。掌院学士以下，编检（10）以上，可各以己意拟写上谕一道，陆续封呈朕览。既可以觇其文艺之浅深，并可以观其胸中之蕴蓄。倘有切于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颁发，见诸施行。则词曹非徒章句之虚文，而国家亦收文章之实用矣。嗣后庶吉士散馆后，即照此例行。”（见《乾隆实录》第13卷） 以上材料说明庶吉士并不在翰林官的组织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庶吉士并无翰林的身份。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的有关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二、庶吉士是在翰林院进学、读书的进修生 既然庶吉士并无翰林的身份，那么，庶吉士在翰林院中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们是翰林院举办的高级进修班、培训班的学员。 所谓庶吉士“专属翰林”，并不是说庶吉士都在翰林院任职，而是说让庶吉士都在翰林院进学、读书。这可从以下材料中得到证明： 永乐二年（甲申，1404）三月己酉（初八日），“吏部奏授进士曾棨等官。命第一甲曾棨为翰林院修撰，周述、周孟简俱为编修。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进学。擢第三甲方昶等二十人为行人司行人。余于诸司观政。（《永乐实录》第29卷） 永乐三年（乙酉，1405）正月壬子（十五日），明成祖朱棣曾对新科一甲进士和新选翰林院庶吉士说：“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负朕期待之意。”（见《永乐实录》第38卷）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四月丁酉（初七日），“上谕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曰：‘今科进士，考选庶吉士送翰林院命教习读书，于十五日举行。’”当月十八日（戊申），“改进士赵贞吉……（30人）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见《嘉靖实录》第174卷） 顺治三年（丙戌，1646）四月甲申（初八日），“选授进士多象谦……等四十六名为庶吉士，俱送翰林院读书。”（见《顺治实录》第25卷） 可以说，“俾仍进学”、“送翰林院命教习读书”是明永乐朝以来朝廷对庶吉士的常规性的安排。有专人负责教习、督导，有一定的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雍正末年还特设庶常馆作为教习场所（11），有严格的考核制度（12）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博士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13）以顺治时所定《庶吉士进学规条》对比清代各学校《规条》后曾指出：“庶常馆与书院和学校十分相似，既有平时授课，又有定期考试，既须交作业，又要记考勤，既不能迟到，又不能早退恐比学校还要严格，而庶吉士与学生无异，只是身份较高，待遇较好而已。” 三、庶吉士“尚未授职”，“官未真除” 清代况周颐《续眉庐丛话》：“清制：各直省儒学廪膳生员岁支廪饩。翰林院庶常馆，月之所支亦曰廪饩。雍正十年，张相国文和议奏：‘庶吉士廪饩银每人每月四两五钱。’盖庶常未经散馆，官未真除，其隶翰林院亦犹夫肄业生也。”（14）这里虽然说的只是清代的庶吉士，但同样适合于明代的庶吉士。 天启元年（辛酉，1621）九月明熹宗即位时，曾照例颁布“恩诏”，开列了若干“合行事宜”。其中一条是：“两京文武官员，一品至九品各给与应得诰命，先给领者进本品勋阶一等，品同而职衔不同者，照现任改给；署职者与实授；试御史、试中书、庶吉士、吏部守部进士，及给假守制等官，候实授、授官、复除之日补给。”（见《天启实录》第1卷）庶吉士属于“候授官”，说明其尚无官职。 《清史稿·志九十·职官志二》：“庶吉士旧隶内弘文院，后设本院（按：指翰林院）始来属。雍正十三年建庶常馆。故事，散馆后始授职。”“散馆后始授职”正说明清代的庶吉士“官未真除”。下面先引用两个自康熙朝以来庶吉士散馆时所用的“模板”来看看。 1、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闰七月丁酉（24日）。“谕吏部：庶吉士李录予等学习已久，今加考试，应分别授职。除蔡启僔、孙在丰、徐乾学已授修撰、编修外，李录予……（14人）俱著授翰林院编修、检讨。车万育……（4人）俱著以科道用。德赫勒……（15人）俱著以部员用。”（《康熙实录》卷之三十九）（15）—— 这是康熙、雍正两朝的通用“模板”。在该“模板”中，有时将“学习已久”改为“教习已久”。 2、乾隆二年（丁巳，1737）五月甲寅（27日）。“内阁、翰林院带领丙辰科散馆修撰、编修、庶吉士引见。得旨：清书庶吉士彭树葵、邓时敏俱著授编修。兴泰……（6人）俱著授为检讨。汉书修撰金德瑛（状元）、编修黄孙懋（榜眼）已经授职。庶吉士董邦达……（16人）俱著授为编修。钟音……（14人）俱著授为检讨。史积琦……（6人）俱以部属（16）用。顾之麟……（10人）俱以知县即用。罗世芳……（8人）著归进士原班铨选。（《乾隆实录》第43卷）（17）——这是从乾隆朝起使用的“模板”。 不管从哪一种“模板”，我们都可以看到庶吉士在散馆前并无官职可言。一甲进士则不然。一甲进士是带职进修，故散馆时说明“已经授职”。 下面再引几则材料来说明庶吉士“官未真除”： 1、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四月丁亥（17日），乾隆帝因“本日引见京察各员内，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特地谕令：“该员尚未散馆授职，不应遽膺荐剡。著彻去。嗣后庶吉士保送一等之例，著停止。”在吏部带领京察保送一等之翰林院编修等人引见时，乾隆帝又再次明确指示：“庶吉士吴寿昌，尚未授职，不必入京察，著为令。”（见《乾隆实录》第883卷）吴寿昌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五月选授汉书庶吉士，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授编修。 2、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二月乙酉（初七日），乾隆帝就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清书庶吉士黄寿龄参与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于上年六月遗失《永乐大典》六册一事下谕：“庶吉士黄寿龄，上年因遗失永乐大典，经部议以降二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因该员尚未散馆授职，无任可留，令再学习三年，方准散馆。固属咎所应得，第念《四库全书》处，未定章程以前，纂修等将书携归校办者，谅不止一人。黄寿龄第因遗失，遂干吏议耳。其情尚稍可原。黄寿龄著从宽，准其同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其议处之案，改为罚俸三年。”（见《乾隆实录》第976卷）黄寿龄于乾隆四十年四月散馆授编修。 3、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的状元潘世恩（官至大学士。曾任上书房总师傅）曾在《玉堂鸣盛集·序》中说：“庶吉士非官也，散馆乃授七品职”。正如邸永君博士所指出的：潘世恩“做为当时深谙玉堂掌故之人，此当非妄语。”（18） “尚未散馆授职”，说明庶吉士在散馆前确是“官未真除”，这也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庶吉士是在翰林院进学、读书的进修生”这一点。 四、不是获准散馆的庶吉士都能留在翰林院任职 庶吉士中，有留级、留班，“再教习”若干年（一般是三年）后才散馆授职的，也有因种种原因被革除的。这些我们不去说它。这里只说已获准散馆的庶吉士。他们并不是都被安排留院任职。这是庶吉士不能称为翰林的最好证明。 “《大明会典》云：凡庶吉士，内阁奏请学士等官二员教习，本院仍行户部给灯油钱，兵部拨皂隶，刑部给纸劄，工部拨房屋，順天府给笔墨，光禄寺给酒饭，内阁按月考试，俟有成效，送吏部铨注本院并除各衙门职事。”（19） 《明史·志第四十六·选举志二》说：“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这里有个错误，就是说“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明史·志第五十·职官志二》对其已作出否定或者说纠正：“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永乐二年，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 弘治六年（癸丑，1493）四月，大学士徐溥等针对“选新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而提出：“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此建议被弘治帝采纳（“上纳之。命今后内阁仍同吏、礼二部考选”）（见《弘治实录》第74卷） 嘉靖六年（丁亥，1527）十一月丁丑（初三日），嘉靖帝“谕内阁：庶吉士不须教养，并除遣之。”大学士杨一清请“照常例留三五辈在翰林，及选科道等官”。大学士张璁则认为“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属、知县等官”。嘉靖帝采取折中办法，留2人于科道，13人于部属，4人为知县。无一人留翰林院。（详见《嘉靖实录》第82卷）这虽说是特殊情况，但从杨一清所谓“照常例留三五辈在翰林，及选科道等官”来看，庶吉士散馆时留少量在翰林院乃是“常例”。 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月甲子（29日），“大学士杨一清等言：进士改庶吉士令读中秘书，盖自我成祖（按：即永乐帝）始，其所选士，或限年、或拘地、或采名、或即取之制策。夫限年则老成见遗，拘地、采名或有偏私之弊，惟取诸制策之优者为得。及孝宗（按：即弘治帝）立为定制，每科必选，选止二十人，留亦不过三五辈。”（见《嘉靖实录》第99卷）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五月，工部左给事中张岳就“庶吉士之选”建议“每科取选，每选不过三十人，每留不过四五辈”。其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认可（“从之”）（见《嘉靖实录》第546卷）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二月，吏部提出“今后凡遇科年，考选庶吉士率以二十余人，储养成才，留授编、检官无过七八辈，其余酌量才品，分授科道、部属等官，著为定例，永远遵守。”“上是之”。（见《万历实录》第171卷） 熹宗天启五年（乙丑，1625）六月庚辰（初四日）下旨：“庶吉士散馆，科道、部属通用”（见《天启实录》第60卷） 下面看看明代几次庶吉士“散馆”的实际情况： 永乐十六年（戊戌，1418）五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任编修者6人，任中书舍人者7人。离院任职者占54%。 洪熙元年（乙巳，1425）明宣宗自七月至十二月，先后给19位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1人，给事中6人，监察御史12人。离院（院：指翰林院。下同）任职者占94.74%。 弘治六年（1493）六月所选癸丑科庶吉士20人，授编检7人，给事中6人，监察御史3人，主事4人。离院者占该科庶吉士总数的65%。 嘉靖元年（壬午，1522）十一月下旬先后给21位庶吉士授职，6人授编修，6人为给事中，5人为监察御史，4人为主事。离院者占71.43%。 万历五年（丁丑，1577）五月选28人为庶吉士。自万历七年起陆续授职，授编检11人，给事中6人，御史8人，部属2人，不明者1人。离院者占57.14%以上。 《清史稿志·志八十三·选举志三》：“凡用庶吉士曰馆选。初制，分习清、汉书，隶内院，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 康熙三年（甲辰，1664）五月选庶吉士15人，自康熙五年至十一年陆续授职，任编检3人，科道5人，部属6人。另有1人情况不明。离院者占73.33%以上（若将情况不明者计入离院者，则离院者达到80%）。 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庶吉士12人，授编检7人，科道4人，部属1人。离院者占41.67%。 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庶吉士27员，编检13人，科道2人，部属11人。不明1人。离院者占41.67%以上（若将情况不明者计入离院者，则离院者占51.85%）。 清代历次庶吉士散馆，离院任职者多于留院任职者（即授职编检者）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康熙朝22次中庶吉士散馆中，13次均有人离院（20）。离院者多于留院者的有4次，其中最典型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庶吉士散馆，授编检者仅10人，而归进士班用的竟有30人，离院者是留院者的三倍。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庶吉士散馆时还有若干次是无人离院的，而自乾隆朝起，直至光绪三十三年，历次庶吉士散馆均有人离院任职。例如，咸丰朝五次庶吉士散馆，每科都有10人以上离院。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四月庶吉士散馆时乾隆帝说的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当时有庶吉士等34人散馆，其中31人授编检，离院者仅3人（均“以部属用”）。留院者占总数的91%多。乾隆帝曾特加说明：“此次因办理《四库全书》，需员纂校，是以散馆人数较上次少，而留馆者转多。后不为例。”（21）此后乾隆朝还举行了8次庶吉士与一甲进士一起散馆，再没有一次“留馆”者人数超过85.20%的。 以上种种材料说明，庶吉士只是翰林院举办的高级进修班、培训班的学员，是翰林、科道、部属等方面人才的后备力量、备选对象。在他们当中，有的人散馆时得以留院任职，跻身于翰林之列；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离院任职，未能获得翰林的职位。对于这些离院的庶吉士来说，他们在散馆前没有翰林的身份；散馆时又没有得到留院的安排，也许就毕生与翰林身份无缘了（除非遇什么特殊的机遇被皇帝“加恩”授为翰林院编检）。要说他们与翰林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只是曾被作为翰林官的培养对象或候选人而已。 对于散馆后成为翰林院编检者，人们自然会以翰林称之。而对于没有成为翰林的庶吉士，自然不能称为翰林（当然也不应该计入翰林之中），一般说来也不会以“准翰林”称之。那么对他们该怎样称呼呢？吴仁安教授曾经指出：“社会上对庶吉士的称呼也比较特别，有时称之为‘太史’或‘太史公’，有时称呼其散馆改授之官职，通常则称之为‘庶常’。例如，那位撰有《秦音》、《蜀典》等著作的清代学者张澍（字介侯，武威人），嘉庆四年馆选为庶吉士，散馆落选外放为知县，初令玉屏，继知屏山、兴文、永新、沪溪等县，故在别人的记叙和文牒中或称之为‘张介侯太史’，或称之为‘张介侯明府’。又如蔡元培，当他在光绪十八年被馆选为庶吉士时，翁同和在该年壬辰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即称他为‘新庶常蔡元培’。再如清代著名戏曲家洪升的岳父黄彦博，他于康熙三年馆选为庶吉士，但他未及散馆，而于康熙四年巳夏秋间即病殁于北京，故人们多称他为‘黄庶常’，有一篇悼念黄彦博的文章，题目就叫做‘祭黄庶常’。”（22） 顺便说一下，在仕途、事业等方面，最终只有庶吉士身份的离院者，未必总会逊色于留院成为翰林者。倒是有些离院者，其人生的辉煌让许多的留院者望尘莫及。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七月有32位庶吉士散馆授职。其中康熙三十三年的庶吉士朱轼（23）不要说没能留院，而且连科道、部属官也没当上，而是“照原甲第以知县用”。（24）然而，他从湖北潜江知县起步，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封光禄大夫。一生扬历中外，位高权重，其功绩之卓著、荣耀之显赫，不要说和他一起散馆时的21位留院者无人能及，就是整个清代又有多少个翰林官能与之并驾齐驱？另外，乾隆帝经常要来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并“亲加详阅，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有些留院者，因在该考试中名列末等，当翰林官不过一年多时间便被免职。（25）最倒霉的则是一位在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月中旬散馆时才授为编修者，次月上旬便因同一原因免职，只当了二十天左右翰林官。他们实在比离院用为知县的庶吉士还要没面子，至于其仕途的短暂、黯淡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翰林的荣光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璀璨耀眼。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硬把庶吉士与翰林扯在一起，让庶吉士去沾翰林的光，以致弄出个不尴不尬来。 注： 1．见周秉钧所著《尚书易解》一书，1984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2．“洪武实录”也称“太祖实录”。 3．《明史·志第四十六·选举志二》：“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 4．有人将孕妇称为“准妈妈”。如果这孕妇把孩子生下来了，她就是真的当上了妈妈；如果她遇到别的变故（如流产）没能把孩子生下来，那她就没做成妈妈。可见“准妈妈”还不一定能当上妈妈。作为庶吉士的“准翰林”也一样。如果他后来真的授职翰林院编修或检讨，那他就是真的当了翰林；而如果他后来授职任科道、部属等官，那他就没当上翰林官。可见说庶吉士是“准翰林”，比说庶吉士“勉强可算做翰林”要合适些。 5．见该书第九卷丙编第九章第二节“（明代）考试制度”。 6、22．见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论》一文，该文刊载于《史林》(沪)1997年04期第33～39页。吴仁安时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7．见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一文。该文所在网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08/22/1146003_192866272.shtml 吴振棫 (1790—1870)，字仲云，号毅甫。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十九年(1814) 甲戌科二甲进士，入选清书庶吉士，二十二年（丁丑，1817）四月授编修。曾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云南大理知府。 8．黄佐：字才伯，香山人。正徳十六年（1521）辛巳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編修，历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翰林記》二十卷，载明代洪武至嘉靖间翰林掌故。 9．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总称，俗称为两衙门。 10．编检：翰林院编修、检讨的省称。 11．《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志三》：“雍正十一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这一教习馆，被称为“庶常馆”。《清史稿·志九十·职官志二》记为雍正十三年建庶常馆。 12．如果庶吉士没有认真完成任务学业，会受到一定的处罚。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庶吉士散馆，考核38人，就有20人因“文义荒疏，俱不准授职，再教习三年”，3人“文字俱劣，俱革职”（见《康熙实录》第225卷）。 13、18．见邸永君《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一文。参看前注7 14．张相国文和：指张廷玉。据《雍正实录》第134卷记载，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八月丙辰（初八日），“大学士管翰林院掌院事张廷玉等遵旨议奏：‘新科庶吉士，蒙恩议给廪饩。谨酌每月各给银四两五钱。其器用什物，向工部支取。并拨给官房一所为教习馆，令庶吉士等肄业其中。新刊上谕每人各赐一部。内府所刊经史诗文，每种颂发三部。永远存贮馆内，以资课习。’从之。” 况周颐（1859～1926）晚清官员、词人。字夔笙，一字揆孙。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 15．按：蔡启僔、孙在丰、徐乾学三人分别是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的一甲进士。他们已于康熙九年授职。他们在翰林院与康熙九年的庶吉士一起学习清书。又，在本次散馆的庶吉士中，主要是康熙九年的庶吉士，另有康熙三年和六年的庶吉士各二人。 16．部属：指中央六部各司署的属官。 17．此次散馆授职的庶吉士中，有11人不属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庶吉士。其中雍正二年、五年、八年的各1人，雍正十一年的3人，乾隆元年“博学鸿词”中授庶吉士者5人。 19．见黄佐《翰林記》卷四。参见前注8 20．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庶吉士散馆时44人均授编检。此次散馆是在上个月有11位庶吉士被“革去庶吉士，于教习进士处照常学习”之后进行的，应视为有人离院的散馆。 21．乾隆四十年四月散馆的34人中,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庶吉士1人，三十六年辛卯科庶吉士4人，三十七年壬辰科探花1人、庶吉士28人。“留馆”者31人（其中庶吉士授编检者30人），以部属用者3人。“上次”散馆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月，庶吉士32人，加上辛卯科一甲3名进士和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探花，一共是36人。“留馆”者26人（其中由庶吉士授编检者22人），以部属用者 10人。所以乾隆帝说本次“散馆人数较上次少，而留馆者转多”。 23．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亭，江西省瑞州府高安县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三甲进士，选庶吉士。曾以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总理水利营田事务兼管兵部尚书事，曾署理翰林院掌院事务。曾任纂辑《大清会典》总裁，纂修《康熙实录》总裁、三礼馆总裁。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廉洁，多有惠政。雍正朝曾任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的老师。乾隆元年九月卒于京城。卒后乾隆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赠太傅，谥文端。 在今江西高安市村前镇的朱轼墓，1987年公布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见《康熙实录》第184卷） 25．乾隆八年（癸亥，1743）闰四月因考试成绩居于末等而休致的十多位翰林中，就有五人是上一年四月下旬散馆时的留院者。 本文初稿于2012年12月23日发表至新浪网“芙蓉书阁的博客”上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早在2008年2月12日，新浪网博主“冰古脑”便已提出庶吉士是“准翰林”。该博主（当时网名是“含苞待放的微笑”）在其博客中发表的《清代翰林与现代博士》一文中说：“会试得中的三甲进士们，除了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被授予翰林官职外，二甲和三甲进士都要通过‘馆选’的考试——‘朝考’，才有机会成为‘准翰林’——‘庶吉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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