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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段文字，觉得很有道理。特此分享。作者：薛仁明 到了宋明，（文科）读书人就开始变成正义的化身，一个个以真理自居，整天谈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于是，他们这也不屑，那也不屑，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在他们眼里，自三代之后，中国历史根本就没一天是像样的。宋代之后那些特别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不断以“道统”自居，觉得可以跟“政统”相抗衡，甚至在心理上根本就要凌驾于“政统”；这样的高姿态，才会有当年程颐在教宋哲宗时，可以用那么严厉的口吻教训皇帝。后来很多儒者觉得这是一个美谈，代表中国读书人作为王者师该有的典范。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某种异化。 这异化是什么？是读书人开始把自己越放越大，大到不现实的地步。从宋代之后，读书人都标榜以天下为已任，可乾隆皇帝不也说了：你们每个读书人都以天下为已任，那我干吗？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固然是好，可一不小心，就会产生一种傲慢，后来读书人动不动就对朝廷、对皇帝采取这种高姿态，皇帝又怎么会感觉不到？元朝糟蹋臭老九，固然是因为蒙古人不知要尊重士大夫，但会不会与读书人这种姿态有干系呢？这且不说，读书人的高姿态所造成的紧张与顾忌，确实直接造成了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打压与凌辱。到最后，就变成恶性循环。明代之后，君臣关系从此变得非常不健康，相互提防，互不信任。 读书人把自己拉到这么高时，讲好听，是充满了理想，可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对君主有种不满，另一方面也对百姓有种不屑，开始跟百姓对不上话。结果自明代以后，中国读书人慢慢出现一个困境，就是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变成一个非常怪异的族群；这种现象，到了现代，并没有改善，反而还有某种恶化。可是大家回头想想，读书人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张良，作为一个王者师，刘邦那么尊敬他，可他从头到尾没逾越为臣的本分，也从未以老师的高姿态来指导刘邦，他的定位清楚，所以和刘邦的关系才保持得那么健康。后来诸葛亮跟刘备也一样，刘备对诸葛亮信任到那个地步，可诸葛亮从头到尾谨守本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君臣关系才可能长久。做人能时时知道自己的分寸，说实话，就有一种气象在。一个人有气象，才能感觉到别人的状态。如果老是放大自己，目中无人，那只是个猖狂之徒，毫无气象可言。跟这种没有气象的人相处，很难说话，说不上几句，就开始激动，就开始张口痛骂。这种动辄开骂之人的心量之小，与平日滔滔不绝的口气之大，恰恰形成最强烈的反差。心量小，就容不下人；心量小，就容易自以为是。我最不喜欢儒者宣称两千多年来中国从没一日“行道于天下”，也不喜欢有人自称两千多年来他是头一个解决了某某根本的大问题。每回我听了这种话，都只想说，你饶了我吧！ 整个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宋儒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今天中国文化要重建，首先就得把我们自己的气象给重新打开。关于读书之事，读书人喜欢夸大读书的作用，讲什么“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纯粹是读书人的自大狂。你们去民间看看，有些人一辈子没读过书，面目可好看了！相反地，整天读书而面目可憎的，才真是不少。事实上，读书这事本来就有利有弊，误区很多。只要我们清楚误区在哪里，就有办法真正从读书这事获得好处。简单说来，如果一翻开就感觉有股酸腐味，譬如满腔抱负无法伸展，上天对他不公，一身才华尽被蹉跎，诸如此类的，就是完全没有气象。有气象是什么？譬如颜回的样子。颜回不会轻易对人不屑，除了一身静气之外，就是一团和气。他活得安然，旁人与他相处，也会感染到这种安然。他关心外头的世界，也有淑世的理想，虽然时运不济，无法伸展抱负，但完全不妨碍他根柢的自在与从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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