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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李贺为何比李白更伟大 朱大可 要有光 在某种意义上，最初的浪漫主义者正是上帝本人。当他对天堂的景象腻味了之后，就投入到了对人间乌托邦的热烈制造之中。上帝甚至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据《旧约》记载，“创世”就是他用语词说出想象的乌托邦诗篇。 神说：“要有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份为上下。”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这是真正的吟诵诗篇的过程。 无数写诗的人 在东亚大陆的汉语言区域内，几千年来簇拥着无数写诗的人，其中包括乡村教师、孔教信奉者、落魄文人、商贩、寺僧、庄园主、各级文官和他们的幕僚、宫廷大臣、皇帝的妃子以及皇帝本人，等等。隐士的茅舍和君王的香气四溢的御花园，都是诗人的摇篮。他们寄生在韵文的芬芳里，像虱子寄生于美人的云鬓。这是教养和学识的面具，入仕的门，托付情思与抱负的箱笼。 聒噪的诗歌 诗歌是一种聒噪，或者说，诗导源于旋律性的哭泣，在昏黄的光线里，生者抚摸着死者残留的笑容，唱出最后的悲伤。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聒噪里，隐匿起了抗议、詈骂、呻吟、哀恳和心灵破碎的响声。然而还有一种完全隐秘的聒噪，即躯体四肢和器官的仪式。越过黑暗的空间，一枚食指悄悄移动和摸索着，说出无言的愤怒。在食指所斥责的方向里，国家意识形态巍峨耸立，千年不毁。 屈原是真正的国王 屈原的反叛性，可能导源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政治事务的受挫和惨遭贬窜。他沉痛的目光看到忠臣接与、桑扈、比干和介子推的悲剧结局。他甚至警醒地指明，像申徒狄那样因屡谏君王而不被纳听、最后抱石自沉以明心志，是毫无益处的(《悲回风》：“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这是一个贰臣所能达到的较高觉悟。然而，如果把屈原的悲愤仅仅限定于一个臣子对昏聩统治者的抱怨，那就大错特错了。屈原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这构成了他全部痛楚与怒的根源。政治失败迫使他转向诗歌，转向一个可以用隐喻语言来寄托宏大野心的场所。 弥尔顿洞见了宇宙的最后本体 在弥尔顿的诗句里，神性的光辉如此充溢，笼罩住这个反叛的思想家的高贵头颅。《失乐园》和《复乐园》，一个对称的“福一达”游戏，隐喻着人类与终极真理的分离与重合的完美进程。这与其说是弥尔顿的浪漫主义气质的弥漫，不如说是他的内在(自我)神性和外在(宇宙)神性的一次宏大拥抱。这个英雄洞见了宇宙的最后本体。 陶渊明用字词概括了乌托邦的全部事物 有时候，一种质朴的语言暗示了诗人心灵的质朴性，陶渊明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质朴。他用自己的伟大心灵统一美学的不相容的范畴，并藉此开辟着通向乌托邦的革命道路。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国浪漫主义者所回避的事物，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构成的墙垣，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引向过去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简单：田野、阡陌、屋舍、鸡犬、农夫、老人与儿童。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而当他退出后，他无法再度进入：迷津阻止了他。我注意到了这种隐喻的意义。陶渊明用一个破坏性的结构反对了弥尔顿的理想。它不是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福一达”过程，而是从得乐园到失乐园的“达一福”过程，它构成了一个比弥尔顿主义更深刻的反转的镜像。 “诗仙” 狂饮、豪赌、一掷千金、狎妓纳妾、纵情于酒色声乐之中；同时又精擅骑射、好弄刀剑、四处炫耀武功；更重要的是，坚持游历的立场，永不停息地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流走，在中国的每一处风景里题写他的手迹。这就是李白的生涯及其诗歌所流露出的流氓意味。除了屈原，还没有谁像这个人那样，一方面流氓成性，一方面诗才卓绝。最终，他使流氓和流氓话语都获得了一次奇异的美学照耀。 从“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从“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到“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经年”，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都是对江湖生涯的一种炫示和确认。 “诗圣” 在李白的潇洒身影的近旁，“诗圣”杜甫呈现着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面貌。杜甫说，十三年以来，我骑着毛驴走遍京城，大清早叩响豪富人家的大门，黄昏却追随着贵族的肥马与扬尘归来（引自《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指望用这种艰辛去建立与国家的亲昵联盟，但国家竟严辞拒斥了这个人的痛楚申请，经过几十年的奔走与辗转，他最终落在了一个贫穷困顿的结局。 李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 李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他的语言和意象过于高峻，使一切批评家难以望其项背，而他的生命是那么短暂，刚刚照亮了唐朝的诗坛，就急促地陨灭了，同时，留下最奇诡壮丽的诗篇。他的生命的长度和他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致他在一些小册子作家的手下成了“畸人”，也就是古怪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和逾越了古典伦理规范的人。这从反面验证了他的重要性。他本身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奇迹。他只是没有风度而已。 李贺与李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无比痛楚的人，而后者则恰好相反。李贺的痛楚来自他的病弱的肉体和无望的灵魂。他在这种痛楚的深渊里打滚，从颤栗的舌头上滚出诡异的诗句，说出对于时间和人生短促的惊骇和惧怕。而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物理世界的空前绝后的敏感性，这正是他不久将要放弃的那个实在的世界。它的质地、色泽、重量、裂纹、气味和声响，穿过砚台的影像被他轻灵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将长辞的世界。甚至连新小说派也不能达到他对于物体及其物体内在生命的触握深度。而后，通过这样一种痛楚的触握，他把汉诗语言推进到李白根本无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苏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的忠忱、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了文人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卓越的“文化”榜样。 盛朝与迷津中的诗人 在迷津里的人和处在圣朝里的人是全然不同的。圣朝里的人，像李白和苏轼，被盛大的气象所感动，诗句明亮，犹如晶莹的器皿，陈放着来自形而上的太阳的光辉。迷津里的人，像李商隐和曹雪芹，是从圣朝的枯枝上飞走的夜枭，在没有光源接引的津渡悲怆地啼啭，说出对个人或种族的无限惑疑。 锦瑟 红楼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诗歌遗产《锦瑟》，意象迷离，却言说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暧昧的情感。这些光华温润的句子，足以使诗人和他的杰作一起不朽。 小说家曹雪芹毕生酷爱《锦瑟》，竟然使用诗里的语词来命名《红楼梦》的人物。“杜鹃”化成了黛玉贴身丫鬟“紫鹃”，“沧海”变作黛玉之父林如海，“珠有泪”则是以泪还情的“绛珠仙子”林黛玉本人，“玉生烟”分别转化为贾宝玉和他的书童茗烟，如此等等。（节选自《文化虫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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