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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媒体曝光贵州省遵义市司法局制定《规范律师工作重大事项报告制的若干规定》，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办理重大案件时向主管司法局报告，其中特别指出拟作无罪或改变罪名辩护的案件必须报告，招致业界批评。 1月27日，李贵生、周立新、杨名跨三位贵州籍律师就此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月30日遵义市司法局公开回复三律师，表示“鉴于该《规定》存在争议，决定予以撤回”。公众似乎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了，政府主管部门居然还能收回成命，尽管促成此事的变量究竟在哪尚不得而知，但并不妨碍业界人士赞其“从善如流”。 按照《规定》开列的“重大案件”报备范围，包括无罪辩护等律师正常业务内容，成为必须向主管部门报告、不报告将面临多种处罚的事由，虽然名为依据《律师法》等上位法做出，事实上在上位法中却查无实指。规定出台引发争议并不意外，接什么样的案件、采取怎样的辩护思路，本是律师和律所的自主权范畴，此类自我赋权的报备举动，根子上在于对辖区内所谓重大敏感案件的行政操控。在报告机制之上，对律师执业形成的隐性影响，客观上也成为律师不得不配合公诉意图、导致“庭审虚化”的因素之一。 贵州遵义的这一纸规定，并不是孤立的行政部门干预冲动，在此之前，各地已经频频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所谓”重大案件”设定报备机制，甚至干脆出台相关类型案件的禁止性规定，用意大多在于对关涉本地事项案件的诉讼流程，予以额外干预。遵义此次规定出台之前，按照当地律师的说法，“拟作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等重大案件报告制度早已有之”。姑且不论司法局对律师业务仅有“宏观监督、指导”的法定职能，基于地方司法局体系推开的此类报备机制，被约束的只是本地律师，根本无法限制外地律师介入本地案件，在客观上也导致本地居民寻求律师法律帮助的难度、成本在增大。 从行政法治的视角观之，“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反复重申、下大力气推进的权力运行规则。“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内化到行政机关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贵州遵义司法局收回成命的举动，不失为行政法治与决策民主的一个良性信号。 政府部门建章立制，要遵循民主机制，征求社会意见，尤其是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坦率回应，真诚研判，不排除收回成命、修改甚至废止既定文本的可能性。此外，行政机关学着收敛自我扩权的冲动，日常工作流程时刻谨守和寻求法律依据、程序要求，将以往“依据上位法制定本规定”的口头禅变成真的权力行为准则。“法无授权即禁止”，这里的“禁止”不仅意味着“不可为”，而且蕴含了“妄为要付出代价”的惩戒机制。 政府主管部门收回成命，并不会损伤权力的威信，恰恰相反，于行政法治与决策民主而言，从善如流是对行政机关形象与权威的一次加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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