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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琴回到长春，只能与母亲及兄嫂全家挤住在两间半房子里，经济状况桔据。“破屋偏逢连天雨”，大嫂染上肺病，小侄又患脑膜炎，花了许多钱，治了一年多，这娘俩还是先后离开人世。多亏亲属多，鱼帮鱼、水帮水地度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玉琴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在家吃白饭，她要工作，要当个能养活自己、能补贴家用的工人。 一个生死不明的丈夫仍在精神上禁锢着李玉琴，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种种社会压力和无数的实际生活问题，使她怎么也不能够解脱。她在长春的亲友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满洲国”期间又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认为“康德”引狼入室，是软骨头，都反对李玉琴苦等溥仪，有的说：“当汉奸的都镇压了，没毙的也被关了起来，康德是大汉奸，还在苏联关着，早晚得崩。”有的说：“你不离婚就是当汉奸家属，永远找不到工作。”唯有李玉琴的母亲思想旧，认为四闺女已是“康德”的人，只要他还在世就该守着才对。 1955年夏天，当大姐夫把刚刚收到的一封很普通的信专程送交暂居堂兄家中的李玉琴并轻声告诉她“康德来信了”的时候，她愣住了，露出一副呆呆的傻样子，继而手也哆嗦了，心跳也加快了，她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10年来，她无数次梦中寻找溥仪，那真是可望而不可及!有时刚见着面，没等说话人又不见了。“打起黄莺儿，莫在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溥仪也成了出征的人，她的精神寄托就在这几句古老的唐诗里。今天却不是梦，手里这封信的下款明明写着：“辽宁省抚顺城管理所溥仪缄”，那十分熟悉的钢笔字迹啊!这信来得实在太慢也太晚了! 然而，溥仪从来不曾忘记李玉琴，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溥仪不会想念婉容了，虽然在北京、在天津他们曾是那般亲昵，可毕竟是她逼走了文绣，又作出使溥仪脸上无光的事情。早在30年代中期溥仪就把她打入冷宫，从此绝情、绝义，只想听听她最后的死讯了。溥仪也不会想念文绣，因为早已传谕把她“贬为庶人”，那大闹“妃革命”的历史一幕使溥仪想起来就一阵阵心痛，她损伤了溥仪的天子之尊!对谭玉龄溥仪是想念的，还保留着这位宠妃的照片和指甲，可她毕竟早已不在人世，想又有什么用处?李玉琴和她们几个不同，正当青春年华，溥仪想起在宫中的情景，音犹在耳，形犹在目，怎么能不勾起深深地恋念之情? 早在伯力第45收容所当战俘的溥仪，曾听到关于李玉琴“改嫁”的消息，那是在嵯峨浩给溥杰的来信中谈及的，溥仪很失望，却没有完全相信，就带着问号回国了。李玉琴为了自己的幸福改嫁他人，又何尝没有可能呢!如果竟然改嫁，又会改嫁给谁呢?溥仪1950年秋天到抚顺之后，就焦急地寻求答案。然而，当时寻求答案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根据监规，不许犯人与家属联系。这个禁令后来被溥杰的十二三岁的女儿慧生打破了。她给周总理写信要求与爸爸联系，总理立即批准，并宣布允许战犯与家属通信。溥仪当时并不了解这个背景，却因此破除了缠绕心头的谜。溥仪回忆他与李玉琴取得联系的过程时写道： 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说，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人人都表示感激政府，对多年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的家属，政府也一一进行了调查。我想给北京的妹妹弟弟写信，正在握管之际，管我们学习的李科长走进监房递给我一张纸条：“你的妻子的地址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个子的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1952年中央就曾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查找战犯的家属和地址，为取得联系预作准备。不过当时朝鲜战争仍在继续，镇反运动也正在开展，时机显然还不成熟。直到1955年2月10日中央才作出决定，首先允许日本战犯与亲属通信，过了4个月，又允许国内战犯与亲属通信。但管教员李福生遍查溥仪填写的登记表也找不到李玉琴的地址，又亲往长春各处查找，终于在当地公安部门协助下大海捞针捞到了。李福生迅速返回，给溥仪带来了妻子的最新消息：李玉琴没有改嫁，并且参加了社会的临时工作，目前住在娘家，生活不错。溥仪非常高兴，当天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落款地址是按战犯管理所的统一规定写下的。信发出以后，他就日日夜夜地盼望回信，据看守员反映，溥仪夜间总是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为此，李福生还专门找溥仪谈了话，劝他放心，应相信自己的妻子一定会回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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