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消灭六国，结束了自春秋起 500余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咸阳为首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在这个空前强大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前，秦原是周朝在西犬丘的一个诸侯国，后经九都八迁，一路向东发展壮大。在最终定都咸阳前，位于凤翔县城以南的雍城，是秦所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晚期的秦德公元年 （前 677年） 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二年（前 383年） 共 294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秦雍城城址区最新考古成果：首次发现雍水上的堰塘遗址；首次确认环围状的城郭结构；首次印证“左祖右社”的城市布局，秦雍城的面貌得以更加清晰地还原……
修筑堰塘旱涝无忧
史料记载，秦德公元年（前 677年），秦始徙都于雍。雍城四周环水，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等河流，或绕城而流，或穿城而过，不仅让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也为秦人在雍城的军事防御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雍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者已确认雍城西北有一片辽阔的水域，但由于缺乏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秦人如何使用这一水利资源不得而知。 2014年，考古学者在这片水域的流出口——
雍水河古河道上，勘探出一段横截于古河道的石砌堤坎，由此证明，当时湖泊和河流的水位，已受到人工修筑的堰塘的影响。
更为巧妙的是，考古学者发现，这段堤坎与河道同宽而又低于河岸。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说：“这样的构造非常科学，汛期来临，堰塘能及时向河道泄洪；旱期来临，堰塘能优先向城内供水。”学界一致认为，雍城是水上秦都。此后，秦人还修建了另外两个比雍城堰塘更广为人知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此次雍城堰塘遗址的发现，更加有力地印证了秦人善于治水，也更加生动地反映出秦人的聪明才智。
利用地形城堑河濒
《管子·乘马》有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秦雍城可谓顺应自然而建的典范。
在迁雍之前，秦人曾由西犬丘先后迁至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但都未能长久居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不够理想，不足以支撑秦的长远发展。田亚岐表示，一座都城的建立，大约要经过三个阶段，通俗地讲，即试用期、扩张期和巩固期。秦在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基本上只经历了第一个阶段，而在雍城，则完整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雍城相比之前的平阳，居高临下，依山傍水，因此，当秦人由平阳迁至雍城，首先不必再担心外敌的侵扰。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不仅有大量本地人口，能供秦人扩充军队、繁衍生息，还有足够平坦肥沃的土地，能供秦人进行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考古发现，在雍城城内约 11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人口活动区，三分之一是河流，三分之一是良田。而在雍城城外，至今未发现任何生活遗存，这也说明了城内自然条件之理想。
当在雍城顺利、开心地度过第一阶段后，秦人开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由于雍城四周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秦迁都雍城之前，在西犬丘的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的城防体系，以及秦陵园内的兆沟如出一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而在城内，秦人也“顺河而建，沿河而居”。考古学者最近调查发现，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与两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天然河互相交错，将雍城划分为内城与外城，等级区分、功能区别开始出现，标志着雍城进入了第二阶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秦人已确定在雍城长久定居，但在起初的前200年内，只依靠深而陡的河沟设防，并未有传统意义中的城墙。直到秦悼公二年（前 489年），秦人才开始效仿六国修筑城墙，雍城也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
大兴土木化城为都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中国礼制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崇敬祖先和社稷。所谓“左祖右社”，就是在朝寝左方（东方）设祖庙，用以祭拜祖先，在朝寝右方（西方）设社稷坛，用以祭祀土地神、粮食神。古代以左为上，所以祖庙的地位高于社稷坛。
2014年，考古学者在雍城内城发现了众多高等级、大体量建筑，被证实为朝寝。这一发现，一方面更加确认，内城朝寝以东的马家庄宗庙遗址，就是秦人祭拜祖先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力证明，内城之外、外城之内的建筑群落并非朝寝，而是理应处于真正朝寝以西的社稷坛。由于等级观念的存在，内城是皇室贵族的活动区域，一般官吏和普通百姓无权涉足，而将社稷坛置于内城之外，则大大方便了国人祭祀土地神和粮食神。
秦雍城的“左祖右社”布局，也反映出秦人正逐渐从周朝以宗庙为中心的思想，过渡到以朝寝宫殿为中心的思想。田亚岐表示，这是“人”的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这也影响到秦人迁都咸阳后，为突出天子之威，将朝寝建于国都中心，却将宗庙置于远离国都中心的南郊。
考古学者还发现，在朝寝北方，有一片长约 220米、宽约 80米的踩踏面，结合“面朝后市”（前面为朝，后面为市）的城市布局规律，考古学者认为这是雍城市场所在。这一发现也从侧面反映出，雍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显现后，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长久之都。
从公元前 677年到公元前 383年，经过 19位国君的苦心经营，雍城作为国都，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修建了壮丽宏伟的宫殿，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都市之一。那么，既然雍城已如此完备，秦献公为何又要舍弃它而东迁呢？考古学者认为，秦人一直心怀“让子孙饮马于河”的伟大梦想，所谓“河”，即黄河。即使雍城兼具军事防御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条件，但其地理位置毕竟偏西，因此，当秦人在雍城经过近 300年的发展之后，便又萌发了继续东迁的念头，梦想的力量让他们无法停下脚步。
然而，在秦献公将都城东迁之后，雍城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等许多重要祀典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及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仍为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持续至汉武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