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狂生——仲长统东汉狂生——仲长统 仲长统（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长于文辞。少年时敏思好学，博览群书。20余岁时，便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仲长统才华过人，但性卓异、豪爽，洒脱不拘，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称为狂生。凡州郡召他为官，都称疾不就。到汉献帝时，尚书令荀彧闻其名声，举荐他为尚书郎，之后，曾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但没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书郎的位置。仲长统的思想和才华集中表现在《昌言》之中。 仲长统以 “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主义武器,批判了两汉时期宗教神学的喧闹，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主张废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一、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 “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 二、“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 三、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仲长统还认识到，上古人民大体平等的社会结构解体以后，贫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在当时，财富之集中，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这确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直至今日之社会，财富集中的情状更令人惊骇。连社会主义革命都未能解决的社会贫富问题，让几千年前的古人解决实在荒唐。仲长统也未开出什么好药方。但他能对这种现象有所认识便很可贵，这对于思考宏观养生与个体养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实，不能不加以正视。 从个体养生来说，奉养过厚，并非好事。仲长统认为，今人不像古人那样长寿，正因“所习不纯正”，由个人淫乐，到影响后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难医，少高寿之人：“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于上，豪杰驰之于下。及至生产不时，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既出胞藏，养护无法。又蒸之以绵纩。烁之以五味，胎伤孩病而臆，未及坚刚，复纵情欲，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国无良医，医无审术。奸佐其问，过谬常有。会有一疾，英能自免。当今少百岁之人者，岂非所习不纯正也?”这种见解十分正确。今日许多“富贵病”，正与营养过剩、护卫过当所致。 那么，怎样才利于养生呢?仲长统形象地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实即一种隐居避世、养性保寿的养生术：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 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具兼珍之馐，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人帝王之门哉!”这种既无劳苦又无干扰的闲适生涯，只能是个幻想，很难成为现实，所以，这种养生术并无推广价值。真正的隐士，有耕作之劳，有断炊之虞，有虎豹盗贼之害，并不那般潇洒。但此论所提出的以养性为养生的见解，正是传统的道家养生观。 清代的严可均在评价仲长统时说：“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非过誉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八》）。清人马国翰也说：“其言时事，切中利弊，缪熙伯以董、贾、刘、杨拟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书》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册）。 然而，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灭，信仰动摇，并对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在极度苦闷之中，他便想超尘拔俗，避世高蹈，《后汉书》说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减，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本传）。 总之，仲长统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习各个方面；从专权擅政的外戚、宦官，到贪欲昏聩的皇帝，他都顺笔予以抨击。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愚主” ，而希望明君贤臣改革弊政，实施正确政策，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但是，黄巾大起义的风暴，以及变乱相继的政治现实，又使他看不到本阶级的真正出路，因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其思隐居避世、慕老思玄，即这种心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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