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郑重地指出，黛王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分野。我说“开宗明义”，因为“葬花”是宝玉等入住以后，大观园中发生的第一件事故。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园子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落花葬在园子里，让它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就是园中女孩子们的象征。怎见得？有诗为证。黛玉《葬花词》说：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所以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每个女孩子都分配一种花。而第四十二回凤姐更明明告诉读者：“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后成花神的故事也得在这个意义上去求了解。花既象征园中的人物，那么人物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域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我在前面曾说，对于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来说，外面的世界是等于不存在的。但这话只是要指出，在主观愿望上，他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而不是说，他们在客观认识上，对外在世界茫无所知。园中女孩子们，诚如作者所说，是“天真烂漫”的。可是他们并非幼稚胡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是大观园的盛世的始点，许多重要的人物如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等都住进了园子。也就是在这一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在老太太眼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接着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湘云这番话真是说得直率，明眼读者自会看出，她事实上对王夫人也颇有贬词。所以除了大观园这个乌托邦以外，便只有史太君跟前尚属安全。其余外面的人都是要害园子里面的人的。为什么史太君会是个例外呢？因为她是从前枕霞阁十二钗中的人物，在大观园中人的眼里，尚不失为“我辈中人”也[38]。这种强烈的“咱们”“他们”的分别正是相应于两个世界而起的。 但是大观园中的“咱们”也不都是一律平等的，理想世界依然有它自已的秩序。“桃花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乌托邦。照王安石说，它是“但有父子无君臣”。换言之，桃花源中虽无政治秩序，却仍有伦理秩序。大观园的秩序则可以说是以“情”为主，所以全书以情榜结尾。但由于“情榜”已不可见，今天要想完全了解作者心目中的秩序，可以说己无可能。大体上说作者决定“情榜”名次的标准是多重的；故除了“情”字外，我们还得考虑到其他标准如容貌、才学、品行、以至身份等等。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比较被忽略了的重要线索，即群芳与宝玉的关系。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有一条批语说： 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这一条评语我觉得特别重要。“情案”之“情”即是“情榜”之“情”。这样看来，书中诸人与宝玉之间关系的深浅、密疏，必然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情榜上的地位。而了解大观园世界的内在结构，也就必须个别地察看书中诸人如何在“石兄”处挂号了。 谈到大观园世界的内在结构，我们便不能不稍稍注意一下园中房屋的配置。这种配置，在我看来，也正是内在结构的一个清晰的反映。宋淇曾指出，大观园中的庭园布置和室内装设都是为了配合几位主角的性格而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很正确，而且这也符合西方文学批评的原理。主角住处的布景往往是他的性格的表现，“一个人的房子即是他自己的一种伸延”。但是曹雪芹对于于布景的运用更有进于此者。他利用园中院落的大小、精粗，以及远近来表现理想世界的秩序。这里只举几个最紧要的例子作为初步的说明。我们记得，第十七回宝玉题大观园联额，作者主要只写了四所院宇。这四所院宇依次为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和怡红院。这里面的评论都是有寓意的。先说潇湘馆。众人一见，都道：“好个所在。”而宝玉更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所以题作“有凤来仪”。这已可以看出作者对潇湘馆的特致郑重之意了。庚辰本在“好个所在”之下则批道：“此方可为颦儿之居。”这还不算。下文第二十三回宝玉和黛玉商量住处时，黛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宝玉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后文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宝玉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正可与此同观。这正是用距离和环境来表现宝、黛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最好例证。 再看稻香村。贾政问宝玉：“此处如何？”宝玉应声说：“不及‘有凤来仪’多矣。”接着便发了一大篇议论，说此处是人力强为，没有“天然”意味。结果惹得贾政大为气恼。不但如此，后文宝玉奉元春之命写四首诗，而单单稻香村一首写不出来，终由黛玉代笔才算交卷[50]。这都表现宝玉对李纨的微词。李纨在大观园中是唯一嫁过人的女子，而我们当然都知道宝玉对已婚女子的评价。但李纨毕竟是宝玉的嫂嫂，并且人品又极好，因此这种微词便只好如此曲曲折折地显露出来。其中“天然”“人力”的分别尤堪玩味。李纨在正册中居倒数第二位，仅在秦可卿之上，是不为无因的。 那么蘅芜苑又如何？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岂非又是作者之微词乎？可是妙在从贾政口中说出来，仍给宝玉留了地步。这就避开了俞平伯所谓“分高下”的问题。这里有一条脂批，颇得作者之心：“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未扬先抑之法。盖钗颦对峙，有甚难写者。”更妙的是后来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又补上一句：“可惜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闲闲一语透露了蘅芜苑和怡红院并为大观园中最大的两所住处。木石虽近而金玉齐大，正是脂砚斋所谓“钗颦对峙”也。 最后说到恰红院。这一段的描写最为详细，要分析起来，可说的话太多。现在姑举三点：宝玉要题“红香绿玉”两全其妙，是章法之一。这在后来元春命宝玉赋诗一节中尚有照应。怡红院中特设大镜子，别处皆无，是章法之二，即所谓“风月宝鉴”也。园中的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是章法之三。而尤以最后一点最值得注意。脂评说： 于怡红总一园之看，是书中大立意。 这正证实我们上面所说的，作者是借着院字的布置来表示诸钗和宝玉之间的关系。因而间接地说明理想世界的内在结构。脂评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便要在这些地方去认识。而园中之水流于怡红院之后，仍从墙下出去，又正关合葬花时黛王所说的，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就是脏的臭的了。 我们一直强调，《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干净和肮脏的强烈对照。上面无数例证都可以在概念上支持我们关于这个基本分别的看法。但是最后我还必须要解答一个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即大观园中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干净？如果大观园跟外面的现实世界同样的肮脏，那么我们所强调的两个世界的对照，依然难免捕风捉影之讥。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当然不能采用上面举例证明的方式。因为不存在的东西——肮脏——是不会有证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我们知道。大观园基本上是一个女孩子的世界。除了宝玉一个人之外，更无其他男人住在里面。因此，只要我们能证明宝玉园中生活是干净的，《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纯洁性也就有了起码的保障。关于这一层，作者曾有意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第三十一回，宝玉要晴雯和他一起洗澡。晴雯笑说：“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这番话初看起来好像颇有文章。其实，这只是作者的狡猾。故用险笔来引人入歧路的。原来宝玉进大观园后，袭人因为得到王夫人赏识。所以特别自尊自重，和宝玉反而疏远了。夜间同房照应宝玉的乃是晴雯[59]，如果宝玉有什么越轨行为，那么晴雯的嫌疑可以说是最大。晴雯之终被放逐，也正坐此。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宝玉和晴雯一直干干净净的，所以晴雯临死才有“担了虚名”之说。作者为了证明二人的清白，特别找一个书中最淫荡不堪的灯姑娘出来作见证。灯姑娘说：“我进来一会在窗外细听，屋里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的，谁知道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正像解意居士所说的： 窗外潜听，正所以表晴雯之贞洁也。不然，虚名二字，谁其信之？ 其实灯姑娘的话岂止洗刷了宝玉和晴雯的罪名，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园内生活的真相。宝玉和最亲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间，尚且是“各不相扰”，则其他更不难推想了。 最后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交代，即七十三回傻大姐误拾绣春囊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和我们所谓大观园是清净的乌托邦说最为矛盾，但细加分析，则正合乎我们的两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绣春囊当然是第七十一回司棋和她表弟潘又安在园中偷情时失落的[63]。可是在七十二回开始时作者明说二人被鸳鸯惊散，并未成双。可见大观园这个清净世界虽已到了堕落的边缘尚未完全幻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七十四回查明有犯奸嫌疑的人是司棋之后，司棋只是低头不语，却毫无畏惧惭愧之意。那么司棋的勇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就要归结到我们在注中所分析的“清”与“淫”的分别上去了。司棋显然是深深地爱恋着她的表弟的。根据作者“知情更淫”和“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说法，这种世俗所不谅的“奸情”未必一定是什么罪恶。而目和外面世界的“脏唐臭汉”比起来，更谈不上什么肮脏。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作者是要把这件公案作为一个肮脏事件来处理，那么我们必须说，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中所必有的一个内在发展。我们在前面己指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最后是要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不断冲击下归于幻灭的。绣春囊之出现在大观园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结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够打进园子，又显然有内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来的。理想世界的“情”诚然是干净的，但它也像大观园中的水一样的，而且无可避免地要流到外面世界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的悲剧性格是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我们曾说，曹雪芹所创造的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加上一句，这个动态的关系正是建筑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础之上。 许多迹象显示，曹雪芹从《红楼梦》的七十一回到八十回之间，已在积极地布置大观园理想世界的幻灭。最明显的是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云中秋夜联诗黛玉最后的警句竟是: 冷月葬花魂。 所以妙玉特地来打断她们，并说：“只是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所以我出来止住。”我们知道，花本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现在由黛王口中唱出“葬花魂”的挽歌，可见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这样看来，绣春囊之适在此际出现于《红楼梦》的清净世界之中，当非偶然。夏志清把这件事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堕落到人间。宋淇引之，许为“一针见血之言”，这是不错的。 《红楼梦》今本120回不出一手，至少在目前的研究阶段上已成定论。在公认为曹雪芹所写的80回中，大观园表面上依然是一个“花柳繁华之地”，因此我们无从知道作者究竟如何刻划大观园的破灭。略可推测者，作者大概运用强烈的对照来衬托结局之悲惨。所以第四十二回靖应鹍藏本脂批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之说。据周汝昌的判断，“后半部中所有人物的原来身份地位都发生‘大颠倒’的现象”。这一层，所有研究《红楼梦》的人大致都可以首肯。这种颠倒恐怕并不限于人物，大观园这个清净的理想世界也不免要随着而遭到一番颠倒，比如说从繁华到破落。而且人物的前后颠倒也不止于身份地位方面；从我们的两个世界说来看，其中还必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涉及干净和肮脏的颠倒。 大观园中的人物都爱干净，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越是有洁癖的人往往也就越招来肮脏。最显著例子出在第四十回和四十一回。贾母带着刘姥姥一群在探春屋里参观。贾母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探春笑留众人之后，贾母又笑着补上一句道：“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 这里的“两个玉儿”当然是指宝玉和黛玉。但作者忽然添写此一段文字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为次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作伏笔。宝玉最嫌嫁了汉子的老女人肮脏，而作者就偏偏安排了刘姥姥之醉卧在他的床上，而且弄得满屋子“酒屁臭气”。这明明是有意用现实世界的丑恶和肮脏来点污理想世界的美好和清洁。同回刘姥姥在栊翠庵吃茶，也同样是为了衬出妙玉洁癖的特笔。所以八十回后的妙玉，结局最为不堪。她的册子上说；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而“红楼梦曲子”上又说她“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这是作者在八十回后写妙玉沦落风尘，备历肮脏之确证，断无可疑。妙玉是《红楼梦》的理想世界中第一个干净人物，而在理想世界破灭以后竟流入现实世界中最龌龊角落上去。仅此一端即可推想作者对两个世界的处理是采用了多么强烈对照的笔法！ 总结地说，《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间的最大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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