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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博识文库：40堂哲学公开课》是一部生动的西方哲学小史。作者选取了50多位重要的思想家——从“提问的人”苏格拉底到“现代牛虻”彼得.辛格，介绍了他们对人类思想的主要贡献，并由此概括出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与探讨的主要问题，如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上帝是否存在，我们如何认识外部世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等。这里没有抽象的哲学概念、难懂的哲学理论，而是充满了思想家们那妙趣横生甚至离奇古怪的人生故事····· 目录第1章 提问的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大约两千四百年前，有个人在雅典被处死了，因为他提问太多。苏格拉底①以前也有哲学家，但真正的哲学却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若说哲学也有守护神，那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鼻梁扁平，身材矮胖，怪模怪样，似乎上天没有把他装配妥当。他虽然体貌丑陋，又不讲卫生，却具有非凡的魅力和出类拔萃的头脑。每个雅典人都认为苏格拉底举世无双，后世也不大可能再出现他那样的人。他独一无二，却令人极为恼火。他把自己看做一只马蝇，生着肮脏的尖嘴—或者说，一只牛虻。牛虻非常惹人讨厌，却不会造成重伤。并非每个雅典人都喜欢苏格拉底。一些人喜欢他，另一些人则把他看做危险分子。 他年轻时曾是勇敢的士兵，投入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人及其同盟作战。人到中年，他游走于雅典的市集，常常拦住人们，向他们提出难以作答的问题。从大体上说，这就是 他做的全部事情。但他提出的问题都十分犀利。它们看似直截了当，其实并不如此。 其中一例是他与尤西德姆斯的交谈。苏格拉底问：欺骗是不是恶德？尤西德姆斯答道：欺骗当然是恶德。苏格拉底又问：你的朋友十分绝望，意欲自杀，你偷走他的刀，这是不是 欺骗行为？这当然是欺骗行为。但这么做是道德的，并非不道德，难道不是吗？这是做好事，不是做坏事—尽管这是欺骗行为。“不错。”尤西德姆斯答道，他此刻已经糊涂了。尤西德姆斯认为“欺骗是恶德”，但苏格拉底举出了一个机智的反例，证明了这种普遍观点并不适用于判断一切情况。尤西德姆斯此前还不理解这一点②。苏格拉底一次次地证明：他在市集上见到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他们自以为懂得的东西。一位将军③与苏格拉底对话，满以为自己懂得什么是“勇气”，但20分钟之后，却一头雾水地走掉了。这种体验想必会令人难堪，苏格拉底很喜欢揭露人们真正懂得的事物的局限，很喜欢质疑人们作为人生依据的那些假定。与苏格拉底的交谈结束时，人人都明白了自己知之甚少，苏格拉底把这视为自己的成功。这比另一种情况好多了，那就是：你一直自以为懂，其实你并不懂。 当时，雅典的富人常让自己的儿子拜诡辩派哲学家为师。诡辩派哲学家们是聪明的教师，训练弟子掌握演说术，收费很高。相反，苏格拉底的教学却分文不取。他的确说过，他 一无所知，怎么能教学生？但这并没阻止学生纷纷投奔他，聆听他的谈话。这使诡辩派哲学家很不喜欢他。 有一天，他的朋友凯勒丰（Chaerophon）去见特尔斐 ①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者。那神谕者是个聪明的老妇，是女先知，能回答拜访者的一切问题。她的回答通常是谜语。凯勒丰问： “世上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先知答道：“世上无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② 凯勒丰将这个神谕告诉给了苏格拉底，后者最初并不相信。这个神谕的确使他困惑，他想：“我所知甚少，怎会是雅典最有智慧者？”他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向众人提问，意在找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他终于理解了这个神谕的含义，知道了那位女先知所言不假。很多人都懂得自己从事的事情—木匠懂得木工，士兵懂得作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具备真正的智慧。他们并不真懂他们谈论的事情。 “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自希腊语，其意为“爱智慧”①。本书简述的西方哲学传统，从古代希腊传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间或也得到东方思想的滋养。哲学判断智 慧，靠的是争论、辩论和提问，而不靠盲目地相信事物（仅仅因为某个大人物告诉你它们是真的，你就深信不疑）。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不是知道很多事实，也不是知道如何做事。智慧意味着理解我们生存的真实状况，包括理解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如今的哲学家们，多少全都在做苏格拉底当年做的事情：提出难以作答的问题，寻找理由和证据，力图回答一些最重大的问题 —我们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追问现实的本质，追问我们该怎样生活。不过，当代哲学家们却与苏格拉底不同，因为他们能以将近两千五百年前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从中受益。本书考察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思想，这个传统始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大智慧，来自他一直不断地提问，来自他一向乐于为自己的思想争辩。他说，唯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生才有价值。未经省察的生存适于牲畜，却不适于人类。 苏格拉底不肯写下任何文字，这在哲学家中并不常见。他认为，说话远胜于写作。书面文字不能作出反驳；你若不理解书面文字，它们也不能为你解释。他说，面对面的交谈要好 得多。在交谈中，我们能顾及对方的性格，因人制宜，传达我们的信息。由于苏格拉底不肯写作，我们大多是通过其著名弟子柏拉图①的著作，才了解了这位伟人的大部分思想和论辩。 柏拉图写下了苏格拉底与一些被他提问者的一系列对话。这些对话被称为《柏拉图对话录》，既是哲学杰作，又是文学杰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莎士比亚。阅读了这些对话，我们大致了解了苏格拉底，知道了他有多么聪明，有多么气人。 其实，真正的苏格拉底大概不会像柏拉图笔下那么直言不讳，因为我们一直未弄清一点：柏拉图写下的，究竟是苏格拉底的原话还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他是否借他所谓的“苏格 拉底”之口，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 人们认为，《柏拉图对话录》的一些思想不是苏格拉底的，而是柏拉图的，其中之一是：世界根本不像它显示出来的那样。外表和真实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我们很多人都把外表 误解为真实。我们以为自己理解真实，其实并不理解。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才能理解世界的真正本质。哲学家发现了真实的本质，靠的是思考，而不是他们的感觉。 为论证这一点，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山洞。那个想象出的山洞里，一群人被锁链锁着，面向洞壁。他们看见洞壁上有闪动的影子，便以为它们是真的。其实它们不是。这些人见到 的，是他们身后的物体被火把映出的影子。这些人一生都以为，洞壁上的投影就是真实世界。后来，其中一人挣脱了锁链，把身子转向了火把。最初，他的眼睛还看不清楚，接着便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他蹒跚地走出山洞，终于见到了太阳。他又回到山洞中，里面的人都不相信他禁不住告诉他们的外面的世界。这个挣脱锁链、获得了自由的人就像哲学家。他看到了外表后面的东西。普通人对真实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观看眼前的东西，而不去思考那些东西的内部。但外表却是骗人的。他们见到的只是影子，不是真实。 这个山洞的故事，后来生发出了所谓“柏拉图理式论”（Plato's Theory of Forms）。要理解这个理论，最容易的办法是用实例说明。想想你在生活里见过的所有圆形。其中有完美的圆形吗？没有。没有一个圆形绝对完美。完美的圆形，其圆周上的每一个点与圆心的距离都完全相等。真实的圆形绝不会如此。但你知道我所说的“完美的圆形”是什么意思。 那么，什么是完美的圆形呢？柏拉图会说，完美圆形的理念（Idea）就是圆的“理式”（Form） ①。你若想理解圆形，那么，你一心思考的便应当是圆的“理式”，而不是你画出来的、凭你的视觉看到的圆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完美）。柏拉图还认为，你若想理解什么是善，你一心思考的就应当是善的“理式”，而不是你目睹的善的个别事例。哲学家们最适于抽象地思考“理式”；平常人通过感觉了解世界，被引入了歧途。 哲学家很善于思考什么是真实，因此，柏拉图认为他们应当成为国家的主宰，掌握一切政治权力。柏拉图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国》（ The Republic）里，描述了一个理想的 完美社会。哲学家在其中位居顶端，并能得到特殊的教育；但他们会为了自己治理的公民牺牲自己的快乐。哲学家下面是军人，他们接受训练以保卫国家；军人下面是劳动者。这三类人群处于完美的平衡。柏拉图认为，这种完美平衡，应像完美平静的头脑与四肢对情感和欲望的控制。遗憾的是，他这个社会模型与民主制大相径庭，会将人们置于众多谎言与强权的联合支配之下。柏拉图想取缔大部分艺术，因为他认为艺术表现的真实是假的。画家描绘事物的外表，但外表却会使人们误解“理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自上而下的严格控制。那样的国家，今天会被叫做极权国家。柏拉图认为，允许民众投票选举，就是允许乘客驾驶航船—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做主宰，则更有益处。 公元5世纪的雅典人，与柏拉图《理想国》中设想的公民大不相同。他们崇尚民主制，尽管只有10%的人口享有选举权。例如，女人和奴隶就被自行排除在了有权参加选举者之外。但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精心建立了一种通过抽签选举的制度，保证了每个人在影响政治决策方面机会均等。 从总体上说，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评价，并不像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评价那么高，远非如此。很多雅典人都把苏格拉底看做危险分子，蓄意颠覆政府。公元前399年，年届七旬的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梅列图斯（Meletus）告上了法庭。梅列图斯指控苏格拉底藐视雅典人的众神、宣传他的几个新神明。梅列图斯说，苏格拉底教唆雅典青年为非作歹，怂恿他们反抗权威。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们现在很难知道这些指控是否属实。苏格拉底也许真的反对他的学生遵奉国教，一些证据也表明他很乐于嘲讽雅典的民主制。这与他的性格一致。很多雅典人都相信对苏格拉底的指控，这是不争的事实。 雅典人以投票决定苏格拉底是否有罪。组成大陪审团的501位公民中，认为苏格拉底有罪的人刚过半数。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苏格拉底若是愿意，他本来可以演说一番，使自己免于死刑。相反，苏格拉底不负“牛虻”之名，使雅典人更加恼火。他说自己毫无过错，而雅典人本该奖励他，为他提供免费餐饭，而不该惩罚他。苏格拉底这番话，自然未被雅典人接受。 处死苏格拉底的方法是强迫他喝下毒芹酒。毒芹是一种植物，能渐渐地麻痹人体。苏格拉底向妻子和三个儿子告别后，把学生们叫到了身旁。即便他能选择保持沉默、平静地生 活，而不再提出难以作答的问题，他也不会选择前者。他宁愿死，也不肯沉默。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应当不断地质疑一切，他不能违背这个使命。他喝了那杯毒酒，很快死去了。 但是，苏格拉底却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活了下来。这个难以对付的人始终都在提问，宁死都不肯停止思考事物的真正本质，鼓舞了后世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直接影响了他周围的人。柏拉图在他这位老师死后，继续以苏格拉底的精神教导学生。到那时为止，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位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大不相同的思想家。 第2章 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 “一燕不成夏。”你大概以为这谚语出自威廉·莎士比亚或其他大诗人。似乎如此。其实，这句话出自亚里士多德 ①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 The Nicomachean Ethics）。此书题赠给他儿子（小）尼各马可（Nicomachus），所以才有此书名。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意思是：必须有不止一只燕子飞来，必须有不止一个热天，才表明夏天已至；同理，少数几个快乐的瞬间加在一起，也不能构成真正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短期的快乐。出人意料的是，他认为儿童不会幸福。这似乎很荒谬。若连儿童都不会幸福，谁会幸福呢？ 不过，这个观点却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跟我们的大不相同。儿童刚刚开始生活，因此尚无任何意义上的充分生活。他指出，真正的幸福需要更长时间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这三位大思想家形成了一个师承链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事情常常如此。天才者通常都不会凭空产生。天才者大多都有开悟之师。但是，这三个人的思想却大不相同。他们都不像鹦鹉那样人云亦云，而都是独辟蹊径。简单地说，苏格拉底是大演说家，柏拉图是优秀的作家，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一切都感兴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我们见到的世界看做真正实体的苍白映像，唯有依靠抽象的哲学思考，才能把握真正的实体；相反，亚里士多德却痴迷于他周围万物的全部细节。 遗憾的是，现存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几乎都是演讲的笔记。不过，其思想的这些记录还是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尽管其文风常显枯燥。但亚里士多德并不仅仅是哲学家，他还痴迷于动物学、天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戏剧。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王国，先师从柏拉图，后来跟随亚历山大大帝旅行，做了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名为“莱森学园”（Lyceum）。莱森学园是古代世界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之一，与现代的大学有几分相似。他从莱森学园派出的考察者，回来时带着各种事情的新消息，从政治社会到生物学。他还开办了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在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上，柏拉图向上指着“理式”的世界；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指着他面前的世界。 柏拉图满足于坐在扶手椅上做哲学思考，亚里士多德却要探索我们感官见到的现实。他不赞成他老师的“理式论”，认为理解任何一般范畴的方式就是考察其个别例子。因此他认为：要知道猫是什么，你就必须观察真实的猫，而不可抽象地思索猫的“理式”。 亚里士多德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样生活？”他之前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人们研究哲学，首先就是出于这个需要。亚里士多德有他自己的答案。简单地说，他的回答是：寻求幸福。 可是，“寻求幸福”这个短语究竟何意？如今，很多人一听到“寻求幸福”便会想到各种愉悦自我的方式。你也许会认为，幸福就是去国外度假，就是参加音乐节和聚会，就是跟朋友们一起欢度时光。幸福也可能意味着你手不释卷地阅读你喜欢的书籍，意味着去看画展。但是，虽然这些都可能是构成亚里士多德良好生活的成分，他却绝不会认为最佳的生活方式就是到外面去、以这些方式寻欢作乐。他认为，这些做法本身并不是良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单词“eudaimonia”（读如“尤代莫尼亚”）表示“幸福”。这个词有时被翻译成“繁荣”或“成功”，而不是“幸福”。它不仅仅是你吃杧果味儿冰激淋或看到你喜欢的球队取胜时获得的快乐感动。Eudaimonia指的不是你怀着喜悦等感觉的短暂瞬间。它比那样的瞬间更客观。我们很难理解它，因为我们太惯于认为幸福就是我们感觉怎样，仅此而已。 不妨想想一朵花。你给它浇水，给它足够的阳光，或许有时再给它施一点儿肥，它便会生长、开花。你不管它，始终把它放在阴暗处，听任昆虫啮食它的叶子，不给它浇水，它便会枯萎、死去，顶多也只能是最终长成一株毫不动人的植物。人类也能像植物那样繁茂生长，却不同于植物，因为我们能为自己作出选择：我们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样的人。 亚里士多德坚信有“人性”这种东西，并认为人性具有一种功能。有一种最适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和其他一切的，就是人类能够思考和论证自己应当做什么。他由此出得出结论说：人类的最佳生活就是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 出人意料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你不知道的事物 —甚至你死后的事物 —也能影响你的eudaimonia。这听上去很离奇。假定没有来世，你死后发生的事情如何能影响你的幸福？那就请想象一下：你身为父母，你的一部分幸福就在于你对子女未来的希望。倘若你死后你的孩子不幸患了重病，你的eudaimonia便会受到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你的生活会变糟，尽管你无法知道你的孩子病了，因为你不再是活人。这恰恰使他产生了一个思想：幸福并不仅仅是你感觉怎样。这种意义上的幸福，就是你在生活中取得的全部成就，而你关心的其他人的遭遇也能影响你的幸福。你无法控制、无法了解的外部事件也会影响你的幸福。你是否幸福，部分地取决于好运气。 “要增加我们获得eudaimonia的机会，我们该怎么做？”这是个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培养正当的人品。”你应当在正确的时间产生正当的情感，这些情感会使你行为良好。这种做法，部分地取决于你自幼的教养，因为养成良好习惯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小实践它们。如此也才有可能交上好运。良好的行为模式就是美德；不良的行为模式则是恶德。 请思考一下“英勇”这种战时的美德。一个士兵也许必须用生命去冒险，以保护平民，不使他们遭到敌军的攻击。有勇无谋的士兵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全。他也会冲向危险，即使根本不必去冒险，他也可能这么做。但这不是真正的英勇，只是不顾后果的冒险。另一个极端是胆怯的士兵：他克服不了自己的恐惧，根本无法做出恰当的行动，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恐惧万分，瘫在地上。但在这种情况下，勇敢的士兵虽然也害怕，却能战胜恐惧，采取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种美德都处在这样的两个极端之间。英勇处在鲁莽和胆怯之间的中点上。这个观点有时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Aristotle's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亚里士多德研究伦理学的方法，并不只是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很多现代哲学家都认为：他重视培养美德的见解是正确的，他的幸福观既正确又令人鼓舞。他们认为，我们不该力图增加我们生活里的快乐，而应该力图成为更好的人，做正确的事。唯有如此，才能使生活变好。 这似乎使我们以为亚里士多德只关心培养单独个体的人品，但他并非如此。他指出：人是政治动物。我们必须能和其他人共同生活，我们需要一种法律制度，以应对人性的阴暗面。Eudaimonia唯有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我们才能找到它。我们生活在一起，必须在秩序良好的政治制度下与周围的人良好互动，才能找到我们的幸福。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卓越才华也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副作用。他智慧超群，他的研究非常深入透彻，许多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相信他的一切见解都是正确的。这不利于进步，不利于 由苏格拉底开始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去世后的数百年间，大多数学者都把他的世界观视为千真万确。只要他们能够证明亚里士多德说过的某件事，他们便会心满意足。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权威确定真理”—因为某个“权威”人士说某件事是正确的，便相信它必定正确。 你从高处扔下一块木头和一块沉重的金属，两者大小相同，你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认为哪个会先落地？亚里士多德认为那块较重的金属下落更快，因此会先落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它们以同样的速度下落。但由于亚里士多德说那是正确的，整个中世纪所有的人都相信它一定正确，无需更多证明。到了16世纪，据说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了一个木球和一个铁球，以检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那两个东西同时落在了地上。因此，亚里士多德错了。不过，要证明亚里士多德错了，本来还有更容易得多的办法。 依赖他人的权威，完全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也违背了哲学的精神。权威本身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和清晰论证。唯有依靠争论，依靠可能犯的错误，依靠挑战各种观点，依靠穷究各种选择，哲学才得以繁荣。幸运的是，很多时代都出现了这样一种哲学家：他们随时准备批判地思考别人认为必定正确的东西。有一位哲学家力图绝对批判地思考一切，他就是怀疑论者庇罗 ①。 第3章 我们一无所知
庇罗 人人都一无所知 —连这一点也不确定。你不该相信被你认为真实的事物。你很可能犯错。你可以质疑一切，怀疑一切。最好的办法是一直保持开放的头脑。不执著，你便不会失望。这是怀疑论（Skepticism）的主要学说。这种哲学，在古希腊以及后来的古罗马流行了数百年。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不坚信任何东西，无论它是什么。古希腊的庇罗（Pyrrho，约公元前365-约前275）是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也可能最极端的怀疑论哲学家。他的生活无疑和常人不同。 你也许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例如，你知道你此刻在阅读本书。但是，怀疑论者却会质疑你这个看法。请想一想，你为什么认为你在阅读本书，而不是仅仅想象自己在这么做。你能保证自己想得对吗？你似乎正在阅读—你自以为如此。可是，你也许正在产生幻觉或是正在做梦（大约一千八百年之后，笛卡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见本书第11章）。苏格拉底说，他自己知之甚少，这就是他知道的一切。但是庇罗却大大推进了这个思想。他也许走得稍远了一些。 关于庇罗生平的记述若是可信（对那些记述，也许我们也应持怀疑态度），我们便可以说：庇罗是因为怀疑一切才出名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他从未写过任何著作。因此，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来自他人的记述，它们大多来自他死后几个世纪。其记述者之一第欧根尼 ①告诉我们：庇罗是当时的名人，担任过埃利斯 ②（他居住在那里）的高级神职；由于他的声望，哲学家们根本不必纳税。我们无法验证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哲学家不必纳税”听起来却是个好主意。 但就我们所知，庇罗的怀疑论并没要了他的命，这很不寻常。若没有朋友们的保护，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本会很短。任何极端的怀疑论者，都需要不那么极端的怀疑论者的支持，或都需要好运的帮助，才能活得长久。 现在说说庇罗如何看待生活。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感觉。感觉有时会误导我们。例如，你在黑暗中就很容易看错东西。看似一只狐狸，其实却是一只猫。或者你很可能以为听见有人叫你，而其实那只是树林里的风声。我们的感觉经常误导我们，因此庇罗决定绝不相信感觉。他没有排除感觉为他提供准确信息的可能性，但对这个问题，他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头脑。 因此，很多人见到悬崖的边缘，都马上会把它看做一种有力证据，表明继续向前走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但庇罗却不这么看。他的感觉很可能欺骗他，所以他不相信它们。哪怕是他的大脚趾蜷在悬崖边上的感觉，或是踮脚向前迈步的强烈感觉，都不能使他确信自己将会跌落到山底的岩石上。他甚至不会想到跌落在岩石上对他的健康大为不利。他怎么会确信那是真的？他的朋友们（并不都是怀疑论者）制止了他，使他免于出事；但是，倘若他们没有制止他，他每过几分钟都会遇到麻烦。 你若无法确定野狗一定会伤害你，为什么怕它们呢？仅仅根据野狗狂吠、露出牙齿、朝你跑来，并不能断定它们一定会咬你。即使它们咬了你，也不一定会给你造成伤害。你横过马路时，为什么会当心来往的车辆？那些车辆很可能不会撞你。谁能真正知道？你活着和你死了，有什么区别？不知为什么，庇罗的怀疑论竟没有使他早早丧命；这种哲学全不关心平常的、自然的人类情感和行为模式。 这些毕竟都是传说。人们编出庇罗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想取笑他的哲学。不过，那些故事却不大可能全是假的。例如一个有名的故事说：在人们见过的一场最剧烈的暴风雨中，乘船出海的庇罗却一直非常镇定。狂风正把船帆撕成碎片，巨浪正在打碎船帮。周围的人个个惊恐万状，庇罗却不为所动，神色泰然。外表往往是骗人的，因此，他不能确信那样的外表会给他造成任何伤害。他一直保持平静，而连最有经验的水手都惊慌失措。他表明，哪怕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保持无动于衷。这个故事有几分道理。 庇罗年轻时去过印度。这也许启发他采取了那种不同寻常的活法。印度有关于精神导师（或称宗教老师）的大量传说。据说他们都自愿地经受舍弃肉体的考验，其做法十分极端，几乎难以置信，例如通过活埋、在身体的敏感部位悬挂重物，以及几个星期不进食，去获得内心的安宁。庇罗研究哲学的方法，一定很像神秘主义者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技术达到这个目的，他都一定是身体力行他宣讲的理论。他头脑平静，这种状态给他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有任何新的发现，其原因是：他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选择。哪怕没有机会发现真实，也不必为此心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远离一切坚定信念，因为坚定的信念总是与错觉有关。 你若见到庇罗，大概会以为他是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许就是疯子。但他的见解和行为却是一致的。他会认为，你的种种坚定信念全都毫无根据，并会使你的头脑失去安宁。你确信不疑的东西太多了。这就像你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你思想的基础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牢固，也不大可能使你快乐。 庇罗用三个问题简洁地概括了他的哲学，任何想得到快乐的人都应当提出这三个问题： 事物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我们应当对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不采取那种态度的人，有何结果？ 他的回答简单而中肯。第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的真正本质—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没有任何人知道真实的终极性质。人类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知识。因此还是放弃此事为好。这个观点与“柏拉图的理式论”截然相反，也否定了哲学家依靠抽象思维获得知识（见本书第1章）的可能性。 第二，由于以上观点，我们不可执著于任何见解。我们不可能确知任何事物，因此就该推迟一切判断，毫无执著地度过人生。你的每一个欲望都表明，你相信此物好于彼物。不幸福之感，来自你没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不可能知道什么东西好于另外某种东西。 因此庇罗认为：你若想快乐，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别去关心事情的结果。这才是正确的活法。你应当认识到一切都无关紧要。如此一来，任何事情便都不会影响你的头脑，而那将是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 第三，你只要遵照这个学说行事，便能达到内心平静的状态。你可以从保持沉默入手，因为你往往不知道该对某件事情说什么。最终你将会完全无忧无虑。这是你或任何人有望得到的最佳生活。这几乎近于一种宗教体验。 这就是庇罗的理论。它似乎适用于庇罗，尽管我们很难见到它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人。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庇罗劝导的无动于衷。并非每个人都有幸交到一些朋友，他们能阻止朋友犯下最糟的错误。其实，倘若人人都听从庇罗的忠告，那就不会有人主动地保卫庇罗的怀疑主义哲学，他那个学派也会很快消失，仿佛跌下了那个悬崖，仿佛踏上了那条剧烈摇晃的船，仿佛遭到了那群恶狗的残酷袭击。 庇罗的思想方法有个根本的缺点：他从“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推出了另一个结论：“因此，你应当忽视你对危险事物的直觉和感觉。”但是，我们的直觉的确拯救过我们，使我们躲过了很多潜在危险。直觉并不完全可靠，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应当忽视它们。据说，连庇罗本人见到一条狗想咬他 时都逃之夭夭：他无法彻底抑制其不由自主的反应，无论他多想如此。所以，想在生活中实践庇罗的怀疑论，便似乎有悖常理。靠这种方式，显然也无法获得庇罗想要的内心安宁。我们也可以质疑庇罗的怀疑论。你也许会问：他冒的那些危险，是否真能带来内心的安宁？庇罗的怀疑论很可能适合他，但有什么证据表明它也适合其他人？你大概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一只疯狗会咬你，而你若能99%地确定它会咬你，你不去冒这个险便很重要了。 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并非都像庇罗那么极端。哲学史上还有大量的中度怀疑论者，他们质疑各种假定，深入考察我们各种信念的证据，而并不认为应当怀疑一切时代的一切。这种怀疑式的追问是哲学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哲学家都是怀疑论者。怀疑论是教条主义的对立面。教条主义者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了解真理。哲学家质疑教条。他们追问人们为什么相信、相信什么，以及根据什么样的证据得出结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这样做过，当今的哲学家们也是如此。但他们这样做却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为人挑剔。中度怀疑论者的目的是想更接近真理，至少也是想表明我们知之甚少或能之甚少。要做中度的怀疑论者，你不必从悬崖上跌下去，但必须准备随时提出难以作答的问题，批判地思考人们给你的答案。 庇罗倡导摆脱一切忧虑，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如此。一种常见的忧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 ①提出了一些机智的忠告，告诉我们该怎样对待死亡。 第4章 学园之路
伊壁鸠鲁 想象一下你的葬礼。它会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悼念者会说些什么？你的想象一定来自你自己的视点。这就像你也在现场，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旁观葬礼上的事，也许俯视全场，也许置身悼念者当中。如今一些人真心地相信：我们死后仍会继续活在肉体之外，类似精灵，甚至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当中也有人相信死是最后的终结，他们面对着一个真正的难题。我们每次竭力想象自己不在那个葬礼上，都不禁会想象到我们参加了那个葬礼，目睹了我们死后发生的事。 无论你能否想象你自己的死，死亡至少都会使你心生几分恐惧，这似乎很自然。谁不害怕自己的死？只要我们还会为什么事情焦虑，那就一定是死亡。惧怕死亡（即便它离现在很 多年后才发生），这完全合理。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从未深思过死亡的活人，为数寥寥。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认为：惧怕死亡既浪费时间，也没有道理。一定要克制怕死心理。只要你想通了死亡，它便毫不可怕。你一旦想通了，便会更好地享受自己活着的时光 —伊壁鸠鲁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他相信，哲学的目的是让你的生活变好，帮你找到幸福。一些人认为，时刻想到自己必死是一种病态心理；但伊壁鸠鲁却认为：时刻想到自己必死，会使人们更努力地活着。 伊壁鸠鲁出生于爱琴海上的萨摩斯岛（Samos）。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雅典。在那里，他几乎成了被狂热崇拜的人物，很多学生都来投奔他，与他同住在一个公社里。这群人里也有妇女和奴隶—这在古雅典十分罕见。但这并未使伊壁鸠鲁广受欢迎，只有他的追随者们，对他怀有近于崇拜的情感。他在一座带花园的房子里开办了哲学学校—那个地方因此被称为“学园”。 像很多古代哲学家一样（也像某些现代哲学家，例如彼得·辛格，见本书第40章），伊壁鸠鲁认为：哲学应当用于实际，应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来“学园”向他求教的人应当把哲学付诸实践，而不应仅仅是学习哲学。 在伊壁鸠鲁看来，生活的关键问题是要承认一点：我们人人都寻求快乐。更重要的是，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人人都会规避痛苦。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消除人生中的痛苦，增加快乐，就会使人生更幸福。因此，最佳的生活方式就是非常简朴地生活，善待周围的人，置身于朋友当中。如此你便能满足自己大部分欲望，而不会渴望得到无法得到的东西。你若没钱买大房子，那么，你拼命买大房子的迫切欲望就对你毫无益处。有些东西无论你怎样努力都不大可能得到，别为了得到那种东西劳作一生。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这有益得多。 你的欲望若很简单，它们便容易得到满足，如此你便有了时间和精力，去享受更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鲁为人们获得幸福开出的处方，意义重大。 他这番教导是一种疗法。伊壁鸠鲁想消除学生们的精神痛苦，也想说明一个道理：回忆往昔的快乐，能使肉体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他指出：人们随时都能享受快乐，事后回忆快乐也是享受，因此，快乐能让我们长期获益。伊壁鸠鲁快死时感到有些不适，便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通过回忆他们之间的交谈之乐，他转移了对自己疾病的注意。 这个观点与如今所用的“epicurean”（享乐主义）这个词大相径庭。它几乎与“享乐主义”截然相反。“享乐主义者”（也叫美食家）酷爱美食，其中有些人沉迷奢侈和感官快乐。伊壁鸠鲁的趣味比“享乐主义”的含义简朴得多。他主张凡事必须适度—屈服于贪吃的欲望，恰恰会激发出更多的欲望，而未得到满足的贪欲最终会造成精神的痛苦。要求越来越多，欲壑难填，这样的生活应当避免。伊壁鸠鲁和他的学生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清水，而不是珍馐美味。你若喝上了昂贵的酒，不久便会想喝更昂贵的酒，掉进一个陷阱，那就是渴望得到你无法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伊壁鸠鲁的敌人们还是宣称：在“学园公社”里，伊壁鸠鲁用大部分时间去吃喝，还在通宵的纵酒狂欢中与其他所有的人做爱。这就是“epicurean”一词的现代词义的来源。倘若伊壁鸠鲁的学生们真的那样做过，那就彻底违背了他们老师的学说。那些说法更可能完全是恶意的谣言。 伊壁鸠鲁确实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写作。他的著作很多。据记载，他在一卷卷草纸上写下的书稿多达300本，尽管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他追随者们的笔记。他们把他的著作记在了心里，但也把他的学说写成了文字，互相传看。他们的一些笔记残篇被火山灰保存了下来。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火山灰掩埋了庞培城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城 ①。关于伊壁鸠鲁学说的另一部分重要信息来自长诗《物性论》（ On Nature of Things），其作者是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 ②。这篇长诗于伊壁鸠鲁去世两百多年后写成，概括了伊壁鸠鲁学派的主要学说。 我们回到伊壁鸠鲁提出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该怕死？其理由之一是你体验不到死。你的死不是你能遇到的事情。你的死一发生，你便离开了人世。20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③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里也提出了类似伊壁鸠鲁的观点：“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这就是说：事件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但我们绝不可能经历过自己的死亡，而且，我们意识不到它，经历死亡之后便不会活下来。 伊壁鸠鲁认为，我们想象自己的死亡时，大多都会犯一个错误：以为我们还有某种东西去感觉已死肉体发生的一切。但这是对我们本质的误解。我们被系于我们独具的身体和骨肉。伊壁鸠鲁的观点是：我们是由原子构成的（但“原子”这个术语的意义与现代科学家使用的意义略有不同）。一旦这些原子在死亡时分散，我们便不再是具有意识能力的个体存在了。即使后来有人能把所有的原子仔细地聚在一起，把生命吹进这具再造出来的肉体，它也和“我”毫无瓜葛。这个有生命的新身体不会是我，尽管其外表很像我。我感觉不到它的痛苦，因为肉体的机能一旦停止，任何东西都无法让它起死回生。身份的链条将会断裂。 消除追随者们对死的恐惧，伊壁鸠鲁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指出：我们对未来的感觉不同于我们对以往的感觉。我们关心的是前者，不是后者。请想一想你出生以前的时间。你虽未出生，时间照样存在。这里所说的时间，不单单是你早产前在母亲子宫里的那些日子，甚至不单单是你母亲怀孕前的那段时间（那时，你成为你父母的子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你降生前的数万亿年。我们通常不会因为自己没活在我们出生以前的数万亿年中而焦虑。为什么有人竟会为了他们不曾活过的时间而焦虑呢？这个观点若是正确的，那么同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心我们死后并不存在的数万亿年呢？我们的思想失去了平衡。我们过分焦虑的是我们死后的时光，而不是我们出生以前的时光 ①。但伊壁鸠鲁却认为这是个错误。你一旦想通了这一点，便会开始用看待你出生以前的时间的方式，去看待你死后的时间。如此，它便不再会使你忧心忡忡了。 有些人以为自己死后会在来世受到惩罚，为此焦虑万分。伊壁鸠鲁也消除了那种焦虑。他自信地告诉他的追随者们：众神其实对他们的造物并不关心。众神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也不卷入世界上的事情。因此你们应当安心。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伊壁鸠鲁消除焦虑的办法。它若有效，你便会大大放松，不再因为自己未来的不存在而焦虑。伊壁鸠鲁在他的墓志铭上概括了他的全部哲学： 我过去不存在；我存在过；我现在不存在了；我不介意。 你若相信我们只是肉体的存在，由物质构成，死后也没有受惩罚的重大危险，那么，伊壁鸠鲁提出的论据便很可能让你相信：你的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也许还会害怕死亡的过程，因为那个过程往往十分痛苦，无法逃避。这是真的，即使对死亡本身感到恼火毫无道理。但请记住：伊壁鸠鲁相信美好的回忆能止住痛苦，因此他甚至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你若认为自己是寄寓在肉体中的一个灵魂，那个灵魂能在肉体死后继续活着，伊壁鸠鲁的办法便不大可能对你有效：因为你能想象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你还活着。 并非只有伊壁鸠鲁主义者才把哲学看做类似心理疗法：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很多哲学家都是如此。斯多噶派哲学家（Stoics）尤其如此。他们告诉我们面对不幸时怎样做到心理上坚忍，其学说因此而闻名。 第5章 学会坚忍
埃皮克提图、西塞罗、塞内加 你必须离家外出时，外面下起雨来了，这很糟糕。你若非出去不可，那么，除了穿上雨衣、拿上雨伞，或是取消你的约会，你没有多少其他办法。你无法让雨停止，无论你多想这么做。你会为此恼火吗？你是否会超脱地对待这种情况？“超脱”（philosophical）的意思，就是接受你无法改变的事物。人人都在不可避免地衰老，人生短暂，对此你持什么态度？对人类处境的这些特征，你有何感受？你还会超脱吗？ 人们说用“超脱”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境遇时，使用的是斯多噶派哲学家对这个词的定义。“斯多噶”（Stoic）这个名称来自“柱廊”（Stoa），它是一种彩漆游廊，雅典的斯多噶派哲学家们常在其中聚会，其中最早的一位是芝诺（Zeno of Citium，公元前334-前262）。对现实、逻辑和伦理等大量哲学问题，古希腊早期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都发表过见解。但他们最著名的观点却是心理调节。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只应担心我们可以改变的事物。我们不必在意其他任何事物。他们也像怀疑论哲学家那样，只寻求心灵的平静。即使面对悲惨的事件（例如所爱者之死），斯多噶派哲学家也不为所动。我们对发生之事的态度全由我们自己控制，即使我们无法控制发生的事。 斯多噶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我们能主宰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我们能选择自己对好运和厄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情感就像天气一样。相反，斯多噶主义者却认为：对处境或事件的感觉，都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任意产生各种情感。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感到悲伤；有人骗了我们，我们也不一定非发怒不可。他们认为，情感会蒙蔽理性，损害判断力。我们不但应当控制情感，而且一有可能就该彻底消除它们。 埃皮克提图（Epictetus，55-135）是最著名的后期斯多噶主义哲学家，早年做过奴隶。他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深知痛苦和饥饿的滋味 —因为遭到过暴打，他走路时一瘸一拐。他说：哪怕肉体被奴役，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这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并不仅仅是抽象理论。他的学说包括如何对待痛苦和苦难的切实忠告。它凝结为一句话：“我们的思想全由自己支配。”这个思想鼓舞过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斯托克代尔（James B. Stockdale）。越战期间，他的飞机被北越击落。斯托克代尔屡遭拷打，被单独囚禁了四年。他拼命活了下来，办法是求助于在大学学到的埃皮克提图学说。他的降落伞落向敌方国土时，他下决心保持冷漠，无论别人怎样虐待他。他既然无法改变此事，就不能让此事影响他。斯多噶主义哲学给了他战胜痛苦和孤独并活下去的力量，而痛苦和孤独本来可以摧毁很多人。 这种坚忍哲学始于古希腊，但盛行于罗马帝国。大力传播斯多噶主义哲学的重要作家有西塞罗（Marcus 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 -前43）和塞内加（Lucius AnnaeusSeneca，公元前1-公元43）。人生短暂，人人都必然衰老，这是他们格外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承认衰老是自然的过程，也不试图改变无法改变的事物。但他们也认为应当最充分地利用短暂的人生。 西塞罗的一天当中常有做不完的事：他是哲学家，又是律师和政治家。在他的著作《论老年》（ On Old Age）里，他指出了衰老造成的四个主要问题：工作起来更困难；身体更虚弱；肉体快乐消失；死亡临近。衰老虽不可避免，但西塞罗说，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这个过程。我们应当承认，步入老年并不一定会使人生不可忍受。首先，老年人常能因为有经验而少做一些，因此做起任何工作都更有效率。他们只要经常锻炼身体和头脑，其功能也不一定会急剧衰退。肉体快乐有所减少，这使老年人能把更多时间用于交友和交谈，而交友和交谈本身能使他们受益。最后，西塞罗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此老年人不该怕死。西塞罗的观点是：我们应当接受衰老的自然进程，也应当承认不必悲观地看待衰老。 塞内加是另一位著名的斯多噶主义哲学家。他以类似西塞罗的思路论述人生短暂。你不会时常听到人们抱怨人生太长。大多数人都说人生苦短。人生有那么多的事要做，而做事的时间却太少。用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话说：“人生短暂，艺术永存。” ①目睹自己死期将至的老年人往往都想再活几年，去获得他们在人生中真正想要的东西。但这往往为时太晚，他们只能为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伤悲。在这方面，大自然是残忍的。正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们却死了。 塞内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也像西塞罗那样多才多艺，不但是哲学家，还能找出时间去写剧本，去做政治家，去做成功的商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人生何等短暂，而在于我们糟蹋了自己拥有的时光。他也认为：面对人类环境中种种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最为重要。我们不该对人生短暂感到恼怒，而应该最充分地利用人生。他指出，有些人哪怕能活一千年，也会轻易地把它浪费掉。即使如此，他们仍会抱怨人生太短。其实，人生通常都能长到足以做成很多事情，只要你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不把人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些人拼命挣钱，没时间做其他事情；有些人掉进了一个陷阱，那就是用全部业余时间去喝酒和做爱。 塞内加认为：若到了老年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太晚了。满头白发，脸上密布皱纹，并不一定表明老年人曾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有意义的事情上，尽管有些人干坏事也像在做好事。人们乘船出海，只盼风平浪静，可还是遇到了风暴，在船上颠簸不已。人生也是如此。无法控制局面，随着种种事件漂泊，没时间体验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与真正的生活相去甚远。 让人生过得有意义的一个好处是：你老年时不会害怕自己的记忆。你若虚度了光阴，你回首往事时便不愿去想你的人生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回想自己错失的所有机会是痛苦的事情。塞内加认为：正因如此，很多人才越来越注重琐事，因为这能使他们忘掉自己没有做成的事。他敦促读者们要远离众人，不要靠忙忙碌碌逃避自己。 那么，按照塞内加的观点，我们应当怎样使用时间呢？斯多噶主义哲学家的理想是过隐士般的生活，始终远离其他人众。他宣布最富于成果的生活方式就是研习哲学，这很有见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塞内加的人生使他有大量机会实践他的理论。例如，公元41年，他被指控和罗马皇帝该尤斯（Gaius）的妹妹有私情。我们不知道此事是否属实，但其结果是塞内加被流放科西嘉岛 ①八年。后来，他的命运再度转变：他被召回了罗马，做了12岁的未来皇帝尼禄 ②的老师。塞内加后来为尼禄撰写讲话稿，当了他的政治顾问。但是这两人关系的结局很不好：这是塞内加人生命运的又一次转折。尼禄指控塞内加参与了谋杀他的阴谋。这一次，塞内加无路可逃了。尼禄命令他自杀。塞内加不能抗拒皇命，即便不自杀也照样会被处死。抗拒毫无意义。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忠于自己的斯多噶主义哲学，至死镇定泰然。 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看待斯多噶主义哲学家的学说，那就是把它看做一种心理治疗，看做能使我们人生更平静的一系列心理治疗术。摆脱了那些造成烦恼、蒙蔽思维的感情，一切都将变得更加简单。但遗憾的是，即使你尽力使自己感情平静，你还是会发现自己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面对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斯多噶主义哲学家倡导的无动于衷状态能减少不幸的感觉。但其代价却是我们会变得冷酷无情，甚至变得不够善良。倘若这就是获得平静的代价，这代价便可能是过高了。 早期的基督教徒奥古斯丁 ①（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他的思想）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响，但与斯多噶主义哲学家相去甚远。他富于激情，深深关切他在世上见到的恶，极其渴望了解上帝和上帝对人的规划。 第6章 谁拉着我们的线？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极其渴望了解真理。他是基督教徒，相信上帝。但他的信仰却带来了很多未回答的问题。上帝要他做什么？他该怎样生活？他为什么要有信仰？他用大量清醒时间思考和写作这些问题。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对相信自己会永坠地狱的人来说，在哲学上犯错误很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奥古斯丁想：他若犯了错误，终将遭到地狱硫黄的焚烧。有个问题使他苦恼：上帝为什么允许世上有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今仍是流行于许多信徒中的答案。 在中世纪（大致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哲学和宗教密切地连在一起。中世纪的哲学家学习古希腊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思想，用于他们自己的宗教。这些哲学家大多是基督教徒，但也有一些犹太和阿拉伯的重要哲学家，例如迈蒙尼德 ①和阿维森纳 ②。很久以后被封为圣徒的奥古斯丁，就是这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奥古斯丁的出生地塔加斯特（Tagaste）在今天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但当时还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的真名是奥勒留斯·奥古斯提努斯（Aurelius Augustinus），但如今总是被称为“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或“希波 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此名来自他后来居住过的城市）。 奥古斯丁的母亲是基督教徒，他父亲信奉当地的宗教。奥古斯丁的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狂放不羁，与某个情妇有过一个孩子。奥古斯丁30岁时皈依基督教，最终做了希波城的大主教。他有一段名言，要求上帝使他失去性欲，“但不是马上”，因为他当时过于耽迷尘世的快乐。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写下了大量著作，包括《忏悔录》（ Confessions）、《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以及将近一百本其他作品。这些著作大多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把它转向了基督教。 很多基督教徒都认为上帝具有特殊的力量：上帝无比仁慈，全知全能。这就是“上帝”的全部定义。没有这些品质，上帝便不是上帝了。其他许多宗教也对“上帝”作了类似的描述，但唯一使奥古斯丁感兴趣的，是基督教对上帝的解释。 任何相信上帝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世界上还存在大量的苦难。很难否认这一点。有些苦难是自然之恶造成的，例如地震和瘟疫。有些苦难则来自道德之恶，即来自人类造成的罪恶。杀人和酷刑是道德之恶的两个明显例子。奥古斯丁开始写作前很久，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见本书第4章）就承认这种现象带来了一个难题。仁慈的、全能的上帝怎会容忍罪恶？上帝若不能制止罪恶，他便不是真正的全能。上帝也有所不能，可是，上帝若真是全能的，却似乎不愿制止罪恶，他又怎能是无比仁慈的呢？ 这似乎不合道理。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当今的很多人。奥古斯丁集中论述了道德之恶。他知道：仁慈的上帝明知存在道德之恶，却根本没有阻止它的发生，这的确很难理解。他只好满足于一种思想：上帝的做事方式非常神秘，为人类所不能领会。奥古斯丁需要答案。 请想象一个正要行凶的杀人者。他拿着锋利的刀，准备动手。一个真正的罪恶行为即将发生。但我们知道，上帝能阻止它发生。那个即将杀人者大脑的神经元会产生一些微小变化。或者，每当杀人者们想把刀用做致命的武器，上帝都会把刀变得软如橡胶。这样一来，刀就会从被杀者身上弹出去，任何人都不会受伤。上帝必定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他无所不知。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上帝一定是不愿让这个罪行发生，因为这正是他“无比仁慈”的部分含义。尽管如此，那个凶手还是杀死了受害人。钢刀没有变成橡胶。天空没有电闪雷鸣，那件武器也没有奇迹般地从杀人者手中掉出去。杀人者在最后一分钟也没改变主意。那会发生什么呢？这就是那个经典的“关于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它必须解释上帝为什么允许此类罪恶发生。倘若一切都来自上帝，那么，恶也必定来自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一定是想要此类罪恶发生。 奥古斯丁年轻时，曾设法不去相信上帝想要罪恶发生。奥古斯丁曾是摩尼教徒（Manichaean）。摩尼教 ①是起源于古代波斯（今天的伊朗）的宗教。摩尼教徒相信上帝不是全能的。相反，善与恶两种力量势均力敌，其间的斗争永不停止。按照这种观点，上帝和魔鬼撒旦不断地较量，以争得控制权。两者都强大无比，但都未强大到足以战胜对方。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恶占了上风。但为时从不长久。善会返回来，再次战胜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恶来自黑暗的力量；善来自光明的力量。 摩尼教徒相信：人们内心的善来自灵魂；人们内心的恶来自肉体，伴随着肉体的全部弱点和欲望，伴随着肉体将我们引入歧途的种种倾向。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有时想干坏事。对摩尼教徒来说，恶的难题并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上帝有能力控制现实的一切方面。倘若上帝并非全能，他就不该对恶的存在负责，任何人也不该埋怨上帝没有制止罪恶。摩尼教徒会如此解释杀人行为：凶手内心的黑暗力量使他犯了罪。个人内心的黑暗力量非常强大，光明力量无法战胜它们。 奥古斯丁在后来的生活中放弃了摩尼教的理论。他不明白善恶之间的斗争何以会永不停息。他不明白：既然善的力量一定强过恶的力量，为什么上帝在那场战斗中没有取胜？ 虽然基督教徒承认存在着恶的力量，但那些力量却永远强不过上帝的力量。奥古斯丁越来越相信：哪怕上帝真是全能的，仍会存在恶这个难题。 上帝为什么允许恶的存在？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这些问题很不好回答。对这些问题，奥古斯丁进行了长久的苦思。他的主要答案的依据是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存在：所谓自由意志，就是人类选择下一步做什么的能力。它常被叫做“自由意志答辩”（Free WillDefence）。这就是神正论 ①—它力图解释仁慈的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并为之辩解。 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例如，你可以选择读不读下一句话。那是你的选择。若没人强迫你读下去，你尽可以停下来。奥古斯丁把具备自由意志看做好事。在他看来，自由意志意味着遵从上帝的命令，尤其是“十诫”，也遵从耶稣的命令，即“爱你的邻人”。但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一个结果却是：我们会决定做坏事。我们会误入歧途，干出坏事，例如撒谎、偷窃、伤害别人，甚至杀人。我们的感情若压倒了理智，就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怀着对物质和金钱的强烈欲望。我们放纵自己的肉欲，渐渐远离了上帝和上帝的命令。奥古斯丁认为，我们的理性应当控制我们的种种激情，这个观点与柏拉图相同。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具备理性的力量，应当使用它。倘若上帝把我们设计成总是弃恶从善，我们本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人，但我们并不总是真正地自由，我们不能靠理智去决定做什么。上帝也可能把我们设计成了这个样子。奥古斯丁指出，上帝让我们选择，这要好得多。若不是如此，我们就会像牵线木偶，由上帝拉着我们身上所有的线，支配我们的一切行为，而我们则不必考虑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善。 因此，上帝的力量足以防止一切罪恶。但是，罪恶的存在虽然是事实，却不能直接归因于上帝。道德之恶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奥古斯丁认为，道德之恶也部分地来自亚当和夏娃的选择。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基督教徒一样，他坚信：据《圣经·创世记》的描述，伊甸园的状况很糟。亚当和夏娃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大大地背叛了上帝，又把罪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罪被称为“原罪”，它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每一个人都为它付出了代价。奥古斯丁认为，原罪通过性繁殖行为传给了一代代人。哪怕是儿童，也从其降生开始就带着罪的痕迹。原罪使我们自己更容易犯罪。 不知何故，我们为了别人犯下的错误而受到责备、遭到惩罚，很多现代读者很难接受这个思想。这似乎不公平。但是，许多信徒仍然坚信一个思想：罪恶是我们具备自由意志的结果，不能直接归因于上帝 —这让他们相信存在一位全知全能、无比仁慈的上帝。 波伊提乌 ①是中世纪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相信有这样一位上帝，但苦心思考和自由意志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倘若上帝知道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如何选择去做任何事情。 第7章 哲学的慰藉
波伊提乌 你若在监狱里等待被处决，你会用你生命的最后时光去写一本哲学书吗？波伊提乌就是如此。事实证明，那是他最著名的著作。 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475-525）是罗马帝国最后一批哲学家之一。他死后仅20年，罗马就被野蛮人攻陷了。但波伊提乌活着的时候，罗马已经衰落了。像与他同代的罗马人西塞罗和塞内加一样，他既把哲学看做一门抽象思维的学科，也看做一种自助，一种切实方式，能使你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也为人们提供了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联结纽带：他把这两人的著作译成了拉丁文，把他们的思想保留在了一个有可能永远失去他们的思想的时代。波伊提乌是基督教徒，其著作很受中世纪那些阅读他著作的、虔诚的宗教哲学家的喜爱。因此，他的著作架设了一个桥梁，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走向了基督教哲学，而基督教哲学主宰了波伊提乌死后的西方世界，长达几个世纪。 波伊提乌的人生里交织着好运和厄运。当时统治罗马的是哥特人狄奥多里克 ①国王。他给了波伊提乌执政官的高官，还给了波伊提乌的儿子们特别荣誉，也让他们做了执政官，尽管他们太年轻，凭自己的本领当不上那个官。对波伊提乌来说，一切都似乎很顺利。他很富有，家世良好，大受赞誉。不知为什么，除了为政府效力，他还能找出时间研究哲学，成了多产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红运当头。但是，后来他的运气变了。狄奥多里克国王指控他谋反，他被递解出罗马，送到了拉文纳 ②，在那里被监禁、拷打，最后被以绞杀加殴打处死。他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但那些原告并不相信。 在狱中，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波伊提乌写出了一本书 —《哲学的慰藉》 ③（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本书在他死后成了中世纪的畅销书。这本书开篇写的是：波伊提乌身陷囹圄，顾影自怜。他蓦然发觉一位女子正在俯视他。她的个子仿佛从中等变成了高于天空。她身穿撕破的衣衫，衣衫上绣着阶梯的图案，阶梯底边上有希腊字母π，向上直达顶端的希腊字母θ ①。她一手持着权杖，一手拿着书籍。波伊提乌发现，这位女子就是哲学女神。她开口说话，告诉波伊提乌该信仰什么。波伊提乌忘了她，这让她生气。她让波伊提乌想想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遭遇。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这两人之间的对话，他们谈到了运气和上帝。这本书一部分是散文，一部分是诗。那位女子，即哲学女神，对波伊提乌提出了忠告。 她告诉波伊提乌：运气总是多变，他不该对此感到意外。多变是运气的本质。运气变幻无常。命运之轮在不断地旋转。你有时在巅峰，有时在低谷。富有的国王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穷人。波伊提乌应当懂得世事就是如此。运气是偶然的。你今天走运，并不能确保你明天也走运。 哲学女神解释说：凡人很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了如此易变的事物上。真正的幸福只能来自内心，来自人类能够控制的事物，而并不来自能被厄运摧毁的一切。这是斯多噶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见本书第5章）。面对自己遇到的坏事，今天的人们说自己心态“超脱”，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们尽量不受他们无法控制之事的影响，例如天气，例如自己的父母是谁。哲学女神告诉波伊提乌：任何事物本身都不可怕—是否可怕，完全取决于你怎样看待事物。幸福是内心精神的状态，不是外部世界的状态。埃皮克提图会承认这是他的思想。 哲学女神要求波伊提乌再次求助于她。她告诉他，虽然他在监狱中等待死刑，他依然能快乐。她要消除他的忧伤。她说：财富、权力和荣誉都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都来而复去。任何人都不该把幸福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幸福来自更坚实的基础，来自不能被拿走的事物。波伊提乌相信自己死后仍会活着，所以，在世俗琐事中寻求幸福便是个错误，因为他死的时候会失去所有那些东西。 可是，波伊提乌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哲学女神的回答是：他会在上帝或者“善”（事实表明，这两者是同一个事物）当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波伊提乌虽然是早期的基督教徒，却并未在《哲学的慰藉》里提到这样的上帝。哲学女神描述的上帝，很可能是柏拉图所说的“神”，即“善”的纯粹理式。但后世的读者会看出这本书里的基督教教义：荣誉和财富毫无价值，重要的是一心取悦上帝。 在《哲学的慰藉》中，哲学女神始终都在使波伊提乌回想他已知的东西。这一点同样来自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认为：一切学问其实都是对既有思想的某种回忆。事实上，我们从未学习过任何新东西，而只是唤醒了我们的记忆。生活就是一场回忆我们先前已知事物的斗争。波伊提乌已经懂得：他以前为失去自由和民众的尊敬而苦恼，这是个错误。那些东西大多都不能被他控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处境的态度，而态度是他能选择的东西。 但是，波伊提乌却对一个真正的难题感到困惑，它也让许多相信上帝的人感到苦恼。上帝尽善尽美，必定知道发生过的一切，也必定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说上帝“无所不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若上帝存在，他必定知道谁会是足球世界杯的冠军，必定知道我接下来会写什么。他必定预先知道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预见的，一定会发生。所以，此 刻上帝知道一切事情将如何发展。 根据以上的所有推断，上帝一定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哪怕我并不能确定自己要做什么。我决定去做什么时，似乎正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未来。来到岔路口，我既可以走左边那条路，也可以走右边那条路，也许还会坐在原地不动。此刻我可以停下写作，给自己倒杯咖啡。或者我会选择继续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字。那看上去像是我的决定，像是我能选择去做或不做的事。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去做什么、不做什么。同样，你可以选择此刻闭上眼睛，只要你愿意。上帝若知道我们最后要做什么，事情会怎样呢？ 上帝若知道我和读者将要做什么，我们又怎能对即将做什么作出真正的选择呢？选择是一种错觉吗？倘若上帝无所不知，我似乎就没有自由意志。十分钟以前，上帝就会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奈杰尔 ①将继续写作”。此话不假，我一定会继续写作，无论我当时是否理解这一点。不过，上帝若能够这么做，我就无法选择自己要做什么，尽管看上去继续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人生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早就被规定好了。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行动，上帝却要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奖惩，这公平吗？我们若不能选择自己做的事情，上帝如何决定我们是否该上天堂呢？ 这个问题令人十分困惑。它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悖论”（paradox）。一方面，上帝事先知道我将做什么，另一方面，我还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这似乎不大可能。这两种思想似乎互相矛盾。不过，你若是相信上帝无所不知，它们听起来也都有道理。 但是，波伊提乌牢里的那位女子 —哲学女神却自有她的回答。她告诉波伊提乌，我们的确具有自由意志。那不是错觉。虽然上帝知道我们将做什么，我们的人生也不是命定的。换句话说，上帝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这并不等于宿命论（即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将做什么）。对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确实可以作出选择。把上帝看做人类，以为他时时都在观察事情在时间中的发展，那就错了。哲学女神告诉波伊提乌，上帝是无时限的，完全处于时间之外。 这就是说，上帝能在一瞬间看清一切。上帝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同一。我们凡人紧紧盯着一件件依次发生的事情，但上帝却不会这么看。上帝能预知未来，却没有摧毁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把我们变成编好程序的、根本不能作出选择的机器，这是因为上帝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观察我们。他以某种无时限的方式，瞬间就看到了一切。哲学女神又对波伊提乌说，他不该忘记：上帝判断人，根据的是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作出的选择，尽管上帝事先知道人们将做什么。 倘若哲学女神的这些话是对的，倘若存在上帝，上帝就会准确地知道我何时会结束这句话；但是，就在此处写上句号，这仍然是我的自由选择。 同时，你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阅读本书下一章。下一章讨论有关上帝的存在的两种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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