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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诡道”的认识与理解 “诡道”一词如果脱离《孙子兵法》或具体战争背景泛泛而论，极易与“阴谋诡计，狡诈善变”相混淆。《孙子兵法》西传之后，到19世纪末列强入侵中国之际，一些有偏执之见的外国人就是把“诡道”曲解成中国官员“奸诈成性”的。例如，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 de Cotenson）在《新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兵法的特点”就是“将帅们奸诈狡猾，企图用各种手段欺骗对方”，因此，法国指挥官“不应被中国将领们的信誓旦旦所欺骗”，这一点“极端重要”。这种偏见已经受到《孙子兵法》英译者格里菲思的批评,实际上任何真正的《孙子兵法》的外国学者或认真读过该书的读者，都不会同意这种曲解和偏见。 1.就战争而言，从“侠义之道”到实施“诡道”是历史的进步 对此西方研究中国兵法的学者看得很清楚。譬如，对《孙子兵法》素有研究的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高利考斯基（Krzys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石施道）曾撰文论述《左传》中的战争观与孙武思想的区别。在题为《孙武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一文中，石施道援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史料并作分析，在这场公元前638年的宋楚之战中，宋襄公坚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致遭惨败，这是因为宋国代表古代商朝的贵族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君子不乘人之危”和“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敌军”。与世袭贵族的“侠义”战争观不同，孙子的军事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半济而击之”（《行军篇》）和“勿击堂堂之阵”，而且强调“穷寇勿迫”（《军争篇》）。因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对于处于绝境的敌人同样是适用的。从战术角度看，使敌人不再恋战或负隅顽抗，更有利于取胜和减少伤亡。石施道在研究《左传》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时，还参照了马克·刘易斯（Mark E.Lewis）的学术见解。后者认为，从《左传》和其他早期资料中得知，对世袭贵族来说，战争是威望和荣誉问题，打仗是为了取得荣耀。从公元前597年的楚晋之战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看，都盛行着这种世袭贵族的观点。晋国将领明知寡众不敌，也不甘心在强大的楚兵压力下撤退。石施道说，从《左传》中可以看到，春秋末期在军事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是坚持旧贵族阶层捍卫侠义战争规范，把维持尊严看得比胜利本身还重要。另一派则摒弃这些规范，注重军事行动的效果，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光荣。因此，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欺骗，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孙子兵法》代表着后者的新兴的军事思想。由于“贵族思想传统在中原各国根深蒂固，新的实用主义的方针首先由所谓‘蛮夷之国’采用，如吴、越、楚和秦，这些国家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贵族传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孙子兵法》出现在吴国，而不出现在中原国家。石施道还认为，孙武继承了《左传》中的许多概念，并使之系统化。孙武在发展战略思想方面的作用，堪与孔子在发展哲学方面的作用媲美。“他们的著作高度概括抽象，成为永恒的真理，有些观念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两人之间又有重要的区别：孔子继承了古老的传统，包括贵族传统中的各种因素，他的目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把古老的传统保持下去；孙武则不然，他摒弃贵族式的军事传统，提倡与之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他绝不容许旧的荣辱观左右战争进程和战争目标，他破除了旧的荣辱观，而代之以争‘利’的观念，代之以建立在‘诡道’基础之上的讲究实际的战争行为规范”。显而易见，孙子“以利动”的战争观和实施“诡道”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飞跃。 2.“以利动”是实施“诡道”的准则 关于“诡道”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在《孙子谚义》中指出，圣人用兵之际，亦必用诡诈，不然战必败。可见其界定“诡道”概念时加了“圣人用兵”或“仁义之师”之类的大前提。而孙子论“诡道”的前提只是“兵”字——“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并无仁义道德之类的含意。对于“诡道”这一重要的兵学概念，西方学者有其独特的见解。如波兰学者石施道指出，孙武是第一个认为“战争”不应受伦理考虑束缚的思想家。在孙武看来，战争的目的是有利于国家，衡量战争的唯一标准是胜败如何。利用非伦理手段，使用诡道诈骗敌军和己方的士卒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他进一步指出：“孙武得出了非常极端的结论：在战争中，对一切人都要用诡道和权谋，包括敌人、己方官兵、甚至最亲密的合作者和己方的间谍人员，只有最高指挥一人可以了解真实情况和真正的目的意图。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孙武的文章被贬为不讲道德，其实他的著作只能称作超越道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作为一家之言，石施道的这番话道出了孙武的功利主义的战争观，也说明了实施“诡道”的基本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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