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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总理被追丢掉鞋子说起 2012年1月26日下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和阿博特出席堪培拉联邦议会大厦附近酒店举行的嘉奖救灾人员活动时，遭遇大约200名酒店附近示威者的围堵，在保镖和警方人员护送撤离过程中，吉拉德走丢一只鞋子。这些示威者是26日在酒店附近庆祝“帐篷使馆”成立40周年的原住民，他们因为不满阿博特先前一番表态对总理进行了围堵。 澳大利亚有媒体称，26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跑丢的这只鞋子，最终被土著居民所得，并被放到eBay上进行拍卖。《悉尼先驱晨报》27日称，这只右脚8号的Midas Glorify开价148澳元，不久即升至2550澳元。拍卖的这只鞋子是否是吉拉德的，这一拍卖还有可能是一场恶作剧。吉拉德对次事件似乎有点恼怒，她说，她不反对和平示威，但“绝对谴责暴力示威”。 事件牵扯出的“原住民帐篷使馆”这个历史问题，可追溯至1972年。澳大利亚1900多万人口约2%为土著人，他们分布在北方领地、托雷斯海峡地区等地方，有500多个部落。自英国人登上这块大陆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土著人为捍卫自己的主权讨回自己的土地进行不懈的斗争。1972年，從悉尼“紅坊”區來了4个土著人人，即比利·克雷吉、托尼·庫雷、伯德·威廉姆斯和邁克爾·安德森，他们在堪培拉聯邦议会大厦门前草坪上插了一把大傘，“安营扎寨”守候了6個月，抗议政府对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原住民政治认可。這就是“帳篷使館”的由來。 “帐篷使馆”通常有15名自称“大使”的土著人常驻那里，代表500多个不同部落就土著人的土地、文化等权利问题，与联邦政府和议会摊牌。经过长期抗争，澳大利亚于1967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土著人的公决，正式赋予土著人澳大利亚公民权。土著人的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有关土地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议会大厦门前草坪上有一堆不見火苗青煙裊裊的火堆，草坪兩側的樹蔭裡扎著五六頂帳篷。火堆旁豎立著迎風招展的土著人旗幟，旁邊的木牌上分別用英、中、日三種文字書寫“主權”一詞。在一個石台上有一個盒子，裡面是一摞澳大利亞風景明信片，盒子貼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聯邦政府總理向土著居民道歉的時候我在現場，‘道歉’只是一個詞，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各位願意的話，請到各頂帳篷邊去坐坐吧。” 來自全國各地的土著人在“帳篷使館”前来来往往，他们认为這裡是學習土著文化的地方。這裡的土著人會對你說，“隻要你擁護土著人的公民權利，就歡迎你來‘帳篷使館’裡住一住。”土著人克裡斯告訴記者，他的祖母是被“偷走的一代”。他從小對土著文化有一種歸屬感。土著人在很多方面與整個澳大利亞社會有差距。由于社會上对土著人存在無形的歧視，不少土著孩子不願意去學校讀書。虽然澳政府於2008年正式向土著居民道歉，但很多政策還停留在紙面上，土著人的生存境況仍未有大的改觀。 “帳篷使館”並不一直都扎營在旧國會大廈外面，也曾移至聯邦議會新址。經過20年斷斷續續的搬遷之后，從1992年起，一座相對固定的“帳篷使館”豎立在舊國會大廈前。經過37年的世事變遷，“帳篷使館”的土著居民抗議也從初始階段的憤怒和焦躁發展到今天的堅定與從容。如今，土著居民繼續向澳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改善土著人的生活和社會境遇，住房、教育，包括恢復土著人語言的教學以及社會認可，都是“帳篷使館”繼續努力的目標。 舊國會大廈周邊秀麗的風景和土著居民的“帳篷使館”，猶如兩個拼接在一起的圖畫。這合成的畫面雖不那麼協調，但很有意義。今年5月8日，舊國會大廈裡的“民主博物館”重新對外開放，而與之相伴的“帳篷使館”則恰好是今天澳大利亞民主的一個活的窗口。當地報紙上一篇文章说，在還有不少澳大利亞公民的土著人生活困苦的時候，我們能做些什麼？ 澳大利亚议会大厦门前草坪，相当于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的广场。“帳篷使館”能在澳大利亚议会大厦门前安营扎寨40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难道那边没有非常负责任的“城管”？总理的鞋子被追得非常狼狈，折射出澳大利亚的民主确实了得，这个国度的公民是把吉拉德视为一介平民，而不是一国堂堂的总理；而一国之领导人也确实有容忍的耐力，对尴尬之事仅是一怒谴责而已，没有上升到维稳层面去兴师动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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