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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大约是今人古人都可以有的，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过去的人而言就是天方夜谭了。条件简陋不说，沿途的危险重重，教人望而却步。《论语》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告诫。 先不说是否有钱有闲，古人旅游的第一道障碍首先是身份限制。也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上路旅行的。 自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开始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保证税收和抓丁，到秦国时这一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自商鞅的保甲连坐法起，普通民众就没有了随意迁徙的权利。没有许可随意离开住地的民众，被认为是脱籍，是严重的大罪。到后世，也有专门的名词来定义这样不受官府户籍管辖的民户，叫“流民”。 （虢国夫人游春图） 想迁徙也可以，不过要审批。秦法中审批的资料难找，但汉朝的案例容易些。汉承秦制，我们能看到一些端倪。以下是《居延汉简甲乙编》的记载：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 所谓官狱征事，就是说没有服劳役、兵役或徭役，也没有罪案在身，而且已缴纳赋税。这些都办完了，才能由“啬夫”出面办理，“为家私市居延”。所谓“当得取传”，也就是要办迁徙手续。要是想为了赶个集静悄悄离开一两周，那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张骞出塞图） 士子的情况稍有不同。先秦士子要跑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游学。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士子之所以能被称为“士子”，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有一些贵族传承，不是普通平民。身为贵族，他们不用服役，也有一定的刑罚豁免权，显然他们的人身自由相对多一些。但是他们的往来也需要严格的登记制度，持符为凭据，出入关都需要造册记录。比如《秦律杂抄》对士子游历，有专门的游士律加以约束：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事实上后世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读书人的赶考和游历都比平民要容易很多，特别是明朝开始将民众按“户”分类之后。读书人是其中的特权阶层，一旦成了生员，那么享有的特权远多于平民。比如不用承担徭役，不能被随意用刑，可领取生活津贴等等。有了这些，无疑让读书人的生活轻松了许多。加上很多读书人出自书香门第，世代读书为官，家境都算殷实，也有庞大的关系网。一般这种人出游，盘缠什么的不是问题，即使囊中羞涩，也可以找到一些父辈同窗资助一下。当然，徐霞客先生的情况比较特别，不在此列。 （乾隆皇帝行乐图） 有了出游身份，如何行脚呢？有钱的，可以雇个马车或买马，没钱的，就只能走路了。有些人还可能以权谋私，就是利用官府的驿站提供一些食宿上的支持，注意：这是靠关系，不是严格合法的途径。 （乾隆皇帝下江南） 也有坐船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即为明证。当然，也有像乾隆那样大张旗鼓坐船下江南的，只是这架势不是我等草民能享用的。 （古人远行用的食盒） 饮食方面，除了靠客栈打火，还有路菜。清朝尤其流行，各类奶油小果子，以及可以长保不腐坏的便利食品。各类客栈、驿馆，就是为行旅服务的，还孕育了那句伟大台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不过比起今天的“到此一游”，古人旅游倒是留下了不少佳话。像东晋的王子猷，在山阴的时候，夜里忽然想起在剡溪的好朋友戴逵，于是连夜去访，乘舟一夜而至，到了朋友家门却掉头返回。别人问他，他说，我乘兴而来，今兴尽而返回，有何不可？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鹿车，携酒出游，使人荷锸相随，曰“死便埋我”……有人问唐人郑綮有无新作，他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李贺也有类似经历，偶有所得，即投入随行的锦囊中。看心情四处溜达出长安的李白也算在内。 （郦道元可以称得上“骨灰级”驴友） 郦道元为了写《水经注》，先后两次随北魏孝文帝出游，历时两年，行程万里，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所到之处还拜访许多耆老宿绅，参观许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头脑里充实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材料，为他日后撰写《水经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霞客若不是游遍中国，哪有洋洋60万言的《徐霞客游记》？ （清明上河图中的沿河客栈） 有人出游是为了避乱求生，有人出游是为了快意人生，前者如杜甫颠沛流离，后者如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动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才有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好诗。有人游是因为谪贬，如苏东坡。如果苏东坡终老京城，我们文学宝库里，就少了多少辉煌灿烂的宦游诗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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