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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他们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鲍曼(Z. bauman)作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的思想大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出版了其现代性三部曲，即《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Polity Press, 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olity Press, 1989）和《现代性与二难》（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Polity Press , 1991）。鲍曼的名字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和《立法者与阐释者》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该书是其现代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变迁问题作出了卓越的探讨。 鲍曼于1968年因“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其祖国——波兰；作为一个被放逐者，他在几个城市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最终在英国的利兹市定居下来，自1972-1990年，他一直担任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就在他退休前夕在纽芬兰进行学术休假时，他出版了其传世之作《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这是在其《阶级的记忆》（Memories of Clas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之后自身转变的另一部著作。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这本书中，鲍曼把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变迁问题放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探讨，作出了知识分子正日益由现代的“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的“阐释者”这一论断。该书潜在的假设是，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不确定性资源，谁就拥有权力。无疑，这与克罗齐耶（M. Crozier）所创建的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CSO）的研究结论有惊人的相似。 一 “知识分子”一词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鲍曼在考察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之后指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离我们并不久远，它的出现决不会早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一词是一个由不同职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名词，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公众人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影响民族心灵与塑造政治领导的行动来直接干预政治的进程，并将此视为他们的道德责任与集体权利。在鲍曼看来，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之在启蒙时期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期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联系全球性关注（global concerns），“知识分子”才得以诞生的。 然而，“知识分子”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成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其实对它的外延，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也没有预设界线的存在，所以，问“谁是知识分子”或“哪一些人是知识分子”， 是没有意义的；列一张清单，指出哪些行业的成员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在某一行业的等级体系中，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而，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参加到特定的实践模式中去；能否参与到某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超越对自身所属的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注，参与到对真理、道德价值和艺术判断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去。 “知识分子”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与“启蒙”联系在一起。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入西欧词汇时，它从对启蒙年代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中获得了自身的意义。鲍曼认为，就是在启蒙年代，知识与权力的共存——现代性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得以形成。而且，这一并存现象的发生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一是具有资源与意志的新型国家权力的出现，它必然会根据预想的秩序模型来形塑和管理整个社会体系；其二是相对自治、自我管理话语的确立，它导致了上述那种秩序模型的产生，同时，这一模型所需的实践的实现，又形成了这一话语。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鲍曼讨论了两种假设：其一是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的结合导致了这一经历：它在特定的世界观得以解释，并与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策略相联系；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日后的分离，伴随着两个领域的内在转型，导致了另一经历：它在当今的新世界观内得以解释，并与“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策略相联系。 二 至此，我们可隐约看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知识分子实践的两种策略。鲍曼认为，在提及知识分子实践时，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代表了对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性质理解的差异，也代表了对知识分子工作有关的性质与目的理解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则扮演了“阐释者”的角色。鲍曼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换言之，知识分子的两种角色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答案可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特征相联系。进一步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必须随社会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当然，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其对世界的整体判断/认知密不可分；不同的判断导致了不同的角色定位。 典型的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种有序的整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只要人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就能对事件作出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可以同时作为对事件预测和控制的手段，如果解释是正确的话，如果所需的资源可以得到的话。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实验重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是这样。所以，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观看来，实践的优劣是可以客观检验的，可以证明是合理的；不能客观地被证明具有合理性的实践（如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具有合法性的实践）是低劣的，因为它们曲解了知识，并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实践等级的提升意味着使实践迈向普遍性，远离“狭隘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现代策略具有“立法者”角色的特征。它由作出的权威陈述（authoritative statements）而构成，而这些陈述对意见争端进行裁决，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在此，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美学家）成为知识的集体拥有者，他们的知识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有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意义，犹如花园里的园丁，要想使花园变得美丽，园丁必须根除花园里的“野草”（这对其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写作埋下了伏笔，揭露了纳粹理论与实践在反犹主义中把犹太人视为了“杂种”事实）。在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产生的知识一样，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束缚。这使得他们拥有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的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力和责任。 三 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是这样的世界观：它在原则上由大量无限的秩序模型所构成，而且，每一个模型都是由一套相对自治的实践所产生的。秩序并没有先于实践，所以秩序并不能作为其有效性的标准。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的标准是在特定传统内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秩序模型都被“意义共同体”（community of meaning）的习惯与信念所支持，不容许有其他合法性检验。鲍曼总结说，如果说从现代世界观看，知识相对论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反对并最终要克服的难题，那么，从后现代世界观来看，知识的相对性（即知识只能根植于自身的传统之中）是世界的一个永恒特征。 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的后现代策略具有“阐释者”角色的特征。它由解释性陈述所构成，这些陈述的作出是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让这些陈述能够在以另一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得以理解。这一策略不是定位于挑选出最好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治的（独立自主的）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其关注点是，在沟通过程中如何防止意义的曲解。 不过，鲍曼特别指出，后现代策略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策略的排除；相反，如果没有后者的持续，前者则不可能被想象出来。当后现代策略使知识分子有必要放弃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雄心时，它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雄心；在此，他们仍具有元-职业权威（meta-professional authority），通过制定程序规则，对争论不休的意见进行裁决，作出令人信服的陈述。然而，新的困难是，如何划定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 四 在当代/后现代社会中，伴随着普遍主义（鲍曼称之为绝对主义）受到怀疑，伴随着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知识分子对自己“立法者”的角色失去了信心，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扮演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角色，以重新拥有失去的权威。在此，知识分子选择了“阐释者”的角色。 鲍曼认为，有两种因素导致了知识分子自信的丧失：一是位所（sites）的缺失。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权威成了多余之物，从而导致维持权威的这类群体——知识分子也成了多余之物。由于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所取代，这样，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职能和资格。总之，知识分子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他们依然想为他人“立法”的话。二是没有一种社会模式有利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的实现。事实上，不管是苏联类型的“建立在短缺之上的专政国家”，还是西方的消费者社会，都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留有太大的空间。裁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中失落之后，他们只能把世界体验为没有价值观的世界。鲍曼相信，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同意齐美尔(G. Simmel)在一战前草草写下的忧郁的预言：“不像先前的人类，我们现在过着没有共同理想的生活，甚至是过着没有任何理想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下，如果坚持把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当作具有绝对约束力的，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在鲍曼看来，由于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于现存的各种世界观都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各种传统之间的沟通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必须扮演一种新的角色，如果他们准备认真对待多元主义的话。这种新的角色就是“阐释者”的角色。鲍曼认为，知识分子要想扮演好“阐释者”的角色，他们必须发展一种能够影响不同传统与文化之间实际沟通的特殊主义。这样的特殊主义包括：（1）采用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观，该观念承认，所有的知识都使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的，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是专断的。（2）重新发现解释学。以伽达默尔（H. Gadamer）为代表的新解释学，反对那种体系化的真理及其探求方法，并试图把哲学或社会科学工作重新界定为一种解释活动，即一种对意义的探索。（3）采纳美国哲学家罗蒂（R. Rorty）的新实用主义，并因而放弃洛克-康德传统。罗蒂认为，对于普遍性和真理基础的哲学探索，从一开始便走错了方向；他主张，哲学家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发扬西方的文明的沟通活动。 五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代表了“知识分子角色”得以扮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策略。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概念并不是作为 “工业”/“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等同物而使用的，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使用的。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视角来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是在把近3世纪的西欧历史理论化的进程中而被使用的。恰恰是这一实践，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后现代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仅仅表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意味着另一种实践模式完全不存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后现代模式也不一定优于现代模式。 有许多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立法者”角色，正逐渐被“阐释者”角色所替代。随着确定性的终结和不确定性的来临，立法者日益没落，阐释者日益兴起。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地说，“阐释者”将最终取代“立法者”。鲍曼从欧洲哲学史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大约在现代性出现的前一个世纪，欧洲曾经历了一个相似的不确定性时期。但那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太长，哲学家很快便联合起来驱逐了实用主义试图接纳的相对主义的鬼魂。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其“立法者”的雄心，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知识分子所能够实现的只是“阐释者”的雄心。
（原载《读书》2001年第9期） (责任编辑：bravet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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