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文化报2月8日早晨6点多，一对父子从重庆市沙坪坝青木关出发，安全抵达老家湖南省黄梅县龙感湖农场。此前，33岁的儿子小陈，感觉“混得不好没脸回家”，15年没和家里联系，以致户口被注销。因为办理一张临时身份证，重庆民警得知他恐归15年，通知了家人（据2月9日《重庆晚报》）。 以前看过一组广告，里面的一句台词就是：“混得不好，就不回来了。”我以为也就是句豪言壮语，不料想还真有人身体力行了。有人把小陈的情况归纳进“恐归族”的行列，不过我觉得小陈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一般人恐归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财政赤字、一事无成、父母逼婚、风俗习惯、压岁钱看涨、交通费太贵、工作太忙、假期太短、走亲访友太累等等，按照小陈的情况属于一事无成（他这么觉得）。但恐归族一般也就是节假日不敢回家，像小陈这样15年没和家里联系的情况，已经类似于心理疾病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名词：“凤凰男”。顾名思义，“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特指出身农村)，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人。当然，不是所有出身贫寒而又积极向上的男人都是凤凰男，这个词有贬义的意味，归于此类的人往往背负着某种精神枷锁。凤凰男的成功之路，往往家庭牺牲很多，所以他们时刻背负着反哺家庭的重担。在这样的重担压力下，就难保其中不会有人在精神上发生变化，比如对金钱和地位的执着。而这样的执着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元旦的时候，看作家侯虹斌的文章，介绍了这么一个奇葩征婚者：该征婚男30岁，研究生毕业，月入八千，要求找一个高学历、收入相当的当地女孩，合伙买房子必须加上自己父母名字；如果对方已买房子他出家电，加他的父母名字；必须与他的父母同住，大姐会经常来住；女方家境要好，不能有兄弟姐妹，要保证生儿子……这基本上已经魔障了。而征婚男背后的故事也不出意料：他的大姐因为贫穷40岁未婚，二姐放弃心上人嫁给一个把她打得鼻青脸肿的瘸子，就是为了换彩礼来供他读书；他穷怕了，穷够了。 相比之下，小陈还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凤凰男，但他身上同样背负着枷锁，新闻里说，1998年小陈回家过春节，村长吴志伟鼓励他认真学习，这让小陈有点压力。父亲和哥哥都在务农，供他一人读书。这个恩情是需要偿还的，他的家庭是需要他报答的，然而他却做不到，这就是让小陈15年不回家的心魔。 中国古代讲“耕读传家”，在这田园诗般的形容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由宗族伦理所构建的经济结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族群，选拔出有资质的孩子脱产学习，考取功名。而其余的人，则要靠劳动供养他们。这就是读书人在家庭和社会上的特权，从一开始，他们和其他家人就是不平等的。但反过来，这个恩情也是需要报答的，你需要飞黄腾达，你需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尽管在讲恩情，在讲孝道，但这背后，经济关系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胡适把这样的恩情称作“市恩”。设想一下，古代那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背负着怎样的心理压力？自杀的大有人在。而飞黄腾达的呢？说不得又会用婚姻的方式去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抛弃原配。这样的现象也就成了舞台上王宝钏、秦香莲这类苦情戏的素材。 时至今日，尽管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制度上被打破了，但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以及它所培养的心理机制依然存在，而且越是在偏远贫困的地方越是根深蒂固。我想这就是产生凤凰男的社会土壤。就像侯虹斌所言：“他们，不仅继承了贫穷，也继承了长幼尊卑有序的坚固的不平等结构。在城里的父母提供给孩子平等与爱，给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为孩子向上流动创造机会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责任和对报恩的索求。”
这其中产生的极端例子，就是15年不敢跟家里联系，或者是在征婚时提出完全不可理喻的条件。他们的压力可能未必是家人刻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就像小陈的父母，其实一直期盼他回家。这压力来自于一种氛围，基于社会关系和文化的一种氛围，这压力是无形的，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让人难以喘息。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尽管混得不算好，但却仍然愿意留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一方面这里有更多的机遇，也有相对更平等和更自由的空间。而很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那个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压力期盼无时不在的环境里。这就不单单是简单的节假日恐归了，这是一种人生的逃离。 小陈的遭遇，一方面来源于传统的文化结构，一方面则来源于贫穷，这时候的亲情或爱情就不可能如我们所呼吁的那样单纯，因为杂质太多。也是这样的因素塑造了凤凰男的形象，你很难怒其不争，因为他们的确是蛮拼的；你也很难哀其不幸，因为可怜之人当真有可恨之处。 本报评论员 牛角（来源：新文化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