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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飞龙作品★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说”，在《唐宋时代概观》中阐明：“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而且明确指出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早熟的国家”。 日本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1880—1946）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这样赞美宋朝：“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 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1890—1963）对宋朝文明佩服的五体投地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在民众繁荣的同时，诸如历来只在王侯贵族之间流行的年节活动及其他娱乐游戏，也对一般民间开放了。有关这方面的设施也齐备起来。在宋代城市里，瓦子、青楼的发展，讲史、说书等的流行，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都市生活何等豪华，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书均有详细记载。” 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在《东洋的近世》中指出：“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还指出：“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宫崎市定在《中国史》中指出：“中世纪身份制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固定的、沉沦的社会。一旦进入宋代，社会突然打破沉滞而进入生机勃发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号称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罗盘、活字印刷的使用在宋代已经普遍化。在文学经济上呼应古代的复兴，而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已经臻于世界的最高水平。宋代的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中，恐怕与任何地区相比都是能以先进性而自豪的优秀文化。”宫崎市定在《宋元的文化世界第一》中指出：“宋元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稀有的伟大的时代，是民族主义极度昂扬的时代。代之以军事上的萎靡不振，中国人民的意气全部倾注于经济、文化之上，并加以发扬，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石炭与铁》中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 日本科学史界泰斗薮内清（1906—2000）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1919—1998）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指出：“宋钱不只流通于国内，在‘东亚世界’各地也作为其市场圈的通货而流通着，并进而越过南海地区到达非洲沿岸。此事有各地的出土材料可为证明。另一方面，宋朝开始大量印刷书籍，经史等书籍透过商业交易而行销于各地。由于这个王朝的精神文化活动很昌盛，有所谓的宋学或者史学等，所以这些书籍循由这个途径而扩大流传，自不待言。其实，不仅精神文化，如前所述之陶瓷器等优秀的物质文化，也随着商业交易的波纹而传达各地，其技术的传播使辽、高丽及日本的陶瓷器制造日渐发达。宋朝的佛教传至高丽、日本，在日本促进了镰仓的新佛教。南宋的朱子学传至朝鲜，其后成为李朝的国学。镰仓末期传至日本，又成为日本朱子学的基石。经过这些变化，“东亚世界”成为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依然不外是由于中国王朝存在的缘故。” 日本著名华裔日籍文史作家陈舜臣（1924～）在《两宋王朝-奢华帝国的无奈》中写道：“宋都开封的市民，起码较唐都长安的市民幸福许多。因为在长安，每到日落时分就有数百通鼓声响起，城门及城内百十街坊的坊门都被关闭。也就是说，除了小巷胡同以外的街路，夜间都不准行走。宋的开封则没有这样的禁令，街上有不分昼夜营业的饮食店，市民有完全的外出自由。” 日本汉学家、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1930～）在《南宋都城杭州的经济》中指出：“宋代处于中世纪革命期，尤其是处于城市革命期，北宋的首都开封自身，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已属‘新奇’，是容许现实主义的城市了。”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指出：“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与此前一千年时期相比，则全部悬殊天隔，已不可同日而。南宋首都临安府是13—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坡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众所周知，这是无愧世界之冠的特大都市。”斯波义信还写道：”宋代各地的公共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地的士人与富豪，而富人是主要的赞助者。宋代都市化日益发展、金融组织的发达、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促使商业活动活络、贸易勃兴；加上农业生产力与新品种、农技的发展，使得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超越前代，经济稳定成长。” 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沟口雄三（1932～）在《中国的思想》中这样评价宋朝：“在经济上，货币经济大步推进，工商业与城市发达，铁制农具造价低廉、大量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在文化上，这一时代书籍印刷开始普及，11世纪中叶更发明了活版印刷；由于煤与焦炭的普遍使用，制陶业兴盛起来，生产出精美的陶磁器；茶器的普及促进了茶业的发展；还有发射火药的筒型器械的发明、指南针的使用等，在对外活动与知识分子、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多种多样的新变化。” 日本文史作家田中芳树在（1952～）《海啸》中写道：“一直到宋代为止，不论在经济或产业方面都有着飞跃般的进展。谷物总生产量已达到五亿石，茶叶 也有数千万斤。在如此雄厚的家业背景之下，旷山的开发以及国内外贸易之交流亦随着兴盛了起来。全国各地到外都督有都市产生，而城墙之内即使到了夜间，也大 多能够自由通行，人们的生活比起唐代更是自由、富庶。罗盘、火药、印刷术都是世界上最早之发明。虽然边境地带屡次遭到异族之侵犯，但是大体说来国内上下可 谓是一片平和，并且发展成世上最大之文明国度，沉浸在繁华富庶之讴歌声中。” 日本汉学家小岛毅（1962～）《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中写道：“唐代奠定了发展基础的禅宗思想，在宋代开花结果。而且，道教和儒教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分别出现了内丹思想和心性论。这些都与宋代陶瓷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的氛围和高尚的精神性相通。宋代，确实是一个思想与宗教大奔流的时代。不论陶瓷、书籍，还是宗教，唐代以前与宋代以后都相当不同。”“英国科学史研究家李约瑟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这个观点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还发挥着激发汉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而且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活习惯及文化艺术，都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所以宋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颜色。而这个颜色到了日本，其特征就更加鲜明。这个王朝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其实是根植于宋代文化。虽然与汉（‘汉字’、‘汉文’等说法）、唐（‘唐物’、‘唐人’）相比似乎名不见经传，但宋却存在我们（日本人）的内心深处。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是宋代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在的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唯一正统的独占的继承者。宋代文化被日本人吸收改良成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意味着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并不仅限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中国国内，而是广大东亚地区的历史遗产。包括韩国和越南，我们迎来了应该共述广义上的‘中国文化’时期。”小岛毅还特别强调：“认识到宋代的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给后世留下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代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日本著名学者平田茂树与远藤隆俊及冈元司合编的《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写道：“从宋代坊墙制、市制的崩溃，镇市、草市的发达，夜禁的废止可以看出宋代为一个商业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断扩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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