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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古装戏的应该熟悉这样的场景：大臣们面对皇上，三跪九叩之后，除了“山呼万岁”，还一律要奉承曰“天子圣明”。这倒不是戏说，历史的真实就是这个样子。天子果真圣明吗？ 秦代以前国家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秦嬴政开始称皇帝，但天子的称谓仍保留。所谓天子，就是上天之子，除了表明君权神授，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即天子乃顺天意而御民，其正确性无可置疑，故多数朝代君上发布命令必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既然皇帝是按照上天的旨意行事，那就一定不会有错，如果治理国家出了问题，那肯定是错在诸臣，而非朕误天下。虽然也有过一些皇帝在国将不国的时候被逼无奈而下过“罪己诏”，但那不过是推卸责任的惺惺作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忽悠。我们不妨看看崇祯皇帝上吊煤山之前下的那道“罪己诏”：“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是在“罪己”吗？即便“薄德”也还在“匪躬（忠心耿耿，不顾自身）”，“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全因“诸臣之误朕也”，至于“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不过是用善良做包装来博取同情罢了，如果真爱百姓，又如何会将天下治理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变蜂起？ 国家治不好，要么错在大臣，要么时运不济，皇帝是不用担责的，这是奴化教育下的历代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如果一定要说皇帝的错误，那也只能说前朝的皇帝，本朝皇帝无论怎么昏庸，都是圣明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岳飞因含冤风波亭而受到普遍同情，八百多年间从未改变，可宋代以降，几乎众口一词诟病的都是秦桧，而真正的幕后主使高宗却很少受到谴责。 韩非子讲过一个“宋人酤酒”的故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分量很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然贮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者杨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罋（wěng，酒壶）而往酤，而狗迓（迎）而龁（hé，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韩非子由宋人酤酒联想到了治国理政，他说：“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迓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为蔽，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在韩非子看来，正是因为佞臣、权奸蒙蔽、挟持了君主，才使得圣明的君王亲近不了贤明的大臣，从而采纳不到治国的良策。韩非子乃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他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君王圣明”的惯性思维之中。 宋江哨聚梁山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宋江看来，祸国的只是佞臣，殃民的只有贪官，而皇帝乃圣天子，那是万万反不得的。只有完全没有受过儒学熏陶的李逵辈才敢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当王闿运看到清朝气运已尽而劝手握重兵权倾天下的曾国藩问鼎中原的时候，曾氏勃然大怒而将一介狂生逐之门外，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理学宗师曾文正公崇儒尊君的风范。 顽石曾于多篇文章中论及君臣问题（相同的内容不再重复），结论只有一个——君明则臣贤，这是历史的规律，没有哪个朝代有过例外。历史上有过圣明天子，但绝大部分天子都不怎么圣明，而昏庸天子、草包天子似乎更多。 2015.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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