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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洗历史的陈迹:以元代浮梁瓷局为中心(1)

 陶斋333 2015-02-14
磨洗历史的陈迹:以元代浮梁瓷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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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元青花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唐代,在宋代却神奇消失了。宋代瓷器制造各方面均已达到罕见的精致和高妙境界,但唯独没有青花瓷的影子。唐青花的倩影直接越过了漫长的宋朝,在元朝的景德镇出人意外地崭露头角。而且,它一出现就是那样完美和不可思议,似乎整个宋代的湮没无闻,都是在为它的出现而做足准备:元青花象一个神奇之子,受孕于唐代,结胎于宋代,在元代终于从天而降,并且一旦出世,则有惊世之姿。
元青花同万物一样,也是在一定物质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元青花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元代瓷器艺人博取众长,推陈出新。在继承制瓷传统方面,如唐代三彩中对钴蓝的早期探索与运用,唐代长沙窑的釉下铜红釉(直接影响到元瓷另一大宗釉里红或青花釉里红)、宋代磁州窑的黑白装饰技法以及吉州窑釉下彩瓷技艺等,均对元青花瓷器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至于自宋即开始兴盛的景德镇青白或影青瓷器的成功经验,无论是胎土还是釉料的提炼上,均有不可替代的功劳。元青花的成功问世,并非空穴来风。
什么是标准的元青花?答案可能是言人人殊。简而言之,一件标准的元青花,应具备下述几个条件,缺一而非真元青花。第一,元青花是高温(1280度左右)下烧成的二元配方白瓷胎;第二,元青花所用青花钴料是进口苏麻历青料或国产青料(至正型标准元青花则必须是苏料),青料则是由元代具有高超绘画技艺的匠人(不排除有部分从北方而来的优秀画师),在素瓷胎上以中国传统书画技巧手工描绘而成;第三,在入窑前罩上透明釉,以彰显白胎青花之美。素胎(二元配方)成型、以青料(尤其是苏料)在素胎上绘画再罩上透明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一件元青花就问世了。从物质的硬性条件而言,二元配方和进口苏料,是元青花独特的生命标记。
元青花的出现和消失,在中国陶瓷史上,都是一个异数:如前所述,元青花远绍唐代,超越宋代,至元代而大放异彩;可是元以后,这个曾经闻名于世的青花品种又突然再次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元以后的数百年间,再也没有人提起元青花,这真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情!在整个明清的陶瓷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一条关于元青花的正式记载。
在元青花湮没数百年之后,时间到了民国初年,元青花再次惊鸿一瞥:一对上面写有明确纪年款的(大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象耳瓶,在北京古玩市场出现,但是当时中国陶瓷界,没有一个人见过这样的元代青花瓷器,因此异口同声斥之为赝品。后来这对象耳瓶被英国人大维德爵士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并带回了英国,现在仍保留在大维德基金会中。又过了几年,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中国古瓷器学者霍布森(R.L.Hobson)于 1929 年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首次从考古学层面,对这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进行了研究,文章发表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元青花仍然如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无人问津。事情一直到了二十七之后的1956年,元青花突然进入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就在这一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Galleryof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Dr.J.A.Pope)发表了经典陶瓷论文《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波普运用类型学理论,将所有具有云龙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命名为“14世纪青花瓷”——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至正型”元青花!
元青花的发现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陶瓷界来说,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使祖先的智慧之物蒙上灰尘;而使之显露真相、重放异彩的人,竟然是外国人。事实上,这样的令人沮丧的事情还在不断上演:就在今天,还有不少专家因为不了解元青花,而使很多国之珍宝大量流失海外(一些真正的元青花被鉴定为现代工艺品而顺利出关)。
元青花与浮梁瓷局
谈及元青花,不得不从浮梁瓷局说起。
宋元交替之际,宋室南渡,随之形成中国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南北文化大交融,仅就制瓷方面而言,很多北方的制瓷工匠大量流落南方,同时也带来了北方精湛的制瓷技艺,这些南下的工匠,大多汇集于景德镇,并很快使此地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渊薮。
但是由于无止境的开采,至南宋中后期,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原料已告枯竭——较易开采的瓷石表层已经所剩无几了。而留下来的底层瓷石由于风化程度较低,不易开采和研磨,更不宜于直接制瓷。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此时,制瓷工匠在麻仓山发现了另一种奇妙的粘土,后来被称为麻仓土,这为元青花的问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宋元战火尚未停熄之际,元朝统治者便在远离京城的景德镇设立官方制瓷机构——“浮梁瓷局”。何以要在景德镇设此机构,而放弃宋代的多处官窑窑场,可能与景德镇独步天下的制瓷环境资源相关。众所周知,元青花由于器型硕大而采用了“二元配方”法(即上述麻仓土加风化较少的底层瓷土),加之元朝拓疆阔远,纵横四海,与周边及遥远国度展开大规模贸易文化往来,又能将稀有之西亚钴矿囊括手中,在此种情形会之下,元青花已是呼之欲出。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举重兵伐宋,五年之后也就是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灭掉南宋,完成了一统江山的霸业。而浮梁瓷局的设置则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那时南宋王朝还残留着最后一口气。忽必烈此时已是志在必得,并且在遥远的江南一隅,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元朝官吏机构:浮梁瓷局。此中消息颇堪玩味,一来表明忽必烈必胜的信心,二来也表明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元代官设机构,在忽必烈心中,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尚处于征战江山的元世祖,就不会如此急迫了。

浮梁瓷局之谜
这个让忽必烈在戎马倥偬之间亦不能忘怀的浮梁瓷局,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必机构,它真的存在过吗?事实上,除了史料上的相关记载,仍然没有能找到最有力最直接的实物证据,来拨开浮梁瓷局的历史迷雾。
景德镇在元代隶属浮梁县,最早关于浮梁瓷局的史料记载是《元史》卷八八《百官四.将作院》:“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如果仅从这条记录来看,浮梁瓷局当属于将作院下属机构,但将作院的实际设立已经是十五年之后的事情。根据史料推断,在将作院设立之前的十五年,浮梁瓷局的主管单位应是工部(参见《元史.百官一.工部》)。浮梁瓷局的规模有多大呢?根据《元史》卷八二《选举二》记载:“凡将官,至元九年,工部验各管户数,二千户之上至一百户之上,随路管匠官品级(中略),凡一百户之下管匠官资品,受上司札付者,依已充院长。已受宣牌充局使者,比附一百户之上局使资品递降,量作正九资品。”于此可见浮梁瓷局的规模并不大,保守的估计,浮梁瓷局的工匠不越百户,有学者以《元典章》等记载推断,后来可能发展到五百至一千户左右。掌管浮梁瓷局的官员,虽是朝廷钦派,品秩却并不高,是典型的九品芝麻官。后来到了泰定帝时,由于国库日益空虚,干脆中央不派官员,而直接让地方官员饶州路总管代理监管了。
元世祖何以在政权尚未完全握于掌中之时,就匆匆设置浮梁瓷局?除前述原因之外,可能还与元世祖欲举行开国大典的仪式相关。元朝人崇尚白色和蓝色,实际上是对天空的崇拜。
《元史.祭祀一.郊礼上》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礼。衣寇尚质,祭器尚纯。”事实上,即使在今日之内蒙古大草原上,仍然保留着对腾格里(天空)的无限敬畏之心。而浮梁瓷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元朝开国大礼之前,烧造出一批祭祀苍天的纯净瓷器——当我们在数百年之后,抚望元代明媚的青花瓷或润澈晶莹的青白瓷时,内心中依然会涌起对浩瀚苍穹的由衷赞美!
   按照现代学者刘新园先生的推断,元代浮梁瓷局,自至元十五年成立,到至正十二年结束,一共存续了七十四年左右 ,大约相当于一个人的一生,不算长,也不算短。
   从前引文字可以看出,浮梁瓷局,除主要任务是为元代皇家烧造符合蒙古人审美理念的瓷器之外,还有另处一个功能就是: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这三件事情实际上可能就是为一件事情服务,为朝廷制造蒙古人特别喜爱的钹笠帽,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鞑子帽。造成此种一身兼多职的原因何在,估计与下述理由相关:一是因为制造笠帽所需原材料如漆、棕、藤等为南方盛产之物,且质量优良,得地利之便;二则因为浮梁瓷局所造瓷器,每年所需要的特别瓷土(御土)定量和产量均有限,不能满负荷运转,有大量空闲时间做些别的事情——看来元朝政府还是很精打细算的。
浮梁瓷局,既监督生产精美宫廷所需瓷器,还生产元朝统治者偏爱的民族帽子笠帽。帽子和瓷器,两个不搭边儿的东西,竟奇妙地结合一起:制造瓷器是浮梁瓷局的主业,生产帽子是浮梁瓷局的副业。

浮梁瓷局之瓷
浮梁瓷局监督制造瓷器的具体情形,在下述史籍的记载中有所揭示:
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著药处,犹如白粉,甚雅。”同书卷四:“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中略),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人材.仕进.土著》:“堵闰字济川,金坛人。初辟浙西、浙东宪司书吏,历昌化尉、信州路总管府知事,选为江浙行省掾,除从事郎、建州路录事。再调承务郎、饶州路总客府推官。趣召入觐,以母老俾使侍养,特改授镇江等处稻田提举,且赐金帑以宠行。至顺二年(1331)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明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
明万历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书》:“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
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陶政》:“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政为提领。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贡,否则止。”
上述资料显示,泰定年间,是浮梁瓷局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是朝廷每岁差官前往瓷局监督制造瓷器,这之后便改由饶州总管监理制陶之事。据浮梁知州屠济亨写于泰定二年(1325)的《浮梁县志序》及《饶州府志.职官四.名官上》、《紫阳先生东游记》等资料记载,在泰定间作饶州总管的人叫段廷珪,字君璋,清泉人。其品秩为正三品,比朝廷钦差的官员高多了。
浮梁瓷局为元代在景德镇所设置的唯一官窑机构,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它有监理的官员,也有主管单位,有特殊的使命,更有其绝对垄断的原材料——烧造瓷器不可或缺的优质瓷土——御土——也就是麻仓土。这种瓷土的典型特征是洁白如粉,温润雅致。这也成为后世判断元瓷,尤其是元青花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据清人程廷济《浮梁县志》记载,麻仓老坑瓷土,至明万历年间即就开采枯竭矣。
浮梁瓷局具体烧造了哪些瓷类,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从考古发掘浮梁瓷局的窑场遗址来看,在湖田窑和珠山明御厂一带,陆续发现卵白釉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金彩孔雀绿等残器,其中有带“玉”、“枢府”、“太禧”等字样的瓷器标本,此“玉”当指元朝玉宸院,后改为仪凤司,是掌管乐工、供奉、祭飨之事的机构。在浮梁瓷局制瓷业中,对于最能体现元人审美理想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其大宗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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