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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玻璃罩，看天堂鸟起飞 云也退 余生也晚，前一段才读到伊凡·克里玛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方知此书曾在中国读书界有过不小的影响。书中的文章，除了读卡夫卡的两篇心得外，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在的社会有多么黑暗”，另一种是“就算一直黑暗下去，问题也不大”。所谓“布拉格精神”，主要是指一种容忍强权的文化，自知国小民弱，厮斗不过，便藏身于幽默自嘲之中，把万千失落付诸冷冷一笑。 “犬儒”一词在中国是很有分量的，哪个知识分子被称为犬儒，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就是普通人也能掂量出这两个字包含的道德谴责意味。然而在捷克，几个最闪亮的文学人物——卡夫卡、塞弗尔特、昆德拉和赫拉巴尔——名片上都没有“反抗”二字。卡夫卡总结约瑟夫·K的人生教训：“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后半句尤其重要，可以说，昆德拉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在标举这一点，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托马什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以示自己不愿受胁迫的独立态度。反抗的无用性，因为对“非英雄”的颠覆性识别，而带上了洞察力和超脱感，与犬儒的负面意义拉远了。 赫拉巴尔则另有一功，政治暴力在他的笔下是一种醉人的氛围，已经从调情取笑的对象上升到欢乐的来源。《过于喧嚣的孤独》通篇是废品站工人汉嘉的呓语，他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与从各地收缴而来的哲学书结成了友好，进而，他可以和佛陀、苏格拉底、孔子、耶稣、海德格尔对话。牢狱化的生存状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凸显出思想的光辉闪亮，相反，那些伟大的思想也被一同拖下水，到赫拉巴尔最喜欢的小酒馆里，跟他举酒对酌。 这都是“布拉格精神”的体现，然而“精神”二字仍然会误导我们，似乎捷克人不鼓吹反抗，只用心于妥协。事实上，反抗或妥协，追求自由或甘受奴役，都不是他们在意的，至少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必刻意高扬这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之美与醉。爱尔兰小说家约翰·班维尔曾在《布拉格：幽暗城市》中写道，如果熟悉布拉格反复沦陷的历史，就会明白“布拉格之春”真算不上这座城市的伟大时刻，它的重要性远远不及1600年，开普勒和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第谷·布拉赫的握手，前者从后者手中得到了一批宝贵的研究资料，象征着天文学史上的一次权力移交。 克里玛也是一位追求美甚于一切的捷克作家，在他的小说集《一日情人》的封底上，捷克笔会中心主席斯特朗斯基是这样说的：克里玛“近乎孤立无援地在为捷克语的美和纯粹而抗争”。这本书收入了作者在人生的三个时期写下的十二篇作品，如果愿意，也有时间，你可以一口气读完它们，因为每一篇都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贯穿始末的主题也相当单调，你也很难从中文版里看到捷克语的美。你所看到的只是承载“布拉格精神”的又一种信念：爱情带来希望。 在《我的故土》，这篇早期的克里玛小说里，严重的生死大事，不堪忍受的苦难，和唯美纯真、无边无界的爱情始终在交错出现、并置、叠合——不单是爱情，还有饮食起居、舞蹈奏乐、点头寒暄之类日常小事。故事中的“我”是一位少年，两眼仿佛蒙着一层鲜亮的彩翳，看到的任何人间悲欢都虚幻不实，如在童话之中。小说一开头，他就坦白了自己那种超现实的人生观： “我们在丛林中央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母亲显出一副疲惫不堪、久经磨难的神情。父亲一边拽着两只大箱子，一边竭力用微笑打消我们心中的疑虑。弟弟和我也各自提着一只箱子。我们满心好奇，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满心好奇”，兄弟俩完全不知这场举家迁移，是二战结束后东欧政治大变局落到个体头上的命运，但是父亲“竭力用微笑打消我们心中的疑虑”，而“我”真的相信了他的表情。这部小说集里的很多故事都会让深味黑暗、渴望了解冷战时期捷克现实的读者感到费解：为什么有那么多阳光，为什么“我”永远那么乐观？ 因为他待在一群时刻不忘娱乐和喜庆的人之间。这种氛围让他渴望“生活本身”，再大的悲剧也无法压过一个人的当下，而当下是值得享受和庆贺的。一家人很快找到了一所农场住下，周围都是些自来熟的邻居，“我”坐到了一间散发着榅桲树和肥皂味的卧室里，半米高的木床上鼓出了饱满的羽绒被子，在餐厅，有人拿给兄弟柠檬水，各色各样的陌生人进来，像是前来参加一场狂欢派对，“我”埋头读着随身带着的文学名著：高尔基、莫泊桑、司汤达，目光在这些大师描写女人身体和情爱的段落上盘桓流连，依依不去。在一场餐厅闲谈里。一位什捷克巴尔先生谈论起了严酷的现实：干旱，说干旱如果继续下去，国家的情况将比战时更糟。这时，“我”想到的是：“当人们经历了大灾大难之后，当我逐步意识到生存所需是那么少时，为何还有人这么害怕饥饿？” 这个少年，就像《闪电狗》里的那只仓鼠一样，总是隔着玻璃罩在看外界，“我无需分担他们的忧虑，因为在我面前展开的恰恰是无边无垠的自由。”他自由地读书，寻找女孩，而女孩就像雨后困在泥潭里肥硕的鱼儿一样，一找一个准。在这个不知名的、住着很多流亡者的小镇里，少年可以看到的典型景观，是墙这边，瓦莱什先生深陷肺疾之苦，垂垂欲死，墙那边，什捷克巴尔先生已经同酒友们拉起了手风琴，唱起了生活之歌；成年人在酒馆里畅饮，打牌，高谈阔论，女孩子们在幽暗的树林里、清澈的溪河边轻轻地行走，两颊始终驻留着《布拉格之恋》里朱莉娅·比诺什脸上的那种羞怯的粉红，带着几滴惹人怜爱的小雀斑。 坚持活在梦里、没心没肺地过日子的人必将受到惩罚。然而，在克里玛的中期小说——那时冷战渐入佳境，共产主义已彻底改变捷克的面貌与人心——里，《我的故土》里那种纯粹的梦幻感，换了一个形式延续下去，在《天空、地狱、天堂》里，一对年轻男女躲在出租屋中做爱：女子问起男子，同第一个女孩幽会时是在怎样的房间，吃了怎样的食物，是否做了爱，男子有些局促，大概生怕掠了女友的兴致，就用“我不知道，我想是吧”来搪塞。女子却莞尔应道：“不过事情本就该反复重演。” 俯拾皆是、召之即来的爱情，在克里玛小说里“反复重演”，还有些重复的套路堪称直白而笨拙，例如，他经常让“我”在情欲勃发的时候，眼前出现某些幻境：在《真话游戏》里，“我”思念女人时“忽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荒原”，当他在纠结之下来到海边，忽见一条亮晶晶的鱼从海底浮起，化作一只衔着金戒指的天堂鸟，他顿时感到“我所有的恐惧都不是真实的”。不过，中期克里玛小说里，成熟男女对于“反复重演”的性爱的接受，暗示了这是属于一个群体的确信：我们的命运其实就像恋爱和性交一样去了又回，既不光荣，也不耻辱。 《纽约客》杂志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刊登了约瑟夫·魏希伯格的一篇特稿，其中写道，在纳粹军队和斯大林主义的相继奴役之后，布拉格人一朝醒来，忽有今夕何夕之感。某市民对魏希伯格说：“当我在我们的收音机里听到客观的新闻报道，看到电视里措辞出格的讨论，我觉得我还在做梦。” 标准的“布拉格心态”就是这样的：人们盼望着自由，但决不会因感受到一缕清风，就欢呼自由降临了，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历史又“反复重演”了，我族存亡循环的老套之中溅起了又一朵小小的波澜。饮酒，赌博，唱歌，结束一段恋爱，开启另一段恋爱，上床又下床——捷克的过去教会了他们沉浸在周而复始的循环里。《我的故土》里的那位少年特别害怕幻梦破灭，宁愿相信每一天都能看见海浪里飞起的天堂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将幻梦与现实彼此混淆：梦想无法取代现实，也损不了它的一根毫毛。 在共产时代，有许多东西提醒他们，现实将延续下去，无穷无尽，例如收音机，它在克里玛中期的小说里频频出现，男女主角把它开得很大，用以掩盖性行为发出的声响。在《天空、地狱、天堂》的末尾，主人公隔着门听走廊上的脚步声，这时读者才知道，他们是在一家廉价旅馆里私会，顾虑着隔墙有耳，两人凭靠谈话和交欢为自己制造一个玻璃罩，将肃杀的空气，以及收音机制造的声音掩护，即十年如一日送出的内容、尺寸和音量一模一样的话语挡在外边。这声音摧残着人们，而人们又借它来掩盖更严重的罪行——生活在异常的社会制度下，一个人总免不了同它共谋。 我把“布拉格精神”改为“布拉格心态”，好让它看起来客观一点，持这心态的人，在平庸乏味的环境里相拥在平庸乏味的床上。同赫拉巴尔和昆德拉相比，克里玛只能算是一位二流作家，他的文笔常常缺少控制，情节直来直去，写到兴头上，任意涂抹对女性与青春的丰沛热情——这种热情让他本人青春常驻，直到高寿。不过，他确实揭示了捷克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成熟，他们不是单纯的“逆来顺受”，而是始终坚信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易的，人皆脆弱，人人都是受害者。 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地区陷入民族主义战乱，两个德国虽然合二而一，至今心结难解，常常无法共融，只有捷克人开开心心地说：嘿，我们和斯洛伐克分家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解体后的捷克迅速修复自身，几乎没有民间的自我整肃，也没有民主斗士叫嚣要谁谁忏悔；很多年后，昆德拉曾被爆出有过告密丑闻，不过捷克人并未向这位早早跑去法国、并在那里成名的大作家发起道德讨伐。布拉格心态，当让那些惯以大义责人的人们反省，他们都该去读读克里玛，更该读读赫拉巴尔和塞弗尔特。这都是些胸襟宽广的人。在散文忆旧集《世界美如斯》里，一生坎坷的塞弗尔特从未愤怒地谴责任何一个体制内的同行，说他们良心败落，把灵魂卖给魔鬼云云。他感激故乡、人与城市，和所有捷克作家一样，感叹生而与一种美的语言相伴，并用这种语言，向童话一样的小教堂、小书店、小广场、斯拉维亚咖啡馆和紫罗兰盛放的佩特馨山献上赞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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