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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10年11月刊《收藏参考》杂志14-17页 青花起源于唐代巩县窑，这已是无需再争辩的事实。它从产生至消失，一瞬而逝。宋代并未得到发展，青花瓷与崇尚理学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尚玉的审美情趣相悖，并中断至元代中前期。元晚期成熟于景德镇并得到迅猛发展。与唐青花不同的是元青花的制瓷工艺和装饰技巧已有创新，从而开创了我国青花瓷生产的历史新纪元，并成为影响中国瓷器审美和生产的主流。
图1a九江市博物馆1975年购藏的“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盖瓷瓶
图1b九江市博物馆1975年购藏的“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盖瓷瓶
关于元青花瓷的研究文章较常见，但所见附图多为一些辗转复用之件。而实物却并不多见，市场常见的多为伪品，偶见小件器中有真品，但还是赝品绝多。这些赝品多能从制瓷工艺、装饰特点、胎体釉色及钴料发色中看出大概，这方面的鉴别文章亦习见，笔者不拟多谈。 元代早中期有无青花瓷？所谓“延祐型”提法是否科学？1978年杭州发现至元丙子年纪年墓，出土瓷器8件，其中有3件青白瓷观音坐像，在发、眼、眉及服饰突出部位用青料和褐彩描绘，胸部如意头纹蓝色清晰可见，被定为元初物[1]。元代有两个至元丙子年，一为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另为后至元二年（1336年）。立碑人为墓主曾孙明安答儿。明安答儿于皇庆二年（1313年）出征死于钧州，立碑时间应为前至丙子年无疑。且三件青白瓷观音坐像均胎体较薄，中空，后部均有一圆孔，特征与景德镇南宋墓出土青白釉褐彩观音大体相同，而与常见的元代青白釉厚胎贴花观音坐像不同[2]。后证实该观音座像实为西王母像。
图2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座像 张文江《关于一件宋代青花瓷器的探讨》[3]一文将一件出土于基建破坏扰乱层的青花小盂考证为南宋末期青花器，得出南宋末期湖田窑已经能生产较成熟的青花瓷器。其考证依据、比对实物为浙江杭州至元丙子（1276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童子坐像”[4]、江西九江市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5]的云头纹饰相似。其实浙江杭州至元丙子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童子坐像并非前至元丙子（1276年）年，而是后至元丙子（1336年）年，已经学者考证[6]，并得到公认。 关于江西九江市藏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原文称：原系九江旧辖近邻出土，口径9.3、腹径16.3、底径10.3㎝，青花色调蓝中略灰，绘制笔路深浅不一，两笔相交处色块较深，尤其起笔收笔处呈褐色圆珠，这是因为它的呈色原料钴土矿中含有微量红母或锰、铜一类氧化物，当色料堆积时便泛出褐色，它的原料是国产钴料[7]。笔者于2005年底曾在《宋青花瓷辨考》修改稿中首次判定所谓“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属于褐彩，因为该牡丹纹塔式盖罐的烧造火候已较高，但纹饰并无钴料的发色，却是铁着色的褐黑色。根据近年来我国对青花、褐彩认定中所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从外观的发色来判断它是否为钴料。在这类珍稀文物不容稍作破坏测试时，传统眼鉴还是可作为判别依据的[8]。 图3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座像
“延祐器”[9]是吴水存先生于1984年提出，至2006年改称“延祐型” [10]。据吴先生称：纪年墓、纪年铬的“延祐型”青花器仅3处。一为江西九江市博物馆1975年购藏的“延祐六年”（1319年）青花牡丹塔盖瓷瓶（图1），二为1978年浙江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纪年墓出土的3件青花观音座像（图2至3），三为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至元四年”（1338年）铭青花釉里红四神盖罐（图4）。 图4c“至元四年”（1338年）铭青花釉里红四神盖罐
图4b“至元四年”（1338年）铭青花釉里红四神盖罐 至元器不知何时变为“延祐器”了。但所谓“延祐器”，似乎还有一件更早的“延祐元年”青花云龙纹罐（图5）[11]，是不容回避的。
图5“延祐元年”青花云龙纹罐 该青花云龙纹罐1966年出土于江苏金坛县窖藏，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件外底刻有阿拉伯文的纪年银盘，经译为回历714年1月，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12]。若按吴水存所言：“从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盖瓷瓶，至后至元二年青花观音座像，再到后至元四年铭青花釉里红四灵盖罐、楼阁式谷仓（图6），虽然相隔二十年时间，但是，在青花料的使用上没有取得可喜的进展，还处在初创摸索阶段。青花呈色基本上是蓝中略灰，料浓处泛褐色。”[13] 图6a后至元四年铭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
图6b后至元四年铭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
图6c后至元四年铭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 那么“延祐元年”青花云龙纹罐却已非常成功，又作何解？不过，从成熟的青花发色与纹饰看，应是元晚期作品。伴随物虽有回历714年1月铭文，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但并不能代表窖藏的下窖年代，只能代表该银盘的上限年代是1314年，但青花云龙纹罐则是更晚才购置之物，可能已晚至元晚期。因战乱等原因，将所有不便携带的物品埋藏至此。而国家文物局主编的辞书，却说“出土时罐内有一件银器，刻有阿拉伯回历纪年714年（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14]。上海博物馆专家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可参考的较特别的一件与元青花瓷同出的银盘，按照过去有人的推算，回历纪年714年是延祐元年，但实际上是算错了，应该是后至元二年。”[15]经笔者向研究伊斯兰文物的著名学者马文宽请教，证实，回历714年就是延祐元年（1314年）。元代早中期的青花瓷制品，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层关系的目前还未见到。2002～2003年在湖田窑考古发掘中，在元代作坊遗迹中出土了一件“至元卅囗囗”款铭的瓷质工具，至元只有三十一年，那么它的绝对年代为至元卅～卅一年（1293～1294年）间。伴随出土的还有一批青花瓷，其中青花“寿”字青白釉小碗均有元瓷早期特征等基本情况，因此发掘者认为这处元官窑的始烧年代不会晚于元代中期，即14世纪20年代（韩国新安沿船年代）[16]。 伴随出土的青花瓷的年代问题，笔者以为青花“寿”字青白釉小碗根本没有元瓷早期特征，而且时代要晚于“至元卅囗囗”款铭的瓷质工具。瓷质工具只能证明该窑的始烧情况，并不能证明青花瓷的年代，而且不能确定地层年代。因为瓷质工具（未交待何种工具）使用时间较长，也许遗弃已是数十年，而且作坊的地质关系不明朗，故年代关系不能同地层文物年代等同。至正是元惠宗的第三个年号，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元朝使用至正这个年号一共30年,至正30年是公元1369年 而洪武（1368年正月-1398年十二月）是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所以有几年是重的。 目前，对于九江市博物馆的“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到底是青花还是釉下铁褐彩已起争议[17]，张浦生也著文[18]认为：“九江博物馆收藏的延祐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青花塔式盖瓶上的纹饰是用钴料绘画还是以铁着色，尚待考证，我认为有可能是铁绘。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仪器测试。”证明笔者的推测还是有根据的。
图7湖北省博物馆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 据最新资料，所谓九江“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1975年出土于湖北黄梅西池窑厂，出土时应为一对，另一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图7）[19]高42.2、口径9.3、底径10.3㎝，塔式盖，钮为七层塔状，直口，肩部堆贴对称羊首与狮首，盖面绘变形莲纹，肩饰云纹，腹绘牡丹纹，下腹绘仰莲瓣，圈足，灰白胎，施青白釉、开片。该图大而清晰，从该图看，应是铁呈色，积铁处为褐色，决无青花之蓝调。过去判定九江市博物馆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 [20]为景德镇产品。但两件均出土于湖北黄梅，景德镇及其他地域都不见，这是为何？又以前多认为九江市博物馆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为国产钴料[21]，不可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料[22]。但不管是国产钴料或进口钴料，只要烧成温度适合，自然会有蓝色，不可能只是铁褐色。从图7观察，塔式盖上的铁褐色浓厚，器全身纹饰不见一丝青花发色。因此更证明笔者观点有实物依据。最初见到“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彩图时，是在台湾版《美哉陶瓷·5·中国古陶瓷》上，因照片背景是蓝色（后挖去蓝色背景），照片上的纹多少有点灰蓝发黑，但并非实际效果。 上世纪70年代韩国新安沉船中打捞出水陶瓷中，有景德镇元代釉下黑彩小盘十余件，分別绘人物及花卉、动物纹饰。已故的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根据这批出水黑彩实物指出：“由此得知，元代景德镇在烧制青花、釉里红之前，还一度烧制过釉下黑彩装饰品，对于探讨景德镇与吉州窑、磁州窑之间的关系问题，釉下黑彩与釉里红、青花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23]那么，可推知元代晚期烧造青花之前，景德镇烧造过釉下褐彩、黑彩绘饰的瓷器，两件“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正是青花烧造前的褐彩或黑彩瓷器。它与进口钴料、国产钴料无关，只要是钴料，发色一定呈蓝，进口料蓝中泛紫，进口料加国产料蓝中泛灰，用浙青或石青料蓝中泛灰黑或翠蓝色，决不会呈黑色或褐色。 凡有关青花专著和谈青花瓷者，多数会津津乐道地引用九江市博物馆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且多数不明出土地、出土时间，多误为“1980年江西九江元延祐己未年（1319）墓出土一件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24]等，有文虽指出九江市博物馆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出土于湖北黄梅，出土时间却也误为1980年[25]。但对“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的“青花”真实性却无人关注，对青花“延祐型”的科学性也无人质疑。难道就这件像铁褐彩而根本就不像青花的塔式罐能一直左右我们的学术视野吗？一件未经科学测试的所谓“青花塔式罐”（实物更像铁褐彩）对于一个严谨的古陶瓷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不能随便引证的，因此“延祐器”、“延祐型”青花提法是不科学的，至少可以说是不严谨的。小文至此，对于“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笔者也仅是靠非科学的肉眼判辨，虽有以往的种种经验，但还缺少科学检测证明。此观点的提出，仅供研究者参考，最终是非，还寄望于科学无损检测结果。 注释： [1] 杭州市文管会：《本市发现元初瓷观音塑像》，《杭州日报》1979年7月25日三版。 [2] 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年4期。 [3] 张文江：《关于一件宋代青花瓷器的探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4] 杭州市文管会：《杭州发现元初观音塑像》，《杭州日报》1979年7月25日三版。 [5] 九江市博物馆（胡尧夫执笔）：《元代青花牡丹塔盖瓷瓶》，《文物》1981年1期83页。 [6] 沈芯屿：《关于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两点考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7] 九江市博物馆（胡尧夫执笔）：《元代青花牡丹塔盖瓷瓶》，《文物》1981年1期83页。 [8] 欧阳希君：《宋青花瓷辨考》，《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修改稿于2005年11月交《收藏快报》，因故未发表。 [9] 吴水存：《“延祐器”与“至正型产品”纹饰对比初探》，《中国陶瓷》1984年5期。 [10] 吴水存：《元代“延祐型”青花瓷器的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1] 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144页图一五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2] 范凤妹：《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元瓷珍品》，《南方文物》1993年3期72页。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26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3] 吴水存：《元代“延祐型”青花瓷器的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3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等，1995年。 [15] 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的相关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6] 徐长青、余江安：《湖田窑考古新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2期48-59页。 [17] 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的相关问题》，《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8] 张浦生：《关于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1辑15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19] 湖北省博物馆：《古代瓷器——湖北省博物馆藏瓷器选》58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随后有文称：“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1972年出土于湖北黄梅县西池窑厂，出土时为一对，一件藏黄梅县博物馆，另一件被九江市博物馆交换过去（蔡路武：《元牡丹纹塔形盖瓶》，《江汉考古》2007年4期94页及封面。） [20] 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120页图一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21] 彭适凡主编：《美哉陶瓷·5·中国古陶瓷》143页，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4年。 [22] 吴水存：《元代纪年青花瓷器的研究》，《江西文物》1990年2期40-48页。 [23] 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 [24] 马希桂：《中国青花瓷》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5] 廖宝秀：《谈内蒙古出土的几件元代青花》，《故宫文物月刊》（台北）2000年第18卷7期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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