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编史学

东夷人士99999 2015-02-16

展开全文

近代科学起源问题是科学编史学的头号疑难，李约瑟问题是这一问题的子课题。在西方国家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alism）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且常常与雅利安主义、白人至上论等种族主义思潮搅和在一起。二十年前，我读过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作者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对西方有识之士客观的治学精神深为叹服。近日在写作《比较科学史导论》时，看到阿兰·巴拉（Alan Bala）的这本《近代科学诞生时不同文明的对话》（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Birth of Modern Scienc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做出近代科学起源的多元主义诠释，而且建构了一个鉴别跨文化影响的“巴拉标准”，由此李约瑟问题和科学元勘的挑战都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下面译出的是明尼苏达大学哲学系的迪潘维塔·达斯古普塔（Depanwita Dasgupta）为此书所写的书评，发表在《国际科学哲学研究》2008年的第1期，对此书做了简明而公允的评价。

近代科学诞生时不同文明的对话

（美）迪潘维塔·达斯古普塔著孙慕天译

近代科学完全起源于欧洲吗？或者是在不同文化中分别产生的众多思想结合的结果，只不过这种结合是在欧洲实现的？鉴于欧洲中心主义悠久的书写历史——尽管有诸如李约瑟的著作那样的明显例外——这一主张可能被视为匪夷所思，而且肯定会使一些人嗤之以鼻。然而，阿兰·巴拉（Alan Bala）——曾在国立新加坡大学讲授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现在是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却对近代科学起源的棘手问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不合常规的回答。作者告诉我们，本书旨在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异种文化对近代科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摒弃了文明的冲突是两种文化相遇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念。第二个是确定了一条道路，那些特殊的非西方式的贡献催生了近代科学。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揭示近代科学的中国、阿拉伯和印度的根基说明近代科学的复杂世系。巴拉在头四章中提出这一问题，而第五章到第十二章则致力于解决这一任务。在最后两章中，巴拉做出的结论是，近代科学不可能仅仅从希腊人的灵感中产生。不仅希腊人自己根本没有进达于这样一种科学，就是它的两个后继者拜占廷人和阿拉伯人也未能达到这样的地步。相反，近代科学作为人类众多思想结合的一个成果——由于若干历史缘由——突现在一个地理定域：欧洲。于是，在所有近代科学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文化——中国，阿拉伯，印度——之中，只有欧洲接受了这种科学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所有输入信息：从坚持科学理论在物理上即世界之真的阿拉伯思想那里接受了数学实在论，从印度人那里接受了三角学和抽象数学机制，从中国人那里接受了经验机械的外来信息。近代科学因而成为诸多文明对话的产物。

巴拉对话式历史书写的一个直接收益就是使寻求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成为多此一举：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其他文化中发展起来？相反通过揭示了那样一条漫长的路线——发端于过去许多文化和国家的那些思想的循环和迁移，而在欧洲的终极成果中达到顶点，对话式的历史书写使我们看到了所谓近代科学的建构和新的认知成果。

重要的是，一开始就看到本书的主张是什么。我认为巴拉并不是主张20世纪西方科学的主体是依据于与其他文化的对话过程。巴拉支持的是一个远为低调的命题：造成了近代天文学、力学、光学和医学兴起的17世纪欧洲意识转型，有深厚的非西方根源，而且没有这样一些输入信息就不可能以其现在的形式发展起来。因而，根据其相应于下文中所做的说明，巴拉完全无意忽视欧洲人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创造性。相反，该书发现在那些近代初期的思想家身上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善于把大量来自不同文化的元素结合起来，而且还能彻底突破所有这些元素而取得成功。（第180页）虽然没有某种原初的发端思想运动就不会发声，但是它却造就了超出这一发端而创造了崭新认识成果的杰出天才。抛弃欧洲中心主义绝不意味着对初期近代欧洲人有所贬低。

巴拉的对话方式的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是，也反驳了那样一种观念——很多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领域的后现代思想家通常极力主张的——即现代科学和其他朴素的知识系统之间是一种敌对关系。如果近代科学本身是通过诸多系统的对话过程产生的，那么它只有通过再一次从传统知识宝库中获取新的滋养才能成长壮大，反之亦然。但是，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拉的基本主张——近代科学通过众多文化间的对话过程而产生：能为这个观点找到有力的历史证据吗？

一些人一向相信，近代科学是欧洲对其他地球人无可分享的贡献，对这些人来说，读巴拉的书是徒劳无益的。正如李约瑟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写出关于人类思想交往的终极定论性的历史，因为“任何传播的细节都难以察觉”（第42页）。就此而论，这一主张总要根据直接的证据，而推理的链条又要以这样的证据为基础。这样，关于交互影响的任何言说对标准反驳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反驳认为在一种文化中某种思想最初的出现，并不是它对后继的文化发生影响的证据。需要更多的证明。

为提供这样的证明，巴拉提出了一个基本标准：任何时代一种文化中的潜在主题，在该文化通过某种开放的通道与另一种文化接触之后，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历史学家就有理由主张前者影响了后者。如果因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示范而显示出重大意义之后，某种思想仍未被认真对待，那么“我们就有了推定影响的根据”。（第47页）这样一来，巴拉的基本标准就在过分宽泛的跨文化传播假设和过分狭窄的分别独立发现假设之间，划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里重点在于，在两种文化中一种观念的发现不是同时性的，而是观察到一种（或几种）观念中的思想突变，即长期处于潜伏中的观念在与外来的其他文化接触之后突然活跃起来。巴拉声称这就是哥白尼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希腊人已经思考过日心说，但是它受到普遍的反驳，而在欧洲它仍然仅仅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直到印度三角学的数学工具和阿拉伯的物理实在论在欧洲变成有用的东西，对哥白尼关于天文学应该描述物理世界的真实规则的主张来说，日心说才成为现实的选择。

这一主张坚持的基本假定是各种文明及其观念是天然互惠的，而观念的这种传播和循环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正常机制。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基本前提，那么巴拉的基本标准就获得了相当多的历史理据。在近代科学诞生前，欧洲确实笼罩在阿拉伯的影响之下，而且接受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重要信息输入。那些自认不能同意这一基本假设的人不会承认巴拉命题的可信性。但是，他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说明巴拉的基本标准是不合适的。

撇开近代科学多重起源的合理性问题不谈，巴拉是怎样论证促成近代科学诞生的复杂世系的呢？这一点是通过详细阐述某些中心命题而实现的，诸如光学革命是由阿拉伯思想家阿尔－哈金（Alhazen，965-1030）倡导的，以及它对以牛顿光学为终结的广义哥白尼革命的贡献。阿尔－哈金在《光学集锦》（Optical Thesaurus）中综合了古希腊人现存的光学理论，该书直到罗杰尔·培根和伽利略的时代都是光学的标准著作。他的光学理论主张，从外界物体发出的光线以光锥的形式到达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晶体构成这个光锥的顶点，成为它的基本视域。光线从物理客体以直线形式传播到眼晶体而形成的光锥观念，使数学透视学的发展为文艺复兴艺术奠定了基础。精确表现视域第一次成为可能，这导致欧洲的意识转型。而且，阿尔－哈金使用实验方法在实验室里产生光学现象，是对倾向于撇开实验思辨的希腊人的重大突破，从而迈出了走近现代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阿拉伯人对可以精确描述并遵守数学定律的物理实在宇宙的探索，被近代前期的欧洲人所接受并以完备的形式发展起来，他们在很多方面与阿拉伯人有共同的宗教世界观，而与希腊人分道扬镳，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万能的造物主。数学实在论是从阿拉伯思想家继承过来的，并与印度人的抽象数学工具和中国人输入的经验机械信息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被称作近代科学的智力突变。于是，许多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史家所描述的从希腊人的科学到17世纪欧洲人的科学这样一条直线，包含着几个来自不同文化的玩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巴拉从而驳斥了很多科学史家中一个广为流行的论断：阿拉伯人只不过是希腊思想的被动的搬运工，他们把希腊思想传送到欧洲而没有附加任何自己的东西。不错他指出基督教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这使早期译者接受了这种内在论的修辞（immanentist rhetoric），后来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书写的基础。

那么，贯穿14章的论证，巴拉对于近代科学的对话起源最终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吗？正如我上面指出的，这取决于是否愿意接受关于人类知识创造机制的那些预设。因此，人们给出各自的观点，个人的回答人言言殊。但是如果有人趋向于从非欧洲的视角设计近代科学起源的路线，或者想对近代以前的时期科学观念的流转提出新的问题，巴拉的书将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论据和丰富的信息资源。由于本书的缘起与课堂背景有关，它也可以为那些寻找科学知识转移和流布这一主题的合适读物的教师，提供一部优秀的教材。对于一本230页的普通著作来说，这可说是相当不错了。

Arum B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