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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赋宇:勤换大学校长不是好事

 诚实 2015-02-16

张赋宇:勤换大学校长不是好事

北大再换校长。原校长王恩哥任职不足两年即被调离。

北大117年历史,已走过26任校长,校长的平均任期不足4.5年。

哈佛大学1635年创办,至今已经380年历史,至今不过开始第28个校长的任期,校长平均任期接近14年。

耶鲁大学1701年创办,至今刚结束第19任校长任期,校长平均任期16.5年。

而创办于1746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至今也不过是第20任校长的任期。

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两个校长是查尔斯·艾略特和詹姆斯·科南特,艾略特任校长长达40年(1869—1909),科南特也有20年之久(1933—1953)。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任校长长达43年(1902—1945)。

中国数得出来的著名大学校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0年(1917—1926)、蒋梦麟任北大校长15年(1930—1945)。这两位任校长期间,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两段。而清华大学最辉煌的时代,非梅贻琦时代莫属。梅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8年,从1931年直到1948年,其中8年还主持西南联大日常校务。而熊庆来治下的云南大学,也曾是中国名校,熊从1937年—1949年一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

再说一位在美国创造了教育奇迹的华人校长——杨祖佑,他是我的老朋友了,1994年接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迄今已经22年(估计还会继续担任),在他任上,这个规模很小的大学产生了近20个获诺贝尔奖或诺奖级别(菲尔兹奖等)的科学家,包括因为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奖的中村修二。

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年树人”,用现代的话转过来就叫“教育要有长久的打算和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教授和学生都很难有长远的目标。

大学应该重视5年后、10年后、50年后、100年后还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勤换校长与此长期目标是相悖的。社会应该鼓励校长为大学的未来做贡献,而不是仅仅为现在做贡献。一个好的校长,不仅仅要面对大学的今天,更重要的是面对大学的明天,做出明智的选择。


大学的价值应该是超时代、超政治的,和学术价值相似。校长需要独立,就是要独立于急功近利的浮躁。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家,都会为自身考虑,那么,谁来为大学的长期利益考虑呢?


中国为什么走马灯似的换校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学没有独立性,离政治太近,离政府太近,甚至成了政客们的玩偶,因政治的需要或政客的需要可以随时撤换。这样的大学,很难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也很难造就成批的世界级的卓越人才。

政府权力对大学干预,卓越的教育家总是非常警惕。蔡元培深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贻害,当年在就任校长之后,就成立教授评议会,推动“教授治校”,成为中国办好大学的宝贵经验和大学传统。惜乎1949年后,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断裂。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反对政府干预学校事务。其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他认为北大还是半官僚的机构,很多事情受到教育部管制。

另一个事例是,哈佛大学350周年庆典时,邀请里根总统出席,里根想乘机索取一个哈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却遭到了时任校长鲍克的断然拒绝,并把这件“丢人”事透露给新闻界,媒体于是群起揭露“另一位President”(英语中,总统和校长都是“president”)的虚荣。这是哈佛向外部的政治权力显示出拒绝合流的姿态。

如果中国要办好大学,最好管住伸向大学的权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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